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苦力’。”坐在西安北郊的西铜高速公路未央收费站附近的路口，来自富平县的刘陶微笑着说。“‘下苦力’（当地方言，即干苦力之意）有什么不好？至少我不用担心拿不到工钱。”

　　每天傍晚，刘陶就在未央收费站附近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当装载水泥的货车在附近慢下来时，他所要做的就是赶在其他同伴之前爬上车厢。至于价钱，根本不用商量———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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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水泥赚2.5元，“不可能多给了，除非下雨或者去外地才能加点钱”。

　　“苦力”———一个曾经遥远的词汇。如今，包括刘陶在内的一群昼伏夜出的水泥装卸工，却微笑着用它来自我定义。日落而作，日出而息，他们属于夜色。

　　夜幕下，一群群农民工或坐或卧，眼睛紧紧地盯着往来的车辆。一旦有车停下，“苦力”们便一拥而上，饿虎扑食般地爬上货车后厢。动作慢的人，只能等待下一个机会……“我们就是‘苦力’”

　　“我们就是‘苦力’，城里人也这么叫我们。”刘陶说。

　　每天傍晚到黎明，在未央站附近至少有200多农民工等待着卸水泥。

　　西安市内工地以及咸阳、宝鸡等地所需的水泥，大部分由西安北部郊县的水泥厂供应，而西铜公路未央站是从北郊进入西安的惟一通道。半夜时分，运送水泥的各种车辆都经此进入西安。

　　“其实，从西铜公路三原附近就开始有人等活了，但未央站这里最集中。”在旁边摆饮料摊的张大姐说，他们“大多数是从泾阳、商洛来的，也有不少是甘肃的”。

　　32岁的刘陶是记者见到的第一个“苦力”。傍晚5点半，他拎着一个布包来到了未央站旁边的路口。布包里装的是“苦力”们称为“水泥衫”的“工作服”，干活时换上，等活时可以当凳子坐。

　　“家里的地根本不够种，小麦、玉米都卖不上价。干了一年，也就勉强够吃。”来自富平县的刘陶已经是一个7岁孩子的父亲，家里5口人，却只有4亩地。“下苦力可以挣几个现钱，至少可以买点油盐酱醋，让家里过得体面点。”

　　刘陶的困境，同样是大多数“苦力”不得不面对的难题。他们都是临近地区的农民，地少人多，自己又没有什么谋生技能，想维持生计或者想“过得体面点”，只能出来“下苦力”。

　　一辆货车通常也就20多吨的水泥，一般只需要四五个“苦力”，干一趟活每人也就10多元的报酬。卸完货后，“苦力”们马上跟着空车回到未央站继续抢活。

　　刘陶告诉记者，一夜下来，年轻力壮、运气不太差的，基本都能赚到20多元钱。如果能够干两三趟，那就太幸运了，可以有40多元的收入。当然，也有“不幸的人”，整夜一无所获。

　　这些农民工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青壮年，但也不乏五六十的老“苦力”。来自商洛的王大爷已经56岁，头发花白，可他却并不是“苦力大军”中年纪最大的。“比我年纪大的，我少说也见过10多个。谁说我不行！”“只能自己给自己操心”

　　“没人能照顾你，只能自己给自己操心。万一摔下来，几个月的辛苦肯定就白费了。”来自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泰门乡张窑村的赵海行，已经在这里干了3年“苦力”。

　　匍匐在疾驶的车上，在大街小巷中穿梭———这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容易。高温酷暑还好忍受，要是在严冬，许多人的手脚都被冻僵了，不小心就会被颠下来。

　　去年冬天，赵海行的哥哥就从车上摔了下来。当时，他已经卸完了水泥，但由于返程时车速过快，最终被甩了下来。

　　“还算幸运，遇到的车主人还不坏，给了500元。”赵海行说，要是“没良心的车主”，扬长而去，他们也毫无办法。更何况，只要人伤得不重，那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今年5月，一辆水泥车和另一辆卡车在西安市凤城七路发生碰撞。坐在车顶上的3名“苦力”当场飞出，被倾泻的水泥埋在下面。送到医院时，一名“苦力”已经奄奄一息。

　　这是“苦力”每天所必须面对的风险。由于活少人多，他们只求能够赶在别人之前爬上车。至于对摔伤甚至死亡的恐惧，已经让位于第二天吃不上饭的担忧了。

　　在赵海行的小布包中，除了一件黑乎乎的“水泥衫”，还有一个口罩。口罩已经发黑，但每次卸水泥时，赵海行都不会忘记戴上，以防御水泥粉尘对身体的伤害。

　　“其实也没太大用，但有总比没有好。”像赵海行这样戴口罩保护自己的“苦力”并不多，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水泥粉尘的危害。

　　“活越来越不好找了，必须眼急手快才能抢到活。”尽管赵海行并不是第一批“下苦力”的，但他亲眼目睹了近年来“同行”的剧增。“我刚开始干时，也就差不多100人。现在少说也有200多人，多的时候甚至有四五百人。”

　　为了能够多挣钱，不少人自发组成了一个个小组。一个小组一般四五人，他们分工协作，轮流休息、轮流截车。“一起配合惯了，干起活来也利落。”“自己累点没事，一定要把孩子供出来”

　　“我们肩上的担子，没有一个轻的。”36岁的李军这样感叹，他来自距离西安100多公里外的永寿县。加入“苦力大军”只有17天的李军说，他是为了孩子才出来“下苦力”的。儿子17岁，今年考高中。“初三的学费就得600多元，上了高中还得涨。光靠那4亩地，是没什么指望了。”

　　实际上，许多“苦力”都是为了孩子的未来而来到这里的。和李军同村的王亚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为了孩子的学费，他已经在这里干了差不多3年“苦力”。

　　“自己累点没事，一定要把孩子供出来。”李军说，他自己当年就是因为家里没钱而辍学，保证孩子衣食无忧地完成学业，是他这个父亲“应尽的义务”。

　　为了这“应尽的义务”，众多农民工在夜幕中翘首期待出卖力气，心甘情愿地承受艰难的生活。

　　每天，他们傍晚五六点就出工，直到第二天早晨六七点才收工。由于收入微薄，他们必须精打细算地控制每天的支出：在街边小店花两三元钱吃一碗面，一天三餐大约七八元；白天在附近农村的出租屋里休息，一个大通铺睡10多人，每晚至少1.5元。

　　“一天的支出怎么也得10元。如果一晚只干了一趟活，那也就刚好够自己吃饭。”和记者聊天时，王亚伟还没有抢上一趟活，已经显得有点烦躁。“有两次我一个活都没抢着，第二天的饭钱只好向老乡借。”

　　无论风雨雪雾，这个“黄金路段”从来不缺“苦力”。只要路上还有水泥车在跑，他们就不会休息。“冬天实在冷得受不了，就趴在水泥袋上，这样可以保暖。”据说，这是每个“苦力”都知道的秘诀。“能靠自己的力气挣钱，我知足了”

　　实际上，“苦力”们不仅要承受生活的重压，还必须面对异样的目光。

　　只有在装卸水泥时，他们才穿上“水泥服”，“下班”后就会换上干净一点的衣服。然而，在许多人眼中，他们还是太脏了，不少公共汽车拒绝他们乘坐。

　　“一开始很生气，慢慢就习惯了。反正住处离得不远，走半个多小时就到了。”王亚伟说，他们不会再与人理论了，那是白费力气。何况，走路还可以省点钱。

　　只要自己不被当做“有碍市容”分子予以剔除，“苦力”们就顾不上其他歧视了。但是，有时候偶尔的一点温暖，却能让他们记住一辈子。去年9月18日晚，正发高烧的王亚伟咬牙出来干活，旁边摆摊的张大姐送了他一瓶水和几片药，这让他至今记忆犹新。

　　“其实，我们并不指望别人对我们有多好。能靠自己的力气挣钱，我知足了。至少，不用再担心被收容遣送。”

　　“下苦力有什么不好？就算钱少点，就算辛苦点，至少一干完活就能拿到现钱。”王亚伟曾经在广州的建筑工地上打过两年工，有一年只拿到了1000多元。

　　实际上，几乎没有一个“苦力”认为自己过得很辛苦。他们惟一担心的是，活不够多，自己的力气卖不出去。生活过得越累、越苦，他们越能给家庭种下希望。

　　在城里，他们几乎事事不顺。但是，回到村里，他们却可以昂首挺胸。

　　“就算活得再难，也比窝在家里好。”王亚伟说，他从来没有后悔过。即便有一天，自己不小心从车上摔了下来，“我也绝不后悔”。

　　凌晨5点多，第一缕阳光穿透了薄雾，洒落在等待了一夜的刘陶、王亚伟等人身上。

　　王亚伟拍了拍身上的土，将布包搭到右肩上，举步向两公里外的住处走去。12元，这是他一晚的收获。“不可能每天都倒霉，今晚再早来一点。”

　　这一刻，城市正在慢慢苏醒。

　　观点:每一声叹息都是对文明的考问

　　艾琳

　　在西安，不少市民都知道“苦力”的存在，但真正清楚这些农民工生存状态的人并不多。“我知道他们不容易，但一些人的确是社会治安的隐患”———这并不仅仅是个别人的观点。如今，离开家园前往城市寻梦的农民工已经超过一亿，而农民工群体与市民群体之间的社群隔离现象，已成为城市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尽管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中，但两大群体壁垒分明。户口、身份、权益、工作、观念……诸多方面的巨大差异，使农民工成为市民群体眼中的“另类”，得不到基本的尊重。虽然两大群体表面上有所互动，但在社会心理上却始终存在高度的疏离感，处于油水相隔的状态。

　　农民工市民化，这是城市化的主要内涵之一。而长期存在的疏离、隔阂状态，却使农民工群体始终难以融入城市。种种受挫经验，很容易使这一群体产生被歧视感、被剥夺感和孤立感。他们无法通过与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培养起城市文明所需要的现代思维，也缺乏对城市的归属感，难以形成现代市民意识。

　　农民工的每一声叹息，都是对城市文明的考问。宽容、理解，这样的词汇在两大群体之间依然稀缺。实际上，一瓶水、几片药就能让人牢记在心，一个温暖的眼光也能融化坚冰。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促进身份平等化，固然需要长期的制度化建设，但也需要人们从细节做起，共铸一个宽容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