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已经过去了一半，这半年内，您的心情还好吗？您的生活快乐吗？本报记者近日走进了六位南京普通百姓家，跟他们聊天，替他们算账，为他们点评，给他们计算幸福与忧愁，烦恼与快乐，试图以此来把握我们这座城市半年来的脉搏跳动。采访对象一：吴女士，省级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丈夫是某高校教师。访谈实录：吴女士自认为“家境是比较不错的”。今年涨了几次工资，自己和丈夫每个月工资加奖金的收入平均能在7000多元，另外还有一套房屋出租，每月还能有1000元左右。可能是“居安思危”的思想占吴女士家“主流”，
最大的支出是购买保险，每年都要在2万元左右。孩子是另一笔比较大的支出，3岁半以前，家里一直请保姆，工资加吃住，约在1000元，进入一所名牌幼儿园后，三年赞助费是1.2万元，每月保育费、伙食费平均在350元左右。吴女士一家不经常在家吃饭，喜欢去一些档次中上等的饭馆，每月饭费至少1500元。今年花费26万元购买一辆商务轿车，每月在汽车上要花1000元。此外水电气、电话、手机、网络费开支平均在1000元，用于应酬招待、馈赠亲友以及一些服装、化妆品、美容等费用每月在1000元左右。上半年，最大的事就是成了有车族。不过提起爱车来，吴女士却有些“甜蜜的烦恼”：“汽车花的钱多，但我觉得这笔钱花得最没有感觉。为什么呢？每个月花在宝贝车上的1000元，换来的方便少之又少，在快节奏工作的打压下，开车郊游或兜风都成了非份之想，可以说，买了这么贵的车，只为自己挣得了一点虚荣，当时应该考虑买10万元以下的小车。”幸福指数测评：粗略计算，吴女士家庭每月最低消费约近5000元，占去了收入8000元的大部分。虽然说“囤不下钱来”，但从消费结构分析，食品等生活基本必需品占的比例很小，如果不是因为经常下馆子，“恩格尔系数”还要更低，加上车房都有，吴女士家显然进入了“小康”以上水平。从访谈中还可以看出，吴女士很注重生活质量，保险费支出之高令人惊讶，车的档次高，用于美容等方面的投入也不少，对孩子的大幅度投资也表明对未来的信心很足。但是，都市工作的压力也影响着吴女士，闲暇时间比较少。
幸福指数综合评定：上等。感言：请大家注意这些有趣的细节：吴女士不在家吃饭，也不上大众化的餐馆，买汽车时有一点“虚荣”心理，送小孩进“名牌”幼儿园，买大额保险，这些都表明，吴女士对自己家庭的定位比较高，而且有种比较迫切的希望——这一地位继续稳固或者再次上升。这种心理可能会被“斥”为“小资”，但在现代化正在进行的时期，“小资”却是一股不小的动力。应该说，类似吴女士这样家庭的增多，反映了南京市现代化的步伐正在加快。采访对象二：刘先生，出租车司机，妻子下岗。访谈实录：几年前，刘先生下岗后，用买断工龄的钱买了一辆二手桑塔纳2000，在朋友开的租赁公司搞出租，妻子也下岗，家中有两套挨在一起、均为50平方米的产权房，其中一套简单装潢后以每月700元钱出租。每月夫妻两人忙忙碌碌，“生意好的时候，能赚到3000元吧”。今年，为了给出租车“更新换代”，刘先生按揭买了一辆桑塔纳，现在“基本没法拿钱回家了”。食品支出刘先生表示没法精确计算，为了省点钱，除了应酬，平时下班再晚也自己回家烧饭。刘先生今年的一大心病是儿子要中考，为防万一，已经准备把积蓄的2万多元拿出来作赞助费了。一切费用都要精打细算，妻子买衣服、儿子买运动鞋肯定去大市场。最近因为手头实在紧，刚刚把原来出租的那套房子卖掉，得的钱留作将来买房用。刘先生强调，“一定要等到房价下跌才买。”刘先生知道南京上半年开了名城会，但没有太多关注。身边的新闻，他说“只关心物价上涨的报道”。用他的话讲，“身心俱疲，完全没有空余时间和精力，还害怕生病，我没余钱为自己买保险，一生病就要坐吃山空。”不过提到未来，刘先生则很坚决地表示“很有信心”，“天无绝人之路”。幸福指数测评：刘先生家是“双下”家庭，好在他很坚强地去面对了，现在总算能收支相抵。刘先生家的收入都用在不得不用的地方，并且尽量省着用，从这一点看，他的生活水平得分比较低。好在手头有房，得了一些用来“压箱底”的钱，但付出的也有每月700元房租的代价。开出租车是一件很累的活，加上生活所迫不得不花费心血去精打细算，社会保障也比较缺乏，要为一些可能发生的突发性事件如疾病而担心，因此几乎没有时间去享受生活，闲暇指数也偏低。自己并不缺少住房，但有买房愿望则说明，刘先生对于未来的希望比较高。
幸福指数综合评定：中等。
感言：下岗现象是向市场经济转轨中所不可避免的，市场经济挤掉了很多“泡沫岗位”的同时，也提供了很多新岗位。敢于拿出仅有的钱来投资，刘先生的创业勇气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上半年刘先生又按揭换了车，并有换房意愿，透露出这样一个信号：进入2004年，南京人的创业热情和创业信心都在增强。现在，对于刘先生一类的下岗创业者，政府最应该为他们考虑的除了宽松的创业环境外，就是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心情愉快，从心理学角度讲创业成功的概率也就相应得到提高。采访对象三：卢先生，普通文员，单身。访谈实录：27岁的卢先生收入比较固定，每个月2000多元，医保、社保均由单位代办。单位有宿舍，本来打算再观望几年房市，但今年上半年看到房价上涨势头不减，就赶紧在江宁购买了一处120平方米的期房。现在他每月除了吃穿支出，就是要付房子的按揭1800元/月，去掉了收入的很大一块。“生活过得紧巴巴的，哪有闲钱消费，顶多就是找同学、同事喝喝茶、打打牌。”“现在住的地方环境挺差的，周围什么人都有，唯一好处是，上班方便。跟富人比？不能比，我拿死工资，勉强维持生计罢了。但愿今年能找个女朋友，父母催结婚催得紧。有了女朋友就可以一起还贷款了！”卢先生说到这里有些不好意思，他觉得带这个动力去找女朋友有些“见不得人”。他说如果自己有钱，会倾向于存进银行。因为工作关系卢先生觉得现在空闲的时间太多，有时候一整天都没事，日子过得有“浪费生命”的嫌疑。想看书考研吧，又不知道自己的爱好到底在哪里，上“垃圾专业”也是白费时间。所以还是决定等两年，自己经济条件允许了、找到兴趣所在了，再继续深造。老家在常州的卢先生南京亲戚朋友不多，常常会有孤独感。“要是有女朋友就好了。”他对未来充满希望：“未来总是年轻人的嘛。”幸福指数测评：由于背上了房屋按揭的包袱，本来应该说是比较宽松的日子一下子就变紧张起来。卢先生的日子比较平淡，是一种“对付着过”的心态，急切渴望找到女朋友的心理说明，卢先生现在的心理得分比较差。卢先生的“空闲”虽然多，但不是我们所指的带有享受性质的“闲暇”，因此不能加分。
幸福指数综合评定：中等偏下。
感言：看得出来，卢先生现在的状态比较懒散。一方面是因为经济不够宽裕，一方面是因为生活缺少动力。南京最近提出，要建设学习型城市，这就需要像卢先生这样的年轻人克服懒散情绪。这一个案中值得重视之处是，现在社会上的贫富差距已经影响到了年轻人的心态，这对社会的未来发展是很不利的。经济条件对继续教育愿望的影响也在增大，这反映了经济水平和教育已经越来越密不可分，要防止出现“越有钱越能接受好教育，越接受好教育以后越有钱”导致的社会精英内部小循环。 采访对象四：钱师傅，50出头，退休在家。访谈实录：“一个人嘛，没有多少开销。”今年年初退休下来的钱师傅是个乐观的人，说起这半年，他乐呵呵的。虽然每月只有600多的退休金，但花费也仅400元左右，除了吃饭，就是花鸟方面的爱好花销多。他说，一辈子下来存了有十多万元。目前没有额外收入，单位有保险，平时生活就是管好自己的一日三餐，其他时间跟门口的邻居玩玩，养鸟养花。近年内钱师傅不打算再找老伴，“但是以后也可以考虑，而且将来结婚前得先把财产公证一下。”今年二月，钱师傅的妻子因患肝癌不幸去世，儿子结婚后出去住了，父子之间来往少。为妻子看病花去他5万多元，一辈子的积蓄一下子去了一半。钱师傅家是老小区了，他说，这里谈不上环境有多优美，自己也不在乎，让他开心的是二十多年老邻居间的那种和睦。钱师傅特别关心的是南京的城市建设，他觉得现在到处都像工地一样，建了拆、拆了建，没有规划好。对金钱方面老人挺满足了，最大的希望是儿子多来看看自己。“跟许多人相比，我够幸福了。”这是他的结语。幸福指数测评：钱师傅的收入显然是比较低的，支出方面也有很大一块是“吃饭”，因此经济指标上，钱师傅得分不高。但可能部分因为天性，钱师傅为人很豁达，这使得他觉得自己很幸福。除了儿子那边的和睦稍有问题要扣点分外，无论是安全感觉、心理落差调适、邻里关系、闲暇享受都可得高分。难得的是钱师傅还很关心南京的市政建设，在政治参与热情上也要加分。
综合评定幸福指数：上等稍差一点。感言：现代化城市必然伴随老年化趋势，养老系统的完善是一个现代化城市所必须做到的。老钱在收入很低的情况下能得到这么高的幸福指数，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提示：要让老人真正老有所养、老有所乐，不一定非要把硬件搞得“超群绝伦”，政府把精力放在发掘老人内心的思想，关注老人的心理健康，尊重老人的平常爱好上，效果可能会更好。采访对象五：顾小姐，机关公务员，丈夫在一家效益不错的国企工作。访谈实录：顾小姐两口子一个月可以保证的固定收入达到了8000多元，丈夫还自己开了一家公司，上半年的经营情况不错，每个月除去还贷费用，还能再挣个3000元左右。基本的生活费用支出大概是15002000元，夫妻俩去年买了辆中档轿车，现在养车费一年大概是一万多元钱。儿子还不满两岁，请保姆加买奶粉，再加些婴儿保健费，一个月要掏好几百元。顾小姐已经准备好了12000元钱的“赞助费”，“一定要给孩子上个好幼儿园”。因为经济条件宽裕，已经有了一套房的顾小姐把再买一套大房子列入了今年的计划。顾小姐家住龙江，她觉得这里的人文环境不错，邻居素质都比较高，小区绿化也蛮好，空气质量也比市中心强。唯一担心的是，媒体报道说这里因为有电视台、变电站等等，担心辐射超标。治安方面是“没话说”，顾小姐的电动车只锁了一把普通锁。顾小姐两口子十分关心政治，“因为这和我们家休戚相关。”作为公务员，关心政治是工作，而丈夫开公司也要关心政策。自从私产入宪后，南京鼓励创业，优惠政策很多，他们感到很高兴，丈夫还是区级人大代表，年初还提交了几份提案。当然烦恼也有一些，最大的烦恼就是教育。顾小姐的儿子马上要上幼儿园，“作为父母谁不想让孩子成为人中龙凤？“现在我就劝丈夫，不要把赚的钱全部投进去，留一点教育基金下来。”顾小姐说，想到小孩马上就要上幼儿园，一直上到大学要花的天价教育费用，觉得“脊背有些发凉”，顾小姐觉得，如果教育经费实在给不起，她不会勉强，因为那样是折磨自己。“别让自己生活得太累。”幸福指数测评：无论从收入支出比例、对生活质量的关注、对政治的关心、参与度还是心情愉快程度，顾小姐一家都是相当不错的，对子女的投入很大表现出对教育的重视，由此引起的一些小烦恼其实也并不严重。“别让自己生活得太累”的观点也表现出在这个社会里，他们的心情很放松，心态很好。这样的状态下，幸福指数肯定是上等。
感言：请注意，顾小姐对于环境中很少有人能注意到的电站辐射都有所担心，这说明环境保护这个观念已经真正地深入了南京人内心。另外，在现在的环境下，像顾小姐丈夫那样自己做老板的人会越来越多，而顾小姐的访谈表明，对于他们来讲，政治上能被顾及，能够从政策中受惠，是最大的幸福，也是最好的动力。采访对象六：万女士，律师，丈夫在外企驻外省办事处。访谈实录：万女士夫妻俩都属于高收入、高风险的职业人士。夫妻俩的月均收入达到了1.5万元。家住城东月牙湖地区。孩子在一个优质幼儿园。看上去很让人羡慕。但是，万女士感慨地说，虽然收入高，但是工作成本也非常高。“只看见强盗吃肉，看不见强盗挨打”。万女士的丈夫因为一个人在外地工作生活，要单独开伙，各类开销一个月至少要花掉三四千元。万女士要自己购买各类劳动保险、医疗保险，而且她属于“自由职业者”，要缴的保费较高，每月平均要600多元，给孩子买保险也要300元。她平均每月用于应酬及置装的费用要在1000元以上，她丈夫在应酬上也要花一两千元。因为两地分居，每年的长途交通费又要花去1万元。此外，家里的正常开支大约1500元，每月还房贷1500元。去年，孩子上幼儿园，交了赞助费8000元，现在每月教育费要300元。对于生活环境，万女士觉得自己居住的小区无论从硬件上还是物管水平上都很满意，邻里关系也不错，治安状况很好。但是，最让她觉得不踏实的是“内心那种焦虑感”。与那种旱涝保收的职业不一样，她的收入是直接与工作量相关联的，而有多少工作量全要靠自己去“觅食”，虽然坚信明年会比今年好，但是毕竟不是那么稳定，所以只有现在拼命干，有更多的积蓄才能消除对未来的恐惧感，而且还有一种有力无处使的难受，总觉得自己的能力可以干比现在更多的事。幸福指数测评：从收入和生活质量来看，万女士的三口之家应该不错了，而且今年万女士的丈夫还升了职，万女士的工作也“渐入佳境”，从指数上来看，他们现状生活的幸福指数蛮高的，而心理幸福指数相对来说就低一些。感言：万女士一家的生活状态可以说是现代职场中相当数量职业人的代表：消费上的“大进大出”，物质生活的优越，但工作压力和精神压力巨大，对未来的预期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他们对事业的追求有时甚至超过了对物质生活的要求，有时也部分影响了家庭生活，在辛苦打拼事业并在各自领域小有成绩的这部分人，心理上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怀。总体评价：应该说，我们这次采访的对象很少，也许不足以反映南京市这半年来的发展全貌。但就从这几个采访样本来看，南京市民在2004年，总体上还是比较幸福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正不知不觉在人们的脑海中扎根，这是一种进步，市民也认可这一进步，因为他们普遍对未来、对下一代“充满信心”。反映出来的问题，则有这么一些：首先是市民普遍缺乏非劳动性质的合法收入，“求富”欲望不很强烈，还没有形成类似浙江那样的“全民创业”气氛；虽然说基本生活费用平稳，但房价、教育等费用支出过高，在这些消费目前已经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基本消费需要”时，过高的价格影响了市民在其他方面的消费意愿和投资意愿，不利于对经济的进一步拉动；城市的学习氛围尚有待加强。调查策划 黄建伟 李军 调查执行 董婉愉 冯可 李军 赵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