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骗到了精神病医院

1967年，中学毕业的张秀芳去了外地插队落户，4年后又辗转去了西北当兵，1979年回到上海，成了上海市规划局干部学校的一名老师。“我个性开朗，喜欢和年轻人接触，喜欢接受新思想。我没有结婚，一直单身，也许正是这一点，她们认为我有病。”张秀芳口中的“她们”，是她年迈的妈妈和两个亲妹妹。

免试入学读在职研究生 高薪聘请·销售精英！ 同方服务器热力促销 引进新技术治疗前列腺

“去年非典，学校要搞装修，停课了，于是我想去五台山旅游。”张秀芳说，她想出去散散心，顺便将这些年积累的37天公休全请了，单位也同意了。“但她们都认为我要出家，一去五台山就不会再回来了。”张秀芳没有办法说服家人，最后只能带着母亲去宁波朋友家度假。

去年6月18日晚，张秀芳和母亲以及宁波的朋友一起回到上海。第二天，张秀芳正打算去火车站买去五台山的车票，两个妹妹陪她上了出租车。“车子转啊转，竟然来到了医院，我没看清是什么医院，她们说是来给我检查身体的，免得我旅游时生病没人照顾。”张秀芳说，当时她有点气恼妹妹没有提早告诉她，但考虑到她们一片好心，也就勉强答应了。

“医生问了我3个问题：你感觉到什么电波干扰了你没有？你耳朵里有没有听到有人和你说话？你看到鬼了吗？”张秀芳说，她都如实地回答没有，紧接着被送去做了脑电图。

“做完脑电图，她们把我送到了五楼，我看到铁门上写着‘五病区’，我恍然大悟。”张秀芳说，等她意识到家人把她送到精神病医院时，为时已晚。医护人员取走了她所带的物品，为她换上了病服，并把她拉进了病房。“我想要抓住她们，但我拉不住。”铁门在张秀芳的背后“轰”地一声关上了，就此让她与外面的世界隔离了整整78天。

　精神病医院的78天

当天，张秀芳被安排进了一间病房，4张床位，其中两人已经入住。10点半，医生让张秀芳吃下了两片白色的小药片，事后知道名字叫“奋乃静”。“我企图把药藏在舌头下面，被她们发现后，只能咽下。”

张秀芳说，晚上，她根本没法睡觉，一会儿就有病友来抢她的床，因为害怕，她就只能坐在病房门口。“半夜里，一个病友尖叫，叫得我连门口也不敢坐了。”张秀芳找到了厕所走道边的一张空床位，睡了过去。

第二天，张秀芳企盼的家人和朋友都没有来看她。“我告诉医生，想通知单位，但医生说我家人不想让我单位知道此事。”当晚，经护士长同意，张秀芳得到了一个病房的空床位。

第三天，两个妹妹来看张秀芳了，还带来了家里做的饭菜。

在焦灼中，张秀芳迎来了入院的第五天，护士同意她可以打电话了。“我打给同事，告诉她我被家里人送进了精神病医院，让她来救我。她在电话那头呆了半天才相信那是真的。”

在单位同事和领导的一再坚持下，张秀芳的家属答应让她出院，但张秀芳已经在精神病医院度过了78天。

9月5日的医院出院小结上写着：“入院诊断：精神分裂症；出院诊断：精神分裂症；入院病史摘要：病程4月，因乱语、行为怪异等，加剧两周，并离家出走而入院。”

家人

“不管输赢，我们都高兴” 。

出院后，张秀芳回到了学校，继续担任班主任，但卖掉了自己的房子，就此近半年没有和家人有过联系。张秀芳左思右想，决定用法律途径解决此事。今年6月21日，虹口法院受理了张秀芳的诉讼，她要求两个妹妹以及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向她赔礼道歉，恢复名誉，赔偿经济损失和抚慰金5万元。

记者拨通了张秀芳小妹妹的电话，她告诉记者，她们家人的确发现姐姐有些迷信的地方，经常要烧香拜佛，还说些奇怪的话。而且，她提出要去五台山时，正是非典高发期间，家人都很担心她的安全。

离开前，她还把家里的事情都做了清楚的交待，家人都认为她是决定出家，因此竭力阻拦。

“姐姐住院后，我们怕区精神卫生中心误诊，还去过市精神卫生中心做过咨询，说了姐姐的一些迷信行为，那里的医生也认为姐姐的精神状态不好。”张女士告诉记者，虽然姐姐告了她们，但她们并不难过，因为不论官司输赢，对她们来说都不算坏事。“如果姐姐打赢了官司，就说明她身体健康，我们就算赔偿也开心；如果官司打输了，姐姐也可以相信自己的确有病，就可以积极配合治疗。”

[专家说法]

精神病诊断是个难题

昨天，记者从上海某区精神卫生中心医务科负责人处了解到，一般病人可根据《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推论》、《上海市精神卫生条例》（2001年开始实施）和每家医院各自收治标准来进行诊断。“一般初诊需要两个医生，其中一个主治医生，医生会根据病史，仔细询问病人，进行体格检查等。收治后，两天内，主治医生要进行复核，一周内主任医生复核。”

该负责人还告诉记者，由于精神病人的自制力很差，所以一般监护人同意就可以收治。“如果要本人同意，那就需要他具有自制力，即对自己的疾病有所认识。但不管是否真是精神病人，他都不会承认自己有病，所以只能相信医生的诊断。”

对于张秀芳的病例，该负责人表示在司法鉴定下来前，不便发表任何意见。“精神病是一种特殊疾病，没有精确的仪器进行指标性的诊断，只能凭借医生根据病史和逻辑推理进行诊断。”

昨天，记者就此从上海市司法鉴定中心精神疾病专家委员会了解到，目前上海除了他们外，还有两家专业机构可以作司法鉴定，即上海市安康医院和司法部司法鉴定研究所。“以往我们一般接受司法机关的委托进行精神鉴定，但现在也逐步开始接受民事的精神鉴定了，只需要向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提出申请就可以。”该负责人表示，像张秀芳这样的情况，现在完全可以直接进行司法鉴定。

　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法律存在空白

对于张秀芳案件，记者采访了她的代理律师———上海汇业律师事务所吴冬。

吴律师告诉记者，类似状告其亲属、精神卫生中心共同非法对其进行强制医疗的案件在上海已经不是第一起，而类似案件的根源在于我国现有法律对精神病人的认定、监护、强制医疗等问题存在疏漏、立法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空白。

吴律师表示，由于我国至今没有统一的精神卫生法，所以全国各地如上海、广东、黑龙江、大连、青岛都相继出台了关于精神病人问题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性规章。上海在2001年制订了《上海市精神卫生条例》，规定了“精神疾病患者或者疑似精神疾病患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或者危害社会行为的，其监护人、近亲属、所在单位、住所地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事发地公安部门应当将其送至精神卫生医疗机构”。

“在我国，对强制医疗作出规定的唯一一部法律就是《刑法》。根据刑法的规定，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前置条件是非常严格的，即（1）精神病人涉及刑事犯罪；（2）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为精神病；（3）首先由家属或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4）必要时，才由政府出面进行强制治疗。

吴律师还表示，在日本、德国、法国和香港，精神病人强制医疗都必须经由地区法院法官批准。因此他建议，尽快制订全国统一的《精神卫生法》和《民法典》。

同事

“我们认为她没有病”

记者从张秀芳的单位同事处了解到，在她们眼中的张老师是乐观开朗的人，无法相信她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一位和她共事了10年的同事告诉记者，她和丈夫曾经一起去医院看望过张秀芳：“我非常了解她，她的思维和行动都是正常的。”另一位男同事也告诉记者，他可以以人格担保，张老师不可能是精神病人，“当时学校装修，油漆味道重，她身体不好，说去五台山静心，但没过了几天，居然被家人送进了精神病医院，我想不通。”他说，他要求接张老师出院，但医院说，谁送来谁接出去。正是在他的坚持下，张秀芳的妹妹答应接她出院。“她出院后，还是和以前一样上班，当班主任，工作也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