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页:被自杀困扰的村庄：“生命危机干预”的困惑 第2页:那些轻微改变的生活 第3页:落户“自杀村” 第4页:“幸福的气泡”破灭了 第5页:“老乱”的后程村 第6页:“心里豁亮了，脑袋不钻蛋子了” 第7页:从小碎花衬衣开始 第8页:自杀呈现平常化趋势

　　小组里有人提出，把１０００元分了，哪怕一人一块钱，大家都能捞点

　　许容说，这样的项目前所未有，在农村开展工作很困难。起初她们进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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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村时，都是打着心理健康辅导的名义。

　　后程村３００多户，１５００多人，竟然连一个大队部都没有。

　　当初，许容送来的一台彩色电视机，直接就被搬到村书记家里的伙房。看到这情景，张金霞向许容递了个眼神，出来小声说：“许老师，如果把电视放在书记家，那村里妇女们都不敢来参加活动了。”当时她主动提出，把自家临路旁的一间房腾出来做活动室。

　　活动室位于离村口不远处。十来平米的小屋拾掇得很利索。墙壁上还挂着职务分工，服务公约以及小组职责，弄得像模像样。村里人可以在活动室里看书，看光碟。

　　但是，仅仅一台电视机就惹下不少闲话，而且分裂首先从小组内部出现了。

　　霍秀英在“健康支持小组工作记录手册”上写道：“不送电视、不给钱反倒好，现在给钱、给电视是矛盾的起源。大家议论：不过是张金霞落了台电视，霍秀英落了１０００元（注：霍为小组会计，此钱为小组启动经费），其他人则一无所有。听到这些风言风语，我的心凉了半截。”甚至小组里有人提出，把１０００元分了，哪怕一人一块钱，大家都能捞点。

　　说到这些，刚从麦场提前赶回来的霍秀英显得很激动。才说了一会儿，只见活动室门帘微动，传出一个声音：“疯子，得了神经病吧。赶紧上麦场。”丈夫过来催促她了。

　　做小组工作的人本身就承受着压力。在一次争吵过程中，张金霞的丈夫就把她的工作日记撕成粉碎。那些浮出水面的自杀未遂者，那些去北京接受培训的人，在周围人的压力下生活着，艰难地进行着自我调节，个别人的心理则像邢景红那样出现了反弹。

　　邢景红的情绪失控确实让心理小组的人陷入沉思。

　　当初在北京昌平的农家女学校里，她身着黑色Ｔ恤，一头麻利的短发，笑声不断。一个星期的北京之行让她放松了不少。但是，还没等她与家人一起回味这次心理释放的快感，轻松的、幸福的气泡就在回家的途中瞬间破灭了。

　　长途汽车到达县城后，没有往村里走的直达车。景红先给丈夫打了个电话，丈夫称手头有事没法来。她又打到公婆家，公公从电话那头甩出一句：“有本事去，还没有本事回来吗？”倍感委屈的景红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临出门前，家人还都是非常支持她去北京的。最后，无奈的她只能拨通娘家电话，母亲找了辆摩托车接她回去，到家都晚上八点多了。

　　第二天，邢景红明显地察觉出村里人对她的态度不对劲儿。对脾气的人还能好言好语寒暄几句，平日里就“不对付”的人则在背后指指点点，“她到底去北京治病去了，还是开心去了呢？”

　　在家里再次见到许容，她仰起头，语调上扬，“许老师，你们上课时总说贴标签，我就是给贴上标签的人。现在我一听见这事（指自杀）就烦！我不希望你们来！”

　　“以前我们要好的十来个人，互相叫着一块玩，现在没有人理你，这是啥滋味。”邢景红低着头，使劲搓着裤脚。“我承受不了了，心里怪害怕的。没有这一系列事，村里人早都忘记了（指她自杀未遂），现在倒好，从北京回来，传得更热闹了。现在上地里，你一去，人家一群人原本在说笑，看见你，马上就不作声，这太明显了。我捎到地里的干粮，给人家，人家也不吃。纯粹是给俺脸上贴标签。”

　　“你不是在北京表现得特别轻松吗？”许容问道。

　　“许老师，环境造就人，啥时候都别忘了这句话。在农村，自家门口停辆汽车都属于大事儿啊。”

　　邢景红说，她现在情绪都赶不上自杀前那会儿。“干上一天活儿，很累，再加上心理压抑，这日子还能过吗？”她开始变得易怒，懒惰，烦躁不安。

　　最让她受不了的是，家人对她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变化。就在我们来的前一天，她和丈夫去公婆家吃饭。“怎么不炒菜啊？”当看到饭桌上只有馒头和大饼时她下意识地问道。公公嘟囔了几句，邢景红说已经记不清了，“反正都是风凉话”。

　　“我就炒了盘西红柿，结果他们都不吃，只有我俩吃了。”邢景红说，以前公婆都挺疼她，经常叫他们过去吃饭，现在则害怕他们过去。

　　“你就大方地直接告诉他们，到北京上心理健康的课去了。”记者附和说。

　　“你也不看学习的前提是什么？”邢景红满脸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