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济南6月4日电（记者丁锡国）“他才15岁，脸上带着稚气，但眼神非常冷漠。”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儿童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委员翟静，清楚地记得济南市那位初二学生走进她的门诊时的情形。
少年是在爷爷的劝说下来找这位心理问题专家咨询的。那位70多岁的老人焦急地向翟静求救：“快救救我的孙子吧！他父母离了婚，谁也不要他，只好我收养他。他不上学，白
天在家睡觉，夜里打拳。我批评他，他拿菜刀要和我拼。”
“我看得出，那个孩子的经历一定很苦，他得到的爱太少。” 翟静说。在她面前，那位少年第一次敞开封闭了15年的心扉——
“我母亲性格开朗，愿意交朋友，父亲守旧，他俩性格不合。从我记事起，他们一回家就打仗，无心照顾我。小时候，父亲经常打我。”
“我是在父母的吵架声中长大的。6岁时，父母离了婚，我被判给母亲，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父亲的面。母亲不顺心时常常打我。上小学一年级时，我上课不注意听，做小动作，老师不喜欢我，把我安排在第一排，自己坐一个位子，同学也不愿意和我玩。由于我上课不认真听讲，老师常把我母亲叫到学校，回到家后我就会遭一顿痛打。每次放学回家，母亲总把我锁在家中。我感到孤独、苦闷。二年级时，学校高年级的学生教我偷自行车，我感到好玩，从那以后我学会了偷自行车；有时偷母亲的钱，与同学一起打电子游戏机。”
“上四年级时，班主任对我好。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她很体贴我，关心我。我下决心改正我的坏毛病，学习成绩也好了。但五年级时换了班主任，我又被嘲笑、挖苦，同学也笑话我没有爸爸，从此我又与以前一样，不愿上学，偷家里的钱，和比我年龄大的同学一起玩游戏机，学习成绩也不好了。六年级时，有次母亲错怪了我还打了我，我无奈拿起了菜刀自卫。我从心里并不想伤害母亲，但她不理解我，把我送进了精神病院，从此也不再要我了。”
“后来，爷爷把我接回家，后续的奶奶为了我的事和爷爷闹起了分居。爷爷为了我，拿出了积蓄送我到寄宿学校读初中。但那个学校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班上的男同学教我吸烟、喝白酒，他们还让我回家偷钱。老师对有钱人家的孩子好，瞧不起我。有一次，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嘲笑我进过精神病院，我实在无法忍受，踢了老师一脚。我被带进校长办公室，我害怕得不敢说话，浑身出冷汗。最后，爷爷只好把我接了出来，我再也不愿意上学了。”
“我愿意一个人独来独往。我变得孤独、冷酷，哪个亲人死了我也不伤心。我喜欢杀生，见到蚂蚁我就要弄死它。想起以往的经历，我就心烦，想发脾气，想报复。我发誓，今后我永远也不想见到父母了……”
翟静说，孩子的问题，就是教育的问题。“问题学生”的出现，意味着教育的失败，其中，既有家庭、社会的责任，也有学校的责任。这份心理档案，值得各方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