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吴建红仍然在失学，他已经到外地打工去了。”6月15日，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教育副局长饶茂林向笔者感叹普及义务教育之难。自西秀区对下辖的宁谷镇“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达标工作进行整改以来，将近两个月过去了，他们苦口婆心地劝说吴建红回到学校读书，可是，结果竟然还是这样。

　　区教育部门为什么这样关心乡村孩子吴建红的就学情况？那还得从宁谷镇“两基”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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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工作中的造假行为说起。

　　2003年底，当16岁的吴建红失学成为放牛娃时，他没想到的是，在宁谷镇为迎接“两基”达标检查而制作的文化户口簿上，他是一个24岁的成年人，已经小学毕业十几年了。

　　其实，宁谷镇里板村的吴建红只上了3年小学，之后由于家庭贫困一直失学。而且，像他这种情况，在宁谷镇并非一例。然而，吴建红这些失学孩子所在的安顺市西秀区，却通过了贵州省的“两基”达标验收。同年，在教育部公布的第十批“两基”达标县(市、区)名单中，宁谷镇所在的安顺市西秀区也在其列。

　　被改的文化户口簿

　　在这个山区小镇，“普九”要过关，小学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必须在98％以上，初中适龄青少年的入学率要达到95％以上。而对于这两个指标，宁谷镇早在8年前就通过了安顺市的验收，成为了安顺市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镇”。

　　为了更上一层楼，迎接贵州省的省级检查，2003年底，宁谷镇为全镇的3.6万人重新编制了文化户口簿。文化户口簿以村(街道)为单位，装订成册。上面以表格的形式记载了每个村民的出生年月和文化状况，谁家的孩子上没上学，翻翻文化户口簿就一目了然了。同时，编制文化户口簿迎接上级检查，也是全国许多地方“两基”达标工作的重要内容。

　　笔者翻开去年编制的宁谷镇龙潭村的文化户口簿，看到了张小明和张小珍兄妹俩的名字，在文化户口簿上，他们分别是1999年和2001年出生的，在去年“两基”达标检查时，他俩分别才4岁和两岁，都不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适龄人口范围内。

　　然而，当笔者在村里找到张家时，张小明和张小珍的叔叔张贵生介绍，兄妹俩去年其实分别已经11岁和9岁了，现在是否在上学，根本弄不清楚。而根据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7到12岁的孩子本来都应该在小学课堂里念书，但在文化户口簿上，这两名孩子却成了学龄前儿童，上学问题从根本上就“解决”了。

　　此外，通过调查走访和向家长核实，笔者还发现，在文化户口簿上，1989年出生的李玉秀被改成了1980年，不仅一下长大了10岁，从初中年龄段的失学少女一下子变成了成年人，而且还从家里的老三一下子变成了老大。同时，失学儿童李小丽和罗鑫在文化户口簿上还被编造了假的学习经历，“转”到外乡镇去学习了。

　　归纳起来说，宁谷镇“普九”造假的手段主要有三种：第一、将小学年龄段的孩子年龄改成学龄前儿童；第二、将中学年龄段的孩子年龄改成成年人；第三、给一些不知去向的“普九”年龄段的孩子编造虚假的在外地的学习经历。

　　如果光看文化户口簿，根本就发现不了这些在“普九”年龄范围内的孩子失学了。

　　笔者在宁谷镇找到了龙潭村文化户口簿的填表人之一李仁信，他当时是龙潭小学的校长。李仁信承认，文化户口簿造假是在镇教育办公室的负责人组织和安排下进行的。笔者为此查阅了龙潭村文化户口簿的原始记录，发现在李玉秀“89.7.13”出生的原始记录旁，用铅笔明确标注了“调80.7.13”的字样，像这样标明“调”到某某年份的地方，在这本文化户口簿上很容易还能找到好几处。

　　针对笔者在文化户口簿上发现的几处错误中涉及的年龄问题，宁谷镇政府给笔者的书面解释是：第一、农村一般以阴历和属相记录人的出生时间，中青年教师不会推算，因而出现年龄错误；第二、个别家庭祖辈对孙辈的出生时间记忆不清，回答时有较大误差；第三、个别教职工素质差，给他们讲如何计算年龄时，一听就懂，一做就错；第四、由于“两基”达标工作时间长、任务重，且不分白昼地长时间抄写，出现了个别笔误。由于上述原因，造成年龄不实现象，不属于主观行为。

　　既然文化户口簿漏洞百出，可省、市级的检查又怎么能让其过关呢？

　　宁谷镇主管教育的副镇长张勇告诉笔者：2003年11月初，省教育厅和市教育局组成的联合检查组只对宁谷镇进行了面上巡视，就完成了检查。所谓面上巡视，就是仅仅翻阅了文化户口簿。

　　今年4月15日，宁谷镇对“两基”达标开始整改。龙潭村和里板村的责任人也已经找到了，他们分别是龙潭小学的原任校长李仁信、里板村小学的原任校长杨发明。宁谷镇发传真告知了笔者处理结果：“对直接责任人李仁信、杨发明给予行政记过处分，镇内各校永不聘用。”而据笔者了解，这两位老师早在“两基”达标工作完成后的2003年11月，已经因为计划生育问题被开除了。也就是说，为了表明态度，宁谷镇把已经行政开除的两名“责任人”又处分了一遍。

　　普九难，就有理由造假？

　　笔者手中有一份贵州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贵州省教育厅联合下发的文件，文件下发的时间是2003年8月1日，此时离“两基”达标的省级检查还差3个月。

　　这份文件指出：西秀区“目前初中阶段毛入率为92.96％。离验收标准相差2个多百分点，务必在9月底前提高到95％以上”。

　　文件下发时正值暑假，文件中提到的95％又不容商量，要在3个月内提高2个多百分点的入学率，似乎只有编造文化户口簿是最简单、最可行的办法。

　　同时，对于当地干部而言，“两基”达标在许多地方已经纳入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纳入了目标管理责任、纳入了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两基”达标对干部而言，显得事关重大。安顺市西秀区教育局副局长饶茂林说：当地老百姓总结了“两基”标达中的干部责任，说“‘两基’不过关，乡镇干部一锅端”。

　　但“普九”达标对地方干部来说，就一个字：难！宁谷镇教育办公室副主任陈国栋深有感触：“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在宁谷山区的最大障碍在于孩子家庭的经济困难。”6月15日，他给笔者算了一笔账，义务教育阶段的花费在宁谷主要有两项：第一项是杂费，全年收取20元；第二项是书本费，全年收取50到60元。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那20元杂费，学校分别采取了缓交、减交和免交的政策，而对于书本费，只对极少数特别贫困的学生才予以减免。即使这样，还有学生家长以经济困难为由不把孩子送到学校念书。

　　一位教育界人士对此进行了分析：首先，查清“普九”适龄人口难。第一，农村富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其中不少是拖家带口，离开农村的孩子是否还在上学，村里一般无从掌握；第二，农村超生户的一些孩子根本没有申报户口，成为“黑人”，村民常常会向入户调查人员将此隐瞒；第三，由于涉及到计划生育问题，调查者即使进行了准确的入户调查，个别地方政府也不会如实上报这些适龄人口，这样既暴露了计划生育问题，又增加了“普九”人口的基数，增加了工作难度。

　　其次，说服教育难。农村孩子辍学，最常见的原因是家庭经济困难或本人厌学等。家庭经济困难，政府资助资金有限；孩子本人厌学，动员复学更不容易。

　　此外，由于受到自然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山区的学校布局在有些地方不尽合理，上学最远的孩子离学校有6公里山路，上学、放学一次就得走两个小时的山路。这也成为一些孩子失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