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张旭东 李柯勇

　　统计显示，我国是世界第一产煤大国，但近年来煤矿事故死亡人数却是世界上其他主要采煤国家死亡总人数的4倍，百万吨煤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印度的10倍。

　　近日，“新华视点”记者兵分两路，分赴山西、河南两个产煤大省，进矿区，下矿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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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半个月对我国煤炭行业安全现状进行了采访。

　　全国煤矿井下矿工人数无法准确统计

　　穿着两层特制矿工棉服，腰挎重达10公斤的矿灯和自救设备，脚套长筒雨靴，在昏暗中深深浅浅地走了3个多小时，当记者6月1日下午从山西汾西矿业集团双柳矿矿井地下300多米坐罐笼返回地面时，已是大汗淋漓，腰酸背疼。

　　但面对矿长的问候，“累”字却实在不敢说出口，因为此时还有600多名矿工兄弟正在井下劳动，他们已经干了近8个小时。

　　几乎所有的煤矿，上班时间都是从矿工到达工作面算起，而不包含入井、出井、走巷道所需的大约两个小时，也就是说，每个矿工每天在井下时间都在10个小时以上。

　　“入井三分险”，在井下多呆一分钟，危险就会增加几分。在数百米的地下深处，阴暗潮湿，未知地质危险因素无处不在。瓦斯、地下水、煤石低垂的巷道……随时威胁着矿工的生命安全。

　　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煤矿有2．6万多处，超过世界上其他主要采煤国家的煤矿总数。全国矿井平均深度已经超过了地下300米，最深的矿井超过了1000米。

　　全国煤矿井下矿工到底有多少？记者询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及业内一些专家，谁也说不出一个准确数字。

　　国家安全监管局只能提供2002年国有重点煤炭企业井下的矿工数字：80万！他们一再强调，这个数字不包括乡镇的小煤矿，因为那无法统计。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统计处的一位同志说，我国现有小煤矿2万多个，加上国有重点矿，称我国井下矿工超过100万人，这肯定没错。

　　虽然从事高危行业，井下矿工待遇却不高。从新中国建立初期到1990年左右，我国矿工工资曾居各行业前茅。但近两年的一项统计显示，在全国40多个主要行业中，煤矿职工平均收入位于倒数第二。

　　驴子都不愿意进的“黑口子”

　　小煤矿点多面广，是我国煤矿事故频繁的直接原因。小矿大多采用“老鼠掏洞”式的采煤方式，与装配有先进大型设备的国有大矿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6月2日，记者来到山西省柳林县罗家坡。沿路两边，随处可见一座座小煤矿。因其设备简陋，安全无保障，当地人称小煤矿为“黑口子”。小矿周围总有一些牲口栏，喂养着驴子、骡子等牲口，这就是小矿运煤的交通工具。

　　“这些牲口也不愿进‘黑口子’，它们通人性，也害怕。矿主每次都得用鞭子抽，硬赶它们下井拉煤。这些牲口干上一天，出了矿井，就累得趴在地上打滚。”当地人如是说。

　　4月底至5月中旬在山西临汾、朔州和吕梁市连续发生三起煤矿爆炸事故，目前已知有74人死亡，所以这里的小煤矿已全部被停产整顿。然而，因为地下开采的隐蔽性，它们随时可能恢复生产。5月18日发生瓦斯爆炸的吕梁市交口县蔡家沟煤矿，就是一个停产整顿待批矿。

　　“这些小煤矿背后盘根错节，利益复杂，当前煤价上扬，一些市县的地方保护主义更加严重。要使其彻底停产关闭，很难！”汾西矿业集团相关部门的一位负责人深知关闭小煤矿的难处，“我有时参加地方上的会议，常常是今天参加贯彻落实国家关闭小煤矿的会议，明天又参加扩大地方小煤矿产量的会议，开会的基本都是同一帮人，很滑稽！”

　　从全国范围看，虽然经过1998年以来的整顿关闭，小煤矿从高峰期的8万多个降到目前的2．5万个，但数量仍占我国煤矿总数的90％以上。

　　“大鱼吃小鱼”能否带来安全

　　数以万计的小煤矿出路何在？

　　记者了解到，一些大型煤炭集团和一些地方在探索一种“大矿兼并小矿”的模式。山西潞安矿业集团董事长任润厚认为，通过实力雄厚的矿业集团兼并收购小煤矿，提升产业集中度，是根治小煤矿安全隐患的一条有效途径。

　　煤炭行业人士称这种兼并为“大鱼吃小鱼”，但是这条看似能让中国煤矿安全得到根本改观的路子，却面临重重障碍和阻挠。首先，当前煤炭市场形势好，地方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不愿意出让小煤矿。河南鹤壁煤业（集团）公司董事长李永新说，他们和个体小煤窑谈判，推进十分困难，受地方保护主义约束，各方面利益不好平衡。

　　由于历史原因，小煤矿产权问题棘手，利益分配复杂，更增加了收购的难度。很多小煤矿名义上是乡镇、村办的企业，其实都属于个人控股。“能办小煤矿的人，都属于地方上的‘能人’。”潞安矿业集团相关部门的一位负责人说，“有资金不算本事，还得靠各种关系，没有关系，再有资金也开不成小煤矿。”

　　小煤矿一旦开成，便意味着财源滚滚。这位负责人算了笔账：投资四五十万元，就能开一个年产3万吨的小煤矿；如今坑口煤售价每吨150元，扣除每吨成本50元，每年净利润至少在百万元以上。“要想兼并他们，谈何容易？”任润厚说。

　　煤炭企业多位老总认为，为提升煤炭业的产业集中度，从源头上杜绝小煤矿隐患，有关部门应通过政策扶持引导、缩减办理手续、明确相关利润分配等措施支持大型集团对小煤矿的兼并。

　　政府直接干预煤矿管理是否有效

　　一些地方也在探索小煤矿的安全管理之路。

　　河南省平顶山市石龙区的小煤矿众多，1998年以前，这里曾以“死亡黑三角”的恶名震惊全国。仅1996年至1998年10月，就发生死亡3人以上重大事故10起，死亡252人，产煤百万吨死亡率高达113人。但近几年采取措施得力，截至2004年5月，这里的70多家小煤矿已创造出连续5年零7个月百万吨死亡率为零的历史纪录。

　　石龙区最受人称道的经验是对“监督”二字的创新。他们首创安全矿长和特派员两个委派制度，实现了乡镇煤矿所有权和安全监督权及经营管理权的分离。

　　在这里，所有煤矿的安全矿长都是由政府委派。自1998年10月起，政府从国有大型煤矿及长期在乡镇煤矿工作的管理人员中公开招聘安全矿长。安全矿长在整个煤矿安全生产指挥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对煤矿安全生产负总责，重大隐患不排除或在不安全条件下，安全矿长有权责令停产。安全矿长归区政府职能部门直接管理，矿长无权任免安全矿长，其工资也直接从煤炭局领。

　　所谓特派员制度，是从区直属各单位抽调优秀年轻干部，派到各煤矿，每矿2人，24小时驻矿，严防死守，代表区委、区政府监督煤矿安全措施的落实。

　　石龙区采取的另一个办法是“安全互保及风险抵押金制度”。现在，政府不仅要求各矿之间签订互保、联保协议，促使各矿互相监督，而且还要求各矿复工的前提是交纳20万元至50万元的风险抵押金，作为事故善后的处理基金。目前，这一基金账户上已经存了1000多万元。

　　不过，也有煤炭行业专家对上述做法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市场经济的大趋势是政企分开，政府的职责是营造良好的生产经营外部环境。现在石龙区各煤矿的安全矿长却是政府“自己人”，这样监督如何做到真正有效？会不会出现互相串通包庇现象？这些问题值得担忧。

　　也有人认为，石龙区的绝大多数财政收入来自煤矿，当地政府几乎把全部精力用来经营煤矿，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政府直接干预煤矿的经营管理也属正常。

　　煤矿的整体提升之路

　　“靠煤吃煤，安全为天”，在矿区采访了10多天，记者深切体会到，身处高危行业，煤矿人都不愿提及“危险”这个词，他们都乐意用“安全”二字来取代。

　　采访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督促记者：“到潞安去看看。”作为国有煤矿业的一面旗帜，1980年8月，我国的第一台综合采煤机就在潞安王庄煤矿正式投产出煤。而最近两年中，潞安集团连续实现事故为零。

　　不过，盛誉之下，潞安集团董事长任润厚仍保持冷静的头脑：“安全上绝对不能说大话。”

　　当前，即使是国有大矿也面临着设备安全投入不足的硬伤。最近，国家有关部委及中国煤炭工业协会通过对13个省区调查发现，规模以上煤矿安全欠账300多亿元，推算全国煤矿安全欠账500多亿元。

　　虽说一套国产综采机高达4000多万元，但与国际先进设备比仍存在差距。在美国这样一套采煤工作面上的设备只需要5个人控制就够了，而在我国却要投入近30个工作人员进行井下控制、管理，这就从客观上增加了危险性。

　　“要从整体上使我国的煤矿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估计还要十余年，甚至几十年的努力。”一位矿长说。

　　此外，目前我国煤矿的安全管理主要是由管理人员凭主观意志和经验进行工作。这种管理模式，受到管理人员知识、经验和责任心的限制，很难适应矿井灾害事故的复杂多变条件。“各种安全生产要素中，最难管理的就是人！”任润厚说，“当前安全工作的重心也是对人的管理！”

　　针对当前我国煤矿的现状，无论是国家管理部门，还是煤炭行业的资深专家都认为，整合煤矿资源，强化安全管理，加大安全生产投入，采取现代化采煤技术，提高工人操作水平，是实现我国煤矿安全生产最根本的发展之路。（据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