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手记

　　当一个人的身体受到意外伤害时，感受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痛，很可能是一次生活轨迹的改变，而改变带来的心痛要承受若干年以至一生。

　　当一个人不得不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时，适应和振作可能是他们惟一的出路。与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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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相比，我们整个社会对残疾人精神上的尊重和生活上的关爱还不足够，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尽管因意外失去某种完善，要想仍然完整地感受生命的美丽，能依靠的最终还是自己。有个伟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最大的敌人其实是我们自己。

　　这里我们采访到的五位因各种原因，意外受伤的伤残人，面对生活中突然的改变，他们消沉过，彷徨过。他们之中，有人勇敢面对现实，重新整理自己，重新上路；有人在生活的困境中挣扎着，寄希望整个社会给予更多的关爱；有人在挣扎之后，靠家人的爱建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还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上个月，有“全国助残日”，这是伤残人的节日，更是健全人和整个社会对他们给予实实在在帮助的日子。采访记者一再说，采访中强烈的感受是，他们渴望社会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帮助和理解，让我们借这个版为他们做点什么吧。

　　于学山：用“心”品尝苦乐人生

　　张宪

　　氨气中毒症状：对上呼吸道有刺激和腐蚀作用，高浓度时可危及中枢神经系统。

　　眼前的于学山坐在一架旧风琴旁，双手熟练地在琴键上滑过。他弹得那样投入，那样认真。如果说，这悠扬的乐曲出自一位没有学过任何乐理知识、完全靠感觉而弹奏的人已很不容易，更令人惊奇的是，他还是位因氨气中毒双目失明的残疾人。

　　今年53岁的于学山，是北京一家啤酒厂的职工。1981年的一天中午，他正在厂里的冷冻设备机房值班,突然一声巨响，附近施工人员不慎砸坏了冷凝器管子，管道里的氨气随着压力一下子喷出。带着一股强烈刺激性的臭味，氨气像水龙头里的水一样，正对着敞开着大门的机房“射”过来……面对险情，于学山的第一个反应是：“得先把机器关上！”正在此时，一位同事低着头跑进来，他的眼睛已被氨气击中睁不开了，于学山一见连忙用水帮他冲洗。与此同时，氨气迅速在屋里弥漫开来。于学山放下水龙头又去关机，此时他已腿发沉、嘴张着也说不出话来了。等他关了机器想往外走时，终于支持不住一下子晕倒在地。

　　在医院醒过来时，于学山发现眼前一片白茫茫，人像在云雾里，什么也看不到。他的气管、口腔、呼吸道粘膜已被氨气烧坏，眼角膜也完全损坏了。鉴于他在事故中的英勇表现，厂里给他记了一等功。

　　出事故前，于学山身体很好，经常参加区里、市里的马拉松长跑，平时走路都是一溜儿小跑。出事后，他不仅落下一身病痛，连上厕所都常被撞破头，经济上也陷入窘困。医药费虽能报销，但生活费、营养品等开支不小。更让他心灰意冷的是，婚姻也亮起红灯。他才30出头，以后的路怎么走呢？他说自己那时真是“连自杀的心都有”。但他终于挺过来了,他说：“我是个党员，受党教育多年，虽然眼睛看不见了，但也要‘废物利用’，不能成为社会的负担。”

　　病情刚有点好转，他就主动帮大夫做棉签；听说医院眼科大夫带学生上实习课，他就主动去当“例子”做“贡献”。前不久，他开始跟着一家盲校学习按摩，虽然他的气管和肺都被氨气腐蚀，落下了一活动就呼哧带喘的病根，但他仍想着有朝一日也能为别人服务。为了多了解社会和时政新闻，他一直带着一个半导体，有空就听。他说：“出事以前我的思想只集中在家里一个小天地上，现在我的愿望就是把自己充实起来，多和大家交流，能为社会做些事。”

　　于学山目前的爱人小李是在事故后和他认识、结婚的。10多年来，两人从未红过脸、吵过架。于学山每月只有几百元收入，小李为了照顾他又不能出去工作，女儿还在上小学，家里的钱基本全用在于学山治病和女儿的学习上。结婚头几年，小李隔三差五就要用自行车带着于学山去医院看病、打针、输液。后来有了孩子，她就一辆自行车带两个人，先送孩子上学，然后再带于学山去医院。多年来，家里没添置过一件家具。电视机、微波炉是厂里送的，冰箱是亲戚给的，女儿学习的电脑是别人淘汰下的旧电脑，于学山弹的旧风琴是附近幼儿园搬走时扔下的。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们来家里看望时，都说他们是夫妻恩爱的典范。小李开玩笑地说；“我们这个家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感情。”谈起丈夫的为人，她语气中充满敬佩：“我和他交朋友时，就是看上了他人好，实在。别看眼睛看不见，心里亮着呢！”

　　虽然眼睛看不见，于学山仍很注意自己的形象。采访中，当我提出给他拍张照片时，他摸着下巴说：“这样子哪能上报纸啊？你等我一会儿，我得刮刮脸。”他让小李打来一盆热水，蹲在地上，自己摸索着刮胡子。刮完脸，于学山又仔细地梳好头发，顿时显得精神许多，要不是那因为遭受打击突然花白了的头发，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而他内心对生活的向往，仍和年轻人一样充满了激情。

　　采访结束时，他用一曲《我的祖国》和我告别。悠扬的旋律中，流淌着他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希冀……

　　曾理：“自救”和“救人”

　　陶映荃

　　自从被灼伤了双目，曾理最大的梦想就是做一个心理咨询师，为那些被精神苦痛折磨的人指点迷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同时，精神的升华也是一种自救。但她明白，实现这个梦“还得一步步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03年9月28日上午，一场灭顶之灾没有任何预兆就降临到湖南省邵阳市新邵县酿溪中学化学老师曾理头上。课间十分钟休息，一位化学教师匆匆告诉她，实验用的稀释碱没有了，要她赶紧再配制一些，以备下一堂课用。一向严谨的曾理这次没来得及戴护目镜就开始忙活，悲剧在忙乱中发生，稀释的高浓度强碱灼伤了曾理的双眼。经湖南几家医院治疗无效后，她于去年12月初到北京同仁医院求治。

　　据医生介绍，纯碱烧伤了曾理的角膜、虹膜、巩膜等处，引发青光眼，并伴有白内障。初步手术如果能够恢复到有光感，才能进一步通过角膜移植等手术，逐步恢复视力，但都要看每一步的治疗情况而定。这就是说，每一步的稳定都需要时间，漫长的治疗更离不开钱。目前，第一步手术后，曾理的右眼已完全失明，左眼尚有0．03的视力。未来的治疗过程中，曾理需要跨过一道道坎。首先，如何还债成了她最大的心事。曾理说：“让我感动的是，事发后，我们学校校长安慰我：一定要让你在最好的医院得到最好大夫的最好治疗。”从湖南到北京一路绿灯，学校兑现了承诺。但对于一个贫困地区的普通中学来说，有限的财政经费使学校也力不从心。迄今为止8万多元的医疗费用，学校能报销解决的仅3万元，剩下的5万元需要曾理自己想办法。

　　她说：“前几天在电话里我才知道，目前家里东拼西凑借钱为我看病，亲戚朋友都借遍了，越往后钱就越难借了。”

　　曾理有个恩爱的小康之家，8岁的儿子聪明伶俐，事发后，她一直都在内疚自责，后悔如果自己当时当心一点，就不致落到今天，让妈妈伤心欲绝，让全家身心痛苦。由于心理压力过大，她患了严重的抑郁症，夜夜都在梦里惊叫，陪她来看病的妹妹说：“最怕晚上睡觉，怕听她的惊叫。”

　　借助药物和心理治疗，曾理逐渐走出梦魇，开始正视现实了。一位广播电台主持人在听了曾理的倾诉后”当头棒喝”点拨她说：“你已经不再是一个教师，而是一个残疾人，是社会弱势群体中的一员，需要社会的帮助，你应该学会向社会求助”。”这句话击溃了曾理的心理防线，她说：“我一直觉得伸手求助是乞丐所为，而我是自食其力的人。”

　　角色的转变尽管痛苦，但曾理开始坦然接受了，她说：“明白了施与受的关系，我懂得了接受命运、接受现实，接受别人的帮助和善意也是一种勇敢。”

　　自食其力的愿望使她不言放弃，听说北京有盲人按摩学校，她让表妹陪着找到那里要求参加技术学习。在那里，她意外地得知，以她的条件经过正规训练能够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帮助更多的人走出痛苦。伴随希望而来的还有阴影，她了解到要实现这个梦想需要一台电脑和一套盲文软件，学习艰苦暂且不说，“这笔费用至少六七千元。这对她来说是难以企及的天文数字，一笔巨款。”

　　她呼吁：“因工作受伤的人不仅承受着巨大的身体苦痛，由于治疗费高昂，还伴以精神折磨。国家应该正视我们的困难，让我们看得起病，安心治疗。”

　　陈海江：我选择快乐

　　张宪

　　26岁的陈海江是因工伤高位截瘫的。他给人的第一眼印象是沉稳、不爱说笑，神情中总带着一点淡淡的忧伤。当你听他轻轻讲述他的经历、他的痛苦、他对生活的感受时，他的质朴、敏感和孝道，使你在心灵深处无法不被他感动，为他牵挂。

　　陈海江来自内蒙古自治区。1996年中专毕业后，通过招聘考试，他成了包头第三电力建筑公司的一名电焊工。他工作不惜力，又爱钻研技术，有的焊工活儿别人干不了，他去了却能干得很好。工作的头一年，他就被评为公司里的先进生产者。

　　1997年的一天，陈海江做梦也没想到，一场灾难降临到他身上。那天海江正和同事们一起焊一个3米高、1.5米宽的大铁门，突然那扇连四个壮小伙都抬不动的大铁门“哗啦”一声倒了下来，把正蹲在地上干活的海江拍在底下！霎时间，他清晰地听到自己腰骨“咔哧”一声折断的声音，随即一下子趴在了地上！送到医院后，他被诊断为“胸12腰椎压缩性骨折”。在住了三年半医院后，他的骨头接上了，外伤治好了，但中枢神经受损，腰部以下完全瘫痪了。

　　刚住院的头两个星期，陈海江想的不是自己，而是担心年迈的父母受不了这个可怕的打击。他的父母都是农民，作为三个儿子中的小儿子，海江是最让父母感到自豪的，因为他靠自己努力考上中专，又进了包头建筑公司上班。听到他受伤的消息，老人感觉天都塌下来了。面对年迈的双亲，海江心里在流血，脸上却笑着安慰他们说：“爸，妈，别难过，保住一条命就比什么都好。”

　　这场事故不仅使陈海江生活的范围缩小了很多，性格也变得内向、敏感了。出事前，陈海江身体特别棒，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走路都得踢着石头走”的人。受伤后，他只能一天到晚坐在轮椅上，连上厕所都得要人帮忙。他清楚地记得出事后他第一次自己穿衣服的情景。那天母亲说要推他出去透透气，他想下床穿裤子，但不管怎么使劲，屁股就是抬不起来，母亲要帮忙他不让，结果累得他满头大汗，就是穿不上裤子。看着不听使唤的双腿，海江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悲伤，和母亲一起抱头痛哭……

　　受伤后，陈海江是按国家规定的因工致伤条例拿补助的。如果是轻伤，厂里可以安排他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样还能增加一部分收入。但他是重残，什么也干不了，所以只能靠那每月几百元过日子。他的一日三餐、生活起居都需要人照顾，父母为了他，把家里养的100多只羊全卖了，后来连房子、地也卖了，搬来和他一起住。为了他的病，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酷暑，父母每天不是联系医院找偏方，就是半夜起来排队挂号带他看病，回家后又给他熬药、做饭、洗衣、洗澡。母亲常安慰他的话是：“孩子，你虽然伤了，可是还活着，还是我的孩子，还能和我唠嗑，这样就行了。”

　　每每说起老父老母对他的期许、为他的付出，海江眼中总忍不住泪花晶莹。在巨大的打击和不幸面前，他更懂得了什么是母爱无涯，什么是亲情的力量，他渐渐从伤痛中走出来。他说；“我是个孝子，我很爱我的父母。我现在自己不高兴也得让父母高兴，我要尽我的所能，让他们生活过得好一点，快乐多一点。他们为我付出得太多了！”

　　伤残后，对陈海江来说，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就是参加轮椅篮球队的比赛了。在北京康复中心治疗时，陈海江曾接触过轮椅篮球运动，今年他又加入了北京轮椅篮球队。体育运动中那种人人奋力拼搏、协同作战的团队精神，使他重又找回了被需要的快乐，也使他重新品尝到力量和勇气带来的快感。他说：“只要一打起球来，什么不幸的事全都忘了，想的只是怎样赢球。”

　　因为腰以下部位全不能动，一举一动都靠双臂支撑，陈海江的上臂变得很粗，胸肌发达，看上去很健壮。然而他的下肢却因长期肌肉萎缩，腿比七八岁的孩子还细。为了参加北京轮椅篮球队的集训，他只身一人从包头乘火车来到北京。一般健全人乘火车远行，都会遇到很多不便，对于像他这样离开轮椅就寸步难行的高位截瘫人来说，路上的艰辛可想而知。为了不上厕所，他一路上硬是不吃不喝挺过来。他说：“在医院时，我已学过生活如何自理，我不想让父母多为我操劳，只要能自己做的事就一定不麻烦父母。为了他们，我要坚强快乐地生活。”

　　黄建宏：轮椅上的篮球队员

　　张宪

　　北京特殊教育学院的体育馆内，轮椅篮球队的训练正进行得热火朝天。只见队员们转动轮椅，随着篮球时而向前飞奔，时而戛然而止，激烈紧张的程度，一点不亚于健全人的篮球比赛。突然，一位身材高大、穿红色球衣的运动员抢到了球，只见他猛转了一下轮椅，一下子冲到篮板下，一扬脸，一抬手，“唰”的一声，来了一个漂亮的投篮！他就是这支轮椅篮球队的核心人物———32岁的黄建宏。

　　黄建宏小时候长得虎头虎脑，特别好动。每天一下了课，他就和小伙伴们出去疯玩。他最爱上的是体育课，尤其是足球踢得很好，体育老师很器重他，打算好好培养他。8岁那年，一个阳光灿烂的早上，小建宏连蹦带跳地往学校走去。在通往学校的路上，他家附近有个火车站，火车经常停在路口，行人们就从车厢的夹缝中爬过去，小孩子则往往从火车底下钻过去。这天小建宏像往常一样，一猫腰就朝车底钻去，万没想到这时火车却突然开了。一瞬间，他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就看到自己的右腿已是血肉模糊一片。他永远地失去了一条腿，再也不能像小伙伴们那样在球场上奔跑了！20多年后，谈起这场事故时，黄建宏以调侃的语气说：“原来我是学校的足球尖子，伤好后连体育课也不能上了，从体育骨干变为只能看别人玩儿的旁观者，我心灵很受打击。性格原来是外向的，从此也渐渐变得内向了。”

　　1990年，黄建宏从残疾人职业高中毕业后，在一家福利工厂找到一份工作。正在此时，他得知北京市轮椅篮球队在招收队员，就报了名，成了一名轮椅篮球队队员。

　　北京男子轮椅篮球队多次参加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并连续5届取得全国比赛的冠军，而黄建宏已是这支队伍中有着10年队龄的老队员了。可想而知，这成绩里面有他多少心血和汗水。黄建宏说，队友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爱好走到一起来的，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也使他们感到了生活的乐趣，有了追求。

　　2000年，黄建宏与娇小能干的姑娘小赵结了婚。小赵与他同岁，右手稍有残疾，是个会计，工作较忙，通常很晚才回家。小赵说，因为行动不方便，没有集训的时候，黄建宏一般都呆在家里，不怎么外出。在妻子眼里，高高大大的丈夫是很能干的，家务活儿样样都干得很好。目前夫妻俩长期住在父母家，生活上还过得去。但小赵有些担忧，她很想要个孩子，又怕有了孩子后，光靠两人每月加起来的1000多元钱不够花。为了多攒些钱，她一有时间就在外面找兼职工作。

　　在轮椅篮球队里，只有一条腿的黄建宏还是行动最自如的。他不但生活起居全部自理，还常常照顾一些高位截瘫或伤残比他严重的队友。几天前，几位外地队友听说北京的金街———王府井是无障碍街，都很希望去逛逛，黄建宏自告奋勇当了他们的向导。那天，他开一辆摩托车走在最前面，后面的队友们兴奋地坐在轮椅里，一个接一个地拽着出发了。然而到了王府井一看，大多数商店的门前都有台阶，这对健全人来说一迈腿就过去的小小台阶，却像铜墙铁壁一样，把队友们挡在了商店门外。轮椅根本上不去，请人帮忙也不方便，大家只好沿着街转转就回来了。作为北京人，黄建宏既对队友们感到抱歉，又由衷地发出感慨说：“像北京这样的国际大城市，一些公共设施能多为残疾人考虑考虑就好了！”

　　孙宝力：一定要走过这个坎儿

　　张宪

　　走进孙宝力位于北京西三环的家中，只见铺着红磁砖地面的客厅宽敞明亮，电视机、布面三人沙发、一组深色低柜、花瓶里的装饰花等，都使这间客厅看上去温馨舒适。只有靠墙的一张按摩床，显示出这间客厅还是孙宝力的工作室。

　　时值上午10点多，孙宝力正在为一位老人按摩颈椎。他那娴熟有力的按摩手法，使人很难想像，14年前，因一次意外烧伤，他不仅眼睛全看不见了，而且双臂连分都分不开，是靠着顽强的毅力，他才走上这按摩之路的。

　　1990年，孙宝力在北京四季青公社的砖厂上班。7月28日那天下了夜班，孙宝力和弟弟两人准备做些氢气球卖，突然装氢气的罐子跑气，一下子爆炸了，炽热的火焰向孙宝力扑来！一瞬间，孙宝力的脸、胸部、眼睛、胳膊全被烧伤了。在医院躺了两个多月后，孙宝力除了留下满身满脸的伤疤外，更不幸的是，他的双眼再也看不见了。

　　出事时，孙宝力正值年富力强。那时他不仅搞建筑是把好手，而且还擅长烹调，附近村民有了什么红白喜事，总要请他去帮忙。他说：“当时我家在村里的生活是中上水平。但出事故后，光医药费就花了好几万，因是下班后出的事故，不属工伤，厂里不报销医疗费。家里存的老底全搭出去了。伤好后，我成了残疾人，什么事也干不了。别人说我想得开，没寻短见。我说有句老话：好死不如赖活着，我还有个正上小学的孩子，再艰难我也要挺过去。”

　　出院后，孙宝力眼角膜摘除，眼前一片漆黑，双臂神经萎缩，两只胳膊只能夹在胸前，别说干活儿，连吃饭都得“用嘴去找碗”。这样的身体状况，别说工作，连生活自理都成问题。每月只有200来元收入，往后的路怎么走呢？

　　孙宝力说：“我想要谋生，首先生活要能自理，这第一步就是让胳膊动起来才行。”为了能把胳膊伸直，他每天双手拉着家里的铁床床头，靠身体的力量迫使胳膊一点点“打开”。每“打开”一点，都像有万把钢针在扎他，手臂、胸前都是血。他抻一会儿胳膊，就得用热毛巾敷一会儿，每天都得练七八个小时。每次练时都疼得出了一身又一身的汗，汗水带着血水把衣服浸湿一大片。就这样，整整练了一年，他的胳膊终于能完全伸直、活动自如了。

　　胳膊抻直后的第二年春天，孙宝力就开始摸索着做饭、洗衣服，帮着做家务，但仍没找到自己适合干的活儿。1993年，孙宝力母亲看见紫竹院公园附近早上有人做按摩，就每天早上用三轮车拉着孙宝力去跟别人学按摩。时间长了，他也开始“接活儿”了。周围的邻居们有个腰酸背痛、落枕什么的，也常让他给捏捏揉揉，一次5元钱。虽然钱不多，但孙宝力很高兴，他又可以自己挣钱了。

　　1997年，在区残联的帮助下，孙宝力在北京按摩医院接受专业培训。为了多学、多练，他吃住在学校，一有空就在枕头上练习手法。回家后，就在妻子、孩子身上练。初级按摩课程学完后，又学中级的，中级学完后，他又在海淀区盲校学习医学治疗知识。1999年，他拿到了中级按摩师的上岗证，从此开始了正式的按摩职业。

　　虽然遭到不幸，但孙宝力讲话中常带出老北京人的那种诙谐和哲理，他说：“俗话说，八月十五云遮月，既然这不幸让我摊上了，我就得想法挺过去。我这人个性开朗，思想活泛。如果不是事故，我肯定不会干按摩这行的，至少也会开个餐馆、做个买卖什么的。我的红案、白案都很好，刀功更别提，现在眼睛虽然看不见了，但煎、炒、烹、炸，照样能给你做出来。老话说，木有桦梨紫檀，该是什么木就要用在什么地方。眼瞎了总有眼瞎的过法。”回想起出事故后的往事，孙宝利说得很实在：“事儿已发生了，老悲痛、叫苦也不是办法。人这一辈子，说不定就会碰上什么事，关键是想办法走过这个坎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