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利军
6月20日下午，福建福鼎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56岁的翁华铭在单位上吊自杀。其家属称，他之所以自杀，是因为劣质奶粉事件发生后，社会舆论压力太大。
如果翁局长与当地的劣质奶粉生产企业有过某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并且从中谋取了不
法得益，那么他这种自杀便是畏罪自杀，对他来讲也许就可以一死了之，有关部门对他个人的调查也有可能就此终止。而这样一来，自杀就是在逃避责任，尽管这种逃避代价太过昂贵。
但是，如果不是畏罪自杀，翁局长确是因为压力太大而走上绝路，那么，翁局长的自杀便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
官员迫于舆论压力太大而自杀，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好事。对于舆论来讲，压力加大才更能体现社会进步；而对于官员来讲，在意舆论也标志着社会的进步。只有官员关注并在意舆论，才会在意自己的所作所为，才不至于无所顾忌地为所欲为，才会自觉地约束自己，才能增强责任意识，才会更加恪尽职守、廉洁行政。
翁局长对晚节不保的看重同样具有警示意义。翁看重自己的“节”表明他仍是一个存有良知的官员，至少仍有“节”可保。舆论环境就应不断地培养官员的这种重“节”的意识，就应培养和塑造官员的良知，这对于政治文明建设是有益的。
反过来看，翁的自杀也正是社会舆论与官员问责制双重作用的结果，我们虽不希望失职官员都采取自杀谢罪这种方式，但是，却有理由为社会舆论与官员问责制的巨大威力而感到欣慰。
让官员有所忌惮才能建设廉洁高效的政府。当社会舆论和官员问责制这两柄“达摩克利斯之剑”真正高悬在官员头顶之时，我们就会感觉到，政治文明建设又向前迈了一大步。刘利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