我们为什么要保护大熊猫

　　记者◎鲁伊

　　6月10日，是国家林业局预定正式公布第三次全国大熊猫普查结果的时间。始于2000年的这次普查到2001年下半年就已经结束了全部的野外工作。2002年，后期的数据分析也已

免试入学读在职研究生 中国政法大学直读研 同方万元服务器热销中 高薪聘请销售精英！！

完成。然而，调查的最终结果却迟迟未能公布。

　　“在确定下来的时间，我们会开一个很大的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外媒体到场，明明白白告诉大家，中国到底还有多少只大熊猫。”国家林业局宣传处处长厉建祝说，“但在此之前，我们有严格的纪律要求，对大熊猫调查结果不能提前自行报道，更不能将道听途说的东西随意宣扬。”

　　厉建祝的话在全国野生动植物资源调查与监测工作办公室主办的一份工作快讯中得到了证实。这一保密制度不仅在国家林业局内部得到了严格执行。2004年5月15日，当记者坐在陕西省周至县老县城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主任朱建州对面，谈起这个保护区中生活的熊猫种群数量问题时，朱建州也表现出了相当的犹豫。

　　“国家没说，我们不好说啊。你知道，大熊猫是国宝，外国人特别关注。说多了，人家说我们在说谎;说少了，又显得这么多年的保护工作都白做了。所以普查结束是一回事，正式公布结果，那是另外一回事。”

　　第一个愿意对记者估算中国现有大熊猫数量的人是胡锦矗教授。看过夏勒《最后的熊猫》这本书的人，对这个名字应该不会陌生。他是中国最早研究大熊猫的学者之一，用夏勒的话说，是“中国研究大熊猫的第一把交椅”。

　　“1000多，不超过1500只。”“比1974年第一次熊猫普查少，比1986年的第二次多。”

　　因为先前有了在4个熊猫分布密度最大的保护区一路追踪熊猫，但却连熊猫屁股都没见到的经历，加上朱建州的话，记者对熊猫调查的实行方法和由此得出的数据多少有些疑惑。但几乎接触到的所有采访对象都指出，如果从调查方法本身来看，这一次熊猫普查的科学性远胜前两次。

　　“虽然公众可能更看重数字，但对我们来说，具体到印到T恤衫上作为口号的几千几百几十几的数字是没有意义的。”5月18日，载记者前往佛坪的路上，北京大学大熊猫研究保护中心的王大军指着车窗外新建的水坝说，“重要的是，那些不管我们知道的还是不知道的熊猫，它们的生存环境有没有继续恶化，它们是否还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制定的濒危物种等级划分体系，某一物种的种群数量小于2500即是其被列入濒危物种的标准之一。按照这个标准，无论是1000只，1200只，1500只，甚至更多，都没有改变熊猫濒危的现实。

　　同属濒危，也还有不同的情况。“有些动物种群数目一直都很少，但它们并不缺乏在野外繁衍生息的能力。只要没有大的天灾人祸，它们就不会轻易灭绝。”胡锦矗说。但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大熊猫濒危的知识却与生俱来的伴随着许多根深蒂固的误解:比如大熊猫已经走到了进化的尽头，繁殖能力低下的它们是注定要被淘汰的;比如连老天爷都和熊猫过不去，所以会有竹子开花，让他们活活饿死;比如只有通过人工圈养或克隆的方法，才能让熊猫的一点血脉在人类的关怀下延续下去……

　　比误解更可怕的是谎言。在80年代所谓的“竹子开花危机”过去20多年后，我们中的许多人依然不知道，当我们唱着“竹子开花喽喂，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数星星。星星呀星星多美丽，明天的早餐在哪里”，砸破自己的存钱罐给熊猫捐款买食物时，到底是什么让一只只熊猫暗暗地死去？

　　误解与谎言使我们与大熊猫的关系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状态:一边是被闪光灯照亮的国宝和明星，另一边则是对它们真正生存状态的极度无知。大熊猫成了一个奢侈的话题，因为在许多人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把那么多的钱和关注投给一种注定要被淘汰的动物显得不知人间疾苦。令人悲哀的是，一些做法加重了人们这种关于“奢侈”的曲解。

　　在生态学中，熊猫是所谓的指标动物。在1000只野生大熊猫生活的地方，可能同时生活着1000只金丝猴、1000只羚牛、1000条娃娃鱼，还有华南虎、豹子、金雕、麝鹿、麂子、金鸡、红腹锦鸡……它们共同生存的地方，不仅是全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森林，也是生活在长江和黄河流域数亿人的天然屏障。保护最后这1000多只野生大熊猫，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而这个工作，是不是真的需要成千上亿的投资？

　　在被称为“大熊猫继续生存的最后希望”的秦岭，一些人用他们的工作告诉我们，问题或许还有另一种答案。

　　“这条路上的花熊(注:当地人对熊猫的称呼)向来特别多。我十几岁时候从这条路上走，运气好时一天能看见好几只。”

　　——李润清，周至县厚畛子镇老县城村

　　我长时间注视着这只离我只有10厘米的大熊猫。

　　它在心无旁骛地吃着竹笋。和吃竹子时不太一样，它站着，上身前倾，两只前爪灵活地拨动地上的竹笋，低头嗅嗅，再拨两下，仿佛在寻找最鲜嫩的地方。然后它屁股一扭，斜斜地坐在一个轮胎圈上，捧起竹笋，剥开笋壳，开始咔嚓咔嚓的大嚼起来。它吃得很高兴，从那快乐安逸的样子上，看不出任何对周围环境的不满——虽然它关在一个仅有几十平方米的铁笼子里。

　　这只关在卧龙自然保护区大熊猫研究中心，被冠以认养它的某家通信公司之名的熊猫几乎在一瞬间扭转了我对这种动物十几年的印象。如果不是同行者的坚持，我压根就没想过要来看这种记忆中一天到晚睡在铁笼角落的懒家伙一眼。就是这一眼，让我被它的可爱彻底迷住，进而激起进一步了解它们的冲动。一个月后，我走在了贯穿秦岭的傥骆古道上。

　　“歇好了吗？可以走了吧？”李润清，我的向导，不停地催促，“到华阳还有100多里路，不快走天就黑了。晚上山里野猪羚牛最多，麻烦得很。”我看看表，11点40。早上6点起床吃饭，7点从老县城自然保护区中心站动身上山，走了近4小时，40里吊沟堪堪将尽，海拔两千多米的财神岭已然在望。翻过这道梁，我们就从太白山自然保护区的边缘地带进入了老县城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

　　5月15日，从北京首都机场坐最早一班飞机，抵西安咸阳机场，然后搭世界自然基金会西安办事处刘晓海的车，经西宝高速公路，在周至县与老县城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主任朱建州会合，一同沿108国道行至厚畛子林场水苑山庄。次日溯西安水源黑河而上，直至厚畛子镇。因为正在修路，汽车到这里不能再前行，只有步行绕过修路段，再搭一辆很明显已过报废年限的面的，沿险峻的山路过秦岭界(以此为界，北为黄河，南是长江)，一路停停走走，不住地检修水箱和各处线路，终于在5月16日午后到了佛坪老县城。

　　西安外国语大学毕业的刘晓海是个讲故事的高手，说起老县城的旧事如数家珍。

　　“清道光五年，佛坪厅的县衙所在地设在这里。当时，这儿既是厅城，又是通往汉中的傥骆古道上的驿站，最兴盛时候，人口有两万多。别的地方县官是七品官，这里县令是五品官。为什么大了两级？太偏僻了，跟世外桃源一样，官小没人愿意来。”

　　据说，当时来佛坪老县城上任的县官，都必须乔装打扮成乞丐，方可保得一路平安。民国初年，一个县长到任后不久即被匪徒所杀。他的继任就职，人还未到县城，便也遭了盗匪毒手。先后两任县长被杀，使得县城迁往袁家庄，老县城的居民数量也就逐渐减少，现在只剩下31户。

　　老县城是我国保存得最为完好的清代厅城遗址，石头砌的城墙、城门、文庙、城隍庙和监狱的遗迹在玉米和洋芋田间还历历可见。

　　老县城历史久远，却还古不过记者5月17日走过的山路。从老县城自然保护区中心站出门一直向西北，过慈善桥、四郎泉，沿着宽不逾尺的小径上山，翻过财神岭和兴隆岭，经大坪下至华阳，这便是大名鼎鼎的傥骆古道。历史记载，三国时期，这条连接汉中和关中最近便的道路便发挥过重要的军事作用。唐时此道更加著名，唐德宗为避朱 叛军、唐僖宗为避黄巢起义军，先后都曾经此道逃往汉中。而秦岭南北的特产，也借此得以交换。直到宋明之后，古道才因过于险僻而遭荒弃。

　　走这条路，并不是为发思古之幽情。“北接太白山，西连周至，南邻佛坪，西南至长青，”老县城保护区中心站的辛志强站长的手指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最后回到中心。1993年成立的老县城县级自然保护区(前不久刚刚升为省级)就位于这4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合围的中心。刘晓海介绍，全国第三次大熊猫普查时，在这个保护区中仅直观就发现了33只大熊猫。而傥骆古道是熊猫普查的样线之一，也是中心站巡护人员日常的一条巡护路线。除了老县城自然保护区，它还穿过太白山自然保护区和长青自然保护区，在一路中，三个自然保护区不同的自然状况和保护现状一目了然。

　　不巧的是，记者赶到中心站的前一天，所有巡护队员都随在这里做本底调查的中科院动物所研究人员上山去了，连一顶帐篷也没留下。“两个法子，你选，”朱建州主任说，“跟我们原路返回厚畛子，或者帮你找个向导，100多里山路，一天赶到华阳。”

　　从40里吊沟直到下财神岭，路两旁的植物种类极为丰富，高大的阔叶林间，杂生着密密麻麻的松花竹，便是熊猫取之不尽的食粮。李润清说，这边的森林保护得好，几十年来没怎么被破坏过。身在其中时不觉得，等走到满是引进外来树种营造的人工次生林的长青保护区，就立时分出高下来。

　　林子里很静，显得鸟声和山溪格外之响。季节不对，熊猫都跑到了海拔2000米以上的山梁单独活动，遇到的可能性不大。一路上都有非常新鲜的羚牛脚印和痕迹相伴，本来以为会先遇上羚牛，但没想到竟会是金丝猴。正是阳光极其灿烂的午后，我和老李猫着腰在竹丛里穿行，他忽然停下来，侧耳倾听。

　　“听到了吗？是金丝猴在闹。”

　　那是一种尖锐而快速的声音，山里人把它比成泼妇骂街，倒也形象。我们循着声音蹑手蹑脚地走去，穿过一片密不透风的箭竹，十几只金丝猴就在距我不到十米的树上跳来跳去。转眼之间，这一群猴子就窜到了几百米外，只有一只，高高踞坐在一棵栎树上，以一种嘲弄的姿态晃动它长长的大尾巴。

　　见到金丝猴只是这一天幸运的开始。晚上12点，在长青自然保护区华阳站帮助下终于赶到华阳镇，除了大熊猫，羚牛、金丝猴、红腹锦鸡都见到了。

　　“有些人动不动就说人工圈养的目的是待其学会自行谋生技能后放回自然，可就算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们把它们放到哪儿呢？天下之大，还有多少大熊猫可以容身之处？”

　　——王大军，北京大学大熊猫研究保护中心

　　在北京的时候，记者就与王大军约好5月18日在洋县会面。曾经在长青自然保护区做了十多年熊猫研究的王大军最近在四川唐家河做一个培训项目，正好这段时间因事返京。洋县见面后，他开车顺便把我带到佛坪自然保护区。

　　与王大军接触，缘自他的一篇论文:《岷山大熊猫栖息地的空间分析》。这篇论文中，王大军指出，偷猎、食物资源短缺、遗传因素虽然也会对熊猫的种群数量造成影响，但熊猫栖息地的退化和丧失，才是将熊猫逼入绝境的根本原因。

　　“大熊猫的栖息地正在变得越来越少，而且一片片互不相连，人为地隔绝了种群交换的可能性。”王大军说，“一只只熊猫困守在相互隔绝的山头上，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种群的衰退甚至灭绝。”

　　这个观点开始时让记者有些疑惑。此前在北京召开的中国自然保护区共管研讨会上，国家林业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张蕾曾对记者介绍，从90年代末期，中国自然保护区的数量呈级数增加，仅云南，目前就已经有大大小小162个自然保护区。“恨不得连几里地才长一棵的铁树也划个保护区保护起来。”在中国最早进行自然保护区与社区共管研究的北京林业大学教授温亚利说。张蕾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数字:中国的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4%，而美国只有7%。在会上，许多学者指出，保护区数目的快速增加和保护区越划越大的势头实际上已经构成了新的问题和矛盾，直接影响到了保护区对生物的有效保护。

　　“你说的保护区面积增加和我说的熊猫栖息地的减少并不是一回事，两者之间也没有矛盾之处。”王大军说，“所谓保护区，只是野生动物栖息地受到保护的那一部分，但还有许多地方是没有保护到的。就是在这些地方，破坏的速度是惊人的。”

　　“我们现在说有大熊猫分布的六大山系——秦岭、岷山、邛崃山、大相岭、小相岭、凉山——最早的时候都彼此相连，形成一个整体。岷山山系面积最大，分布于其中的熊猫数量也最多。”胡锦矗说。

　　然而，通过野外调查和卫星图片及其他数据资料，王大军发现，现在岷山山系的大熊猫栖息地已经被人类活动割裂为或大或小的9块:若尔盖、九寨沟、白河、王朗、唐家河、千佛山、九鼎山、小寨子-片口和虎牙。在这个山系，77%的栖息地边界受到了人类活动的干扰，许多以往的种群交换已经无法再继续进行。

　　公路是导致岷山山系熊猫栖息地破碎化的主要原因。从最早的国道，到现在为开发旅游业而扩建的一条条高等级公路，大熊猫栖息地像小时玩过的划地猜拳游戏，一点点地被切成破碎不堪的小块。

　　“单纯是公路也不会造成破碎化，我们曾经观察到熊猫在夜间穿行公路的现象。问题是公路一通，与之相随的便是人流涌入。人一多，熊猫就不再来了。”

　　王朗和唐家河两个熊猫栖息地原本连在一起，虽然中间有公路分割，但直到1996年，在路边仍能看到大熊猫的粪便。随着九环线(环九寨沟的一条旅游线路)的不断改造，柏油路面和水泥路面铺好后，就再也没有发现过熊猫的痕迹。

　　公路建设和旅游业对熊猫栖息地影响最大的是九寨沟。九寨沟的解说员在陪同游客经过熊猫海时，总是绘声绘色地说，从前这里常有熊猫下来饮水，直到80年代竹子开花，野生熊猫才集体迁徙到别的地方，不再光顾此地。但不止一位大熊猫研究专家对我指出，旅游才是让九寨沟熊猫绝迹的真正原因。这几乎是明摆着的事实:4月初，记者到九寨沟的时候，日则沟一线正在开山修路。这条路建成后，游览车将可以直接从公园门口开上剑岩。开山凿石的声音在空旷的山谷里极为刺耳。就算竹子没有开花，熊猫又怎么会在这样的地方生活呢？

　　“第三次熊猫普查，在九寨沟只找到了几块陈旧的熊猫粪便。”胡锦矗在接受采访时谨慎地选择着自己的措辞。另一位研究者则直截了当:“什么找到的？就是为了做样子从附近别的熊猫栖息地‘借调’来的。到现场一看就知道是在说谎，周围的竹子连熊猫咬过的牙印都没留下一个，你说天下哪有只拉不吃的熊猫？”

　　与九寨沟情况类似的是大小相岭。因为川藏公路和川滇公路的切割，加上大渡河一带的开垦，大小相岭的熊猫栖息地破碎化程度，已经严重到对熊猫未来向来乐观的胡锦矗都连连说“不看好，不看好”。

　　与四川不同，秦岭大熊猫栖息地自发现后，一直被熊猫研究者寄予厚望。

　　“岷山的土壤，握一把，一半是砂砾。一旦山上的植被受到破坏，再要恢复就相当困难。”王大军说，“你再看看秦岭的山。”他手指之处，一片片全是砍伐后重又长起的次生林。“你从傥骆古道过来，经过长青自然保护区废弃的林场了吧？当年我们眼睁睁看着那些山被砍成了秃山。可不到十年，杨树、桦树这些先生树种就又长到十几米高了，林下的灌木和乔木也有了模样。就是秦岭这惊人的自我恢复能力，让我们对它成为大熊猫最后的自然庇护所充满希望。”

　　秦岭独特的自然环境是构建大熊猫自然庇护所的重要因素。“东西走向的高大山梁成为天然屏障，阻挡了北方的寒流;适宜的山地寒温带气候，造就了良好的森林—竹林生态系统;海拔1350米是农业生态系统的上限，限制了人类在中高山地区永久居住，从而保留了大熊猫最后的栖息地。”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继续生存的机会》一书如是说。

　　但是，王大军的乐观中仍有隐忧。

　　“你听说过娇娇的故事吗？”

　　娇娇是潘文石和他的学生们在长青跟踪观察了十多年的一只雌性大熊猫。“不夸张地说，娇娇可能是中国被研究得最透的一只野生大熊猫。”王大军说。1989年，研究人员为娇娇戴上无线电颈圈，并在此后持续观测它发情、交配、产仔的各个过程。根据这些跟踪数据，研究人员发现，在14岁的时候，娇娇已经生下了5个孩子，有了2到4个孙子。

　　在卧龙保护区找到成功繁殖大熊猫的方法之前，从1936年纽约Bronx动物园首次饲养大熊猫起，到1963年首只人工繁殖的大熊猫诞生在北京动物园，27年中全世界动物园里的59只大熊猫从未进行过一次成功的繁殖。此后，一些研究又声称，发情期雌性熊猫卵泡闭锁，雄性大熊猫精液稀少缺乏性欲，都是熊猫繁殖能力低下将被淘汰的表现。但娇娇的例子却粉碎了这些谬传。大熊猫研究者们进而发现，在野生种群中，由于存在竞争和选择机制，熊猫的生殖能力远远强过圈养的熊猫。只要没有人类破坏，它们就能遵循几百万年来的生存法则继续繁衍生息下去。

　　“但你知道娇娇的结局吗？现在的娇娇被关在楼观台人工繁殖中心的笼子里。在我们的研究小组撤离长青后，保护区里的人偶然发现了娇娇和它的孩子。大熊猫发现外敌侵犯后，通常的反应是熊猫幼仔上树，大熊猫逃走。追不上逃走的娇娇，保护区的人就把树砍断，把娇娇的孩子捉起来，然后埋伏在原地，等娇娇回来找孩子的时候再捉住它。这种让人不相信出自保护区人手下的事，居然在许多媒体上被宣传成救助大熊猫的先进事迹。我看，娇娇这一生恐怕要终老于铁笼之中了……”

　　“给我相当于他们(某自然保护区)1/10的经费搞研究，我至少能再做出10条样线来，把佛保做成全国大熊猫监测最完善的保护区。”

　　——雍严格，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走，上山找熊猫去！”

　　早上8点半，用步话机和管理局中心联络过后，佛坪保护区三官庙保护站站长何祥博招呼上我、站里的另一位巡护员白林生，还有陪记者上山的佛保管理局保护科科长党高弟，开始今天的巡护。

　　这段时间，佛坪的大熊猫结束交配，都分散到山梁上“打游击”去了，倒是不太受欢迎的黑熊频频出没。小何说，现在的黑子多是“带仔仔的”。这种身边带着小熊的黑熊最凶，“看见人就跟你拼命”，遇上只有望风而逃的份儿。“独牛(落单的羚牛，多数是交配中的失败者或年老体弱有病者)、野猪、带仔仔的黑熊，还有毒蛇，最危险不过，”人称老白的白林生总结说。

　　出于安全上的考虑，小何选了一条比较近的巡护路线，并且一再叮嘱记者“走在我们中间，多加小心”。还是在老县城的时候，老县城保护区中心站的郝鹏虎曾教给我若干上山自我保护秘诀:3个人一起走，打头的人容易被野猪和羚牛袭击，最末的人爱被蛇咬，所以走在中间最安全。走路时一定注意向前看，远远看见有野兽就不要动了，它们闻到你的气味自己会走开。

　　山上的危险并不只来自野兽。从凉风垭下到三官庙保护站的当天下午，党高弟带记者去拜谒曾周墓。1985年，在导师潘文石的带领下到秦岭南坡寻找大熊猫踪迹时，年仅21岁的曾周不幸坠崖牺牲。除了陡坡，路上开路竹刀劈出的竹签也是危险的来源。记者在火地坝西侧的陡坡上一脚没踏实，摔了一交，正坐在上面。幸好穿的裤子结实，只留下一块淤青而已。前一阵在这里拍摄大熊猫的日本NHK工作人员据说就没这么幸运，有人生生被竹签在屁股上刺穿了两个大洞。

　　走过号称“每块石头下都藏着一条蛇”的“蛇道”，往火地坝走不多久，我们一行四人就弃路上山，改走“猫道”——只有熊猫和野兽走过的兽路。党高弟指给我看一棵树上绑着的红毛线。

　　“巡护员每季度沿样线进行一次监测，走过的地方就绑上一根毛线，不同时期毛线的颜色都不一样。”党高弟说，“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看毛线，就知道巡护员有没有完成监测任务，二是在山上迷路了，找到毛线就知道离大路不远了。”

　　如果是几天前，坐在北京的办公室里，我多半会嘲笑这样的手段太过落后。但一个保护区一个保护区地走下来之后，我突然明白了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首席代表郝克明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在中国，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在承担着环境保护的重担。

　　郝克明所指的，是那些世代居住在保护区里的群众，尤其是西南和西北的少数民族群众。在保护区和保护站工作的人，他们的艰苦，也是住在城市里的人难以想象的。

　　我在老县城自然保护区被上了第一课。手机没有信号不用说，固定电话也是付诸阙如;村里的电是由村北一台60年代的水力发电机供给的，每晚7点才能供给一点极不稳定的电，而保护区中心站甚至连电都没有。取的是山上的溪水，不久前一家意大利公司刚刚捐赠了一台太阳能热水器，才解决了中心站职工和研究人员的洗澡问题……在我到过的所有的保护站，上山时带的干粮不过是馒头、饼子，奢侈点的加上个鸡蛋，甚至连咸菜都没有。

　　在三官庙保护站，站上的人每天都要牵着马来回走近50里山路，从山外把粮食、蔬菜和日用品运到保护站，再把保护站的垃圾运到山外。“我们最怕有当官的来，”小何皱着眉说，“旅游的和做研究的都知道爱护环境，只有当官的来视察，沿途都是矿泉水瓶子、烟盒、饼干袋。”

　　“看，这就是熊猫产仔的2号洞。”爬到火地坝梁上，小何指着一个狭长的石洞让我看，“前年还有熊猫在这里产仔呢。”这个洞口外表十分隐蔽，但里面据说却宽敞得很。近几年来，都有熊猫在此产仔。

　　“秦岭大熊猫每年3到4月发情交配，如果成功怀孕，母熊猫一般会在8月中旬到8月末产仔。”佛坪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雍严格说。这个前一阵刚刚上了“东方之子”的熊猫专家不太爱说话，只有谈起熊猫，才会变得眉飞色舞。

　　大熊猫的幼仔体形出名的娇小，还不到母体质量的1/900。为了让柔弱的幼仔度过最危险的阶段，大熊猫特化出一种独特的育婴方式。“母熊猫绝对是模范母亲，在幼仔出生的5天内，它能不吃不喝，寸步不离产仔的洞穴，把小熊猫一直抱在怀里。直到幼仔长到半个月大，母熊猫才会出洞觅食。”

　　从2号洞出来，一回身却不见了老白。“他肯定发现什么了。”小何说，“老白找熊猫最拿手。”果不其然，山下浓密的竹林里传出老白的声音，“有熊猫刚刚在这儿吃过竹笋。”

　　在保护区工作的人，寻找动物的痕迹都有一套。雍严格对当年在卧龙和夏勒一道工作的情形津津乐道:“他给熊猫戴上颈圈，然后根据无线电信号追踪。我就凭着熊猫的脚印和痕迹找。往往我赶到一个有熊猫的地方，发现夏勒博士就在那儿，或是我追踪到了一头熊猫，没过多久他也来了。对于这一点，夏勒博士特别高兴。”

　　雍严格教了我几招找熊猫的窍门:“熊猫上山下山都是斜着走的，摸清它要去的方向，加快脚步走直线赶在前面，过不了多久，就能看见它晃着屁股忽悠忽悠地走过来。”“吃饱了的熊猫回到沟底喝水，喝完了水，它往往并不原路返回，还要沿着溪流向上游走一段。追踪到水边突然发现熊猫人间蒸发了？赶快往上走走，多半就能看见一头熊猫睡倒在地，这叫熊猫醉水。”“看吃过的竹子，也有门道。熊猫、黑熊、野猪、竹鼠全都吃竹子。可熊猫吃得比较文明，先剥开外皮，再一口一口地咬。黑熊和野猪就完全是乱吃一气了。”

　　这些窍门听来简单，到了野外就全不是那么回事了。老白随手一指路边，“熊猫的脚印，两天前下雨时从这里走过留下的。”我趴在地下看了半天，却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在海拔1660米和1750米的李家沟阳坡，分别发现了3团和10团新鲜的熊猫粪便。小何拿出GPS定位仪，开始按上面显示的数据填写“野外日常巡护数据收集表”。每次发现的野生动物痕迹都会被一一记录在案。在佛坪，这样的工作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根据统计数据，佛坪的大熊猫分布密度约为1.5平方公里有一只，是所有自然保护区中熊猫分布密度最高的地区。

　　“最大的困难还是经费。”雍严格说。很难相信，在这个如此著名的自然保护区，每年的研究经费竟要靠东挪西凑才能勉强支持。5月21日，送记者离开佛坪之前，雍严格接到一通来自国家林业局的电话。放下电话，老雍喜上眉梢，“国家林业局说要在佛坪搞个项目，今年不用为科研经费发愁啦”。

　　“根据我们这么多年来对野生大熊猫的研究结果，从它的遗传特性来看，如果不考虑天灾人祸的因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大熊猫应该都不会灭绝。”

　　——胡锦矗，四川师范大学

　　“我很佩服胡锦矗对田野工作的投入。我在中国遇到的生物学家，大多年满59岁即在心理上宣告退休，一心一意保护既得的地位，避免被年轻人夺走，尽量不引人注目，等着领退休金。胡锦矗是个令人惊喜的例外。”

　　乔治·夏勒(George Schaller)在《最后的熊猫》里对胡锦矗的评价绝非溢美之词。参访这位著名的生物学家是件让人愉快的事。不需预约，不用准备，谈起大熊猫的情况，胡锦矗如数家珍，实事求是，让人信服。

　　“熊猫的研究是一件复杂的事，各山系、各个保护区都有自己不同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岷山山系，现在的问题主要是栖息地的破碎化，但在邛崃山系，盗伐和盗猎的情况就显得更严重一点。大相岭和小相岭两个山系彼此隔离，其中的保护区面积都很小，而且又互相隔离。两个山系现在的熊猫种群数量都在20到30只之间，种群的动态呈现下降趋势，是六大山系中最危险的两个山系，前途渺茫得很。最南边的凉山，那里的100多只大熊猫种群也呈现出衰退趋势，虽不如大小相岭严重，但也需要重视。总体来看，现在中部和北部的几个熊猫栖息地，熊猫种群都呈现稳中有升的趋势。所以我说，只要没有天灾人祸，熊猫继续生存下去还是有希望的。”

　　胡锦矗反复提起“天灾人祸”，显得意味深长。天灾是什么？虽然80年代竹子开花曾被炒作为“天亡熊猫”的证据，但在研究者看来，除了80年代平武地区的大地震，熊猫面临的其他生存威胁其实都可以用人祸来解释。

　　“轰动一时的竹子开花，真相是只有平武地区的一些熊猫被饿死，而熊猫饿死的主要原因是人为因素导致的该地区竹子品种单一。在绝大多数熊猫保护区，都至少长有两种以上的竹子，即使一种开花，熊猫也不愁粮食匮乏。秦岭的竹子也有开花的迹象，但并没有对这里的熊猫种群造成什么影响。”雍严格说。

　　私下里，一些研究人员把诸如竹子开花此类的宣传称为“到现场看一眼就能揭穿的谎言”，但为什么可以持续十几二十年而不为公众所知？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采访对象在被问及此问题时，反问道:“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卧龙为什么会成为自然保护区中的‘大寨’？”

　　“我虽然也不赞成以人工繁殖替代野生熊猫保护，但问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80年代，在平武地区曾捕捉了一百多只野生大熊猫，输送到各国各地的动物园。现在人工繁殖成功了，就没有再在野外捕捉大熊猫，等于缓解了野外的压力，也可以说是一件好事。”胡锦矗说。

　　如果说“卧龙问题”还只是保护观上的差异，秦岭日益严重的“日本落叶松问题”却是关系到保护区现在和未来的大事。

　　“日本落叶松要从90年代森工企业的森林采伐政策的转变说起。”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刘晓海说，“最初时候，秦岭的林业系统长期采取采育择伐的方式。哪些树能伐，哪些树不能伐，都会有一个全盘的规划。”

　　根据择伐的政策，山梁上的树不能伐，母树不能伐，幼树不能伐，采伐后的林下要清理干净，以便新的林木得到再生。然而，到了90年代，这种科学的择伐政策却被新的森工二次营林计划所取代，“所谓森工二次营林，林业上的术语叫皆伐。不分成树幼树，不分种类，一律伐光。然后再栽种引进的速生丰产林，如日本落叶松或华北落叶松。”

　　“多年以后再回头看，日本落叶松的引入可谓秦岭生态系统的一大灾难。”党高弟说，“你看它的林下，简直寸草不生。积存的落叶十几年都不腐烂，别的物种种子不能落地，逐渐死得精光。自身繁殖能力又强，极具侵略性，简直就是天然隔离大熊猫活动领地的壁垒。”

　　2003年春，佛坪保护区内的村民在退耕还林的过程中引进了300亩日本落叶松。没过多久，它对生物多样性的有害影响就显示出来。世界自然基金会不得不与佛坪保护区联手，拔去新栽的日本落叶松，改种当地人称“枣皮”的山茱萸。然而，在与佛坪紧邻的长青保护区，几年前大规模栽种的日本落叶松已成气候，很可能借风或鸟的传播，蔓延到其他保护区中。怎么解决？还没有人想出合适的办法。

　　“最要命的是，就在现在的新闻宣传里，日本落叶松仍在被大力提倡，用作退耕还林的理想树种。”刘晓海说。从生态学上看，当一种外来物种在生态系统中逐渐压制异己，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时，这个生态系统就变得极不稳定。一旦有某种特定的病虫害发生，整个生态系统都面临着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