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市一退休教师曾师从于右任“黄埔17期”毕业生、在大连当了几十年中学教师的冯树国老人讲述和于右任先生的一段忘年交首席记者张晓昭 前日，记者走进春柳附近一栋普通居民楼，见到了85岁的冯树国老人。这位“黄埔17期”毕业生，在大连当了几十年中学教师的老人，看上去鹤发童颜，精神矍铄。说到挂在家中墙上的一幅幅书法作品，老人向记者娓娓讲述了年轻时和于右任先生以字为媒的一段忘年交。
曾分到飞往台湾的机票 1938年武汉失守后，生于成都书香门第，时年20岁的冯树国与4名准备报考四川大学的同学，转而报考了“黄埔军校”（当时已从南京迁址成都，称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冯树国老人说：“武汉失守后，周围许多年轻人都热血沸腾，当时我认为只有考军校才能报国。” 三年毕业后，冯树国被分配到空军部队当军事教员。1947年调回军校在校长室当秘书，1949年起义。他回忆说，那年年底，国民党内部一片混乱。不是高级官员，谁要能拿到一张飞往台湾的军用机票是很难的。他凭着在校长室工作的“便利”内部分到了一张飞机票，起义前把它压在了办公室的玻璃板底下。冯树国说，他之所以没去台湾，是因为看到国民党内部太腐败，没有希望了。
于右任：来我家不用通报
小时候，父亲给冯树国买的最多的东西是毛笔，练字伴随他童年的许多时光。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后，冯树国正在当地空军部队作教员，毛笔也是经常在手。一天，他的一个学生发现老师在练字，就说，他父亲认识于右任的朋友，能否写几页字让父亲推荐给于右任。不久，冯树国到了重庆，第一次见到了大书法家于右任。 冯树国回忆说，当时挂着中尉军衔的他进门很紧张。时任国民党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留着大胡子，个头不高，不胖不瘦，一身白布衣裤。“他问我都练过哪些字等许多问题。我觉得，他对我的回答挺感兴趣。”这时，推荐人笑着对于右任说：“怎么样，能不能做您的学生？”于右任笑着点了点头。冯树国赶紧站起来向长辈鞠躬。时年60岁的于右任操着陕西口音和蔼地对冯树国说：“以后到我家不用通报。”
“我不久就飞回成都” 拜于右任为师后，冯树国经常通过邮寄的方式，将作品寄去，请老师修改。但老师很少把作品和批语寄回来。但有一次例外。冯树国回忆说，那次他写的是《正气歌》。老师寄回的批语是：“大体甚好，望时时学习。”下面有老师的签名和盖章。可惜这些珍迹都在“文革”中被抄了。 抗战胜利后，冯树国曾到南京看望老师。这是他和老师第二次见面。由于于右任当时很忙，他坐了十几分钟就起身告辞了。 1949年10月，冯树国随校长到了香港。他在香港再次见到了老师于右任。“老师当时正在写字，见了我后很惊奇。吃过饭后，他就匆忙出去开会了，告诉我后天再来。”两天后，正好赶上在香港的四川生意人包了架国外飞机要回四川，于右任让冯树国随机回去，并嘱咐他一件事：“回去告诉中央社，我不久就飞回成都！” 回四川后，冯树国将老师原话通报给中央社。因为当时一片混乱，也不知中央社发没发消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老师没有回成都。这是冯树国与老师见的最后一面，后来就音讯全无了。采访后记 全国解放后，1951年，冯树国从成都被分配到大连，在旅顺中学教俄语，后调到第16中学任教，1983年退休。1986年，冯树国受市委统战部委托，成为大连黄埔同学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
作者：首席记者 张晓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