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四龄童遭舅舅殴打记者采访被困13小时 (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7月01日09:26 东方网

警车护送下

　　记者离开顺义

　　被困期间，记者被迫写下道歉书并签署赔偿协议

　　记者村委会遭围攻前日17时，顺义区妇联、李桥镇党委及本报3名记者在苏庄村委会会议室与小恩情的舅妈赵郁进行了一次对话。

　　“你们什么意思？”赵郁质问。记者耐心地回答，报道的目的只是想帮助恩情，“舅舅打外甥怎么了？”记者话没说完就被赵郁刺耳的声音打断，“你问问在村里谁家不打孩子？”

　　“你损害了我的名誉，你们得赔偿我的损失，不赔偿，甭想走，谁说也不好使！”赵郁指着记者说。

　　18时25分，赵郁丈夫谢建金冲进村委会，“你们今天走不了了！”他指着记者说。之后，在妇联的协调下，一名女记者以身体不舒服为名先撤了出来。两名男记者准备离开时，赵郁堵住门，“不行，不能走！”

　　19时左右，在妇联和镇政府的帮助下，记者冲出会议室，钻进了停在外面的汽车。谢建金和赵郁随后从会议室冲出，将记者从车上强行拉出。

　　谢建金称，女儿（小恩情的表妹）因记者而得病，记者必须承担医药费。随后，摄影记者被谢建金强行带往医院。

　　本报第二批记者赶赴苏庄

　　20时左右，本报又派出4名记者迅速赶赴苏庄。约22时10分，车到顺义区，3名记者去村委会，1名记者去医院和摄影记者会合。

　　22时30分左右，在出租车司机的带领下，3名记者进入苏庄村。

　　为防记者全部被困，一名记者留守车内，两名记者进入现场。

　　记者被迫写下道歉书

　　昨日凌晨3时，记者已被困10个小时。赵郁提出记者必须出具书面道歉。为了尽快脱身，记者被迫同意书面道歉，而在此之前，记者已经口头向赵郁道歉了3次。

　　但是这封道歉书记者写了5次都没能得到赵郁的认可。第一次的道歉书中，记者说明了采访目的、采访过程，并应赵郁的要求在道歉书末尾提到“对采访给赵郁的心理伤害表示诚恳的道歉。”

　　“什么玩意？一点诚心都没有！”赵郁扫了一眼道歉书，不屑地扔了过来，“重写！”

　　“太简单，重写！”第二遍的也没有通过。

　　记者询问应该怎么写？“你是记者，还问我？自己回去想！”第三遍写好之后，赵郁又提出异议，还是没有通过。

　　第四遍的道歉书没有通过之后，赵郁给记者划定了一个框架，“按这个写！”赵郁的框架中提到“因为记者的工作失职，导致事实不属实，给她带来了伤害。”

　　但记者此前已向赵郁说明，本报记者经过调查，关于小恩情被打事件的报道并没有失实之处。

　　赵郁发现第五遍道歉书没有按照她的要求写，愤怒不已。“不写就别想走，我看你们能耗到什么时候。”第五遍的道歉书也没有通过，双方僵持着。

　　警车护送记者离开顺义

　　昨日凌晨5时30分，顺义区委、区公安局领导带领十余名民警赶到现场欲将记者带走，但是赵郁还是不让记者离开，她拿出两张自行拟的协议说，记者对她的身体精神造成了伤害，要求记者赔偿她医药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实际上，赵郁并没有生病，也没有工作，不存在医药费和误工费一说。

　　据了解，6时村委会将举行村民投票选举，“你要是不签，一会1000多人来了，我看你签还是不签？”赵郁说。为了确保当天选举顺利进行，在区委和李桥镇领导的劝说下，记者被迫在赵郁草拟的协议上签了字。

　　（协议的大致内容：今有苏庄村民赵郁因和北京光明日报社《新京报》记者就暗访报道对赵郁造成身体及精神损失一事，经李桥镇党委、政府及苏庄村党支部、村委会研究决定，由《新京报》负责赔偿赵郁的医疗费、误工费及其相关费用，对赵郁的精神损失赔偿问题，由赵郁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人民法院判决。）

记者被迫签署的协议

　　凌晨6时，记者坐上了仁和派出所的警车。在村口，与前来接应的记者会合，登上了报社派来的专车。

　　在记者撤离过程中，一辆警车一直跟随在后，直到记者乘坐的车驶出顺义。

　　被困医院

　　谢建金派两工友不离记者左右

　　19时30分，摄影记者和妇联的两名工作人员，随同谢建金（小恩情的舅舅）带着他的女儿（小恩情的表妹）赶往顺义区人民医院。在路上，谢建金电话叫两个工友赶到医院。

　　20时，在顺义区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给谢的女儿量了体温，只有36.8℃，吃点药就可以了。但谢建金一直坚持给孩子打吊针。

　　21时30分，摄影记者提出必须回报社，谢则回答：“你哪儿也不准去，发生天大的事都不准走！”接着就让他的两个工友盯着摄影记者。

　　孩子输液完毕，谢坚持要孩子住院，妇联的工作人员和司机凑了1000元替谢交了住院押金。

　　昨日零时30分左右，谢才同意摄影记者离开医院。

　　1时30分左右，摄影记者在大雨中和到村里接应的报社同事会合。

　　顺义区妇联副主席李慧娴：准备带小恩情去医院体检

　　昨天，顺义区妇联副主席李慧娴两次与记者电话沟通，表示高度关注小恩情今后的生活。她说，现在，顺义区主要领导都介入了“小恩情在舅舅家经常遭遇打骂”一事的调查和协调。经过资料搜集和情况整理后，顺义区妇联已经拿出了一套初步的解决方案。

　　首先，说服当地村委会会协助妇联，继续帮助小恩情寻找在广州打工的妈妈。小恩情的父母离异后，父亲不知去向，远在广州打工的母亲是他第一监护人，而舅舅只是他第二监护人。现在，如果能够让小恩情重新回到生母身边，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孩子目前的困境。

　　其次，尽快带小恩情去医院全面检查身体或做法医鉴定。如果检查结果是轻伤或更为严重，那么打孩子行为就构成犯罪，区妇联将帮助小恩情诉诸于法律，追究打人者的责任；如果检查结果构不成伤残，区妇联也将继续对其舅父舅母进行教育，劝导他们改变对小孩的家庭教育方式。

　　李慧娴说，由于其舅母的阻拦，现在将小恩情从其舅舅家带出来去医院做检查的困难比较大，区妇联正通过村妇代会主任和镇妇联，与赵郁做进一步沟通。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儿所主任、副研究员孙宏艳

　　6755万“留守儿童”亟待关注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儿所主任、副研究员孙宏艳表示，目前这种因父母外出打工，子女留守家中或托付亲友照看的情况比较常见，也由此带来了诸多问题，她们已对此特殊群体的进行研究，称其为“留守儿童”，根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目前有9900万农民工，其中占77％左右，数量约为7623万的农民工处于35岁以下，其子女年龄则处于6—14岁的义务教育阶段，除了868万名流动儿童外，还有约6755万左右的留守儿童还缺乏关注。

　　他们或者由爷奶等祖辈隔代监护，或者由舅舅、姑姑等上代监护，或者由父母留在家里的大孩子代为监护等等，受照顾的情况确实令人忧心。对于虐待儿童的问题，很多都是由于简单粗暴的教育观念，如“不听话就得打”，“不打不成材”等，或者就是当前的监护人，如代为监护的亲戚等，由于发泄情绪或压力等原因，迁怒于孩子，经常进行打骂等。

　　实际上这种硬暴力往往都伴随着软暴力，孩子身体的上的伤害尚可疗治，但心理的伤害却很难平复，尤其是寄居在亲戚家中，缺乏父母之爱，情感支持非常单一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加之，孩子年龄太小，受虐待的情况还很隐蔽，社会对家庭抚养和监护责任履行的干预还不够，所以这就需要建立基层举报制度，尤其是离家庭较近的邻居、社区和一些特殊岗位的人员，如医生和教师等，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举报。

　　另外，还要在社区等逐步建立专门的儿童工作机构，必要时还可以吸纳专业的志愿者参加，及早干预和监督，避免更多悲剧的发生。

　　最后，对于围困政府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的行为，孙主任说，即使抛开法律和道德的因素不谈，这种行为对孩子的影响也是很坏的，因为孩子是在成人的影响下看世界的。

　　作者：选稿: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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