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生，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张连红，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两位青年学者，潜心研究同一段最令南京人痛心疾首的历史，同样扼腕叹息：现存所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几乎都是关于市区的，而南京近郊日军施暴的史料几乎为空白。他们不约而同萌生了一个想法：让书斋里的学生们走进历史现场，为未来记下一段完整的信史。

　　2004年暑假前夕，他们向各自的学生发出倡议：“寻找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证人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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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指望应者云集，只希望还能有些年轻的同道。事情的发展远远超过了他们的预料：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接着是河海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那么多青年学子聚集过来，带着青春明朗的面庞，还有充满激情的眼睛。

　　在炎热的2004年夏季，他们要走进寒冷恐怖的1937年12月。这能行吗？

　　【南京日报报道】7月2日，上午9点。已经冷清的南大浦口校区门外，一群人聚集在这里，一律的红色T恤，T恤的背面，是醒目的“南京大学”四字。这是南京大学“寻找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证人证言”活动小组，他们的任务是在浦口调查。

　　我们三名记者和这些年轻的大学生们一起分组上路了。他们走进了历史，他们也走近了现实。他们，记录这一切。我们，记录他们。

　　这一天，骄阳似火，尘土飞扬。

　　“老人用一种很不信任的目光看着我们，他查了我们的介绍信，向我们要校徽和身份证，我们没带，他就这样毫不留情地把我们扫地出门了……”

　　“浦葛线”，南京大学浦口校区站台。车来了，蓝色的旧的公共汽车。

　　车缓缓启动。

　　“停一下，停一下。”

　　很远的，马路的对面，一个女孩挥着手，飞奔而来。红色的T恤在阳光下鲜艳夺目。

　　她背着一只大包，提着一塑料袋的东西，喘息着，跑上汽车。

　　她是苏随萌，南京大学“寻找南京大屠杀见证者”暑期实践活动队员。

　　“我去买了一些东西，蜂蜜、蛋卷、蛋黄派。”东西是送给老人们的，苏随萌今天去做调查的同时，顺路要回访他们。

　　我们去的是浦口的顶山。这一组两个人，苏随萌、吴润凯。

　　石佛村，楼庄。

　　在村民的指点下，苏随萌敲一家的门。大铁门开了一个缝，苏随萌把脸贴着门，解释着，门一直没有打开，里面的大狼狗嚎叫起来。

　　一位老爷爷从不远处的田地里走过来，苏随萌刚向他问过路，他帮喊开门。

　　采访在过道里，过道里有风，风是热的。

　　半个多小时过去。接着再走。一直走。村子里甚至“马自达”都没有。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苏随萌、吴润凯轻车熟路。

　　路光秃秃的，一丝风也没有。已经下午2点。

　　“我们一般中午不吃。只觉得累和热，不饿。晚上回去，跟晚饭一块儿吃。”

　　“老师讲一定要吃饭。前天带了一块面包，放在口袋里，中午拿出来，已经馊了。天太热。”“有时候，热得实在走不动，就想，即使来一辆卡车，也求他们搭上一程。”

　　“这些，挺一挺，也就过去了。要是一天走下来，一个见证人也找不到，那才绝望。”

　　“有时候都想哭。中午，老人们在休息。我们不能去打扰，一直在外面转，这样热的天，找到的一点点树阴，根本不起作用。等时间差不多了，再去敲门。有一次，我们采访一位老人，一进门他就用一种很不信任的目光看着我们，他查了我们的介绍信，说这个没有意义，向我们要校徽和身份证，我们没带，他就这样毫不留情地把我们扫地出门了……”

　　一路走着，阳光底下，所有的影子都在打晃，地是烫的。

　　走到一条邻近江边的堤坝，我们找个高处站着，让风吹着。堤坝的这一边，住着一位90多岁的老爷爷。

　　苏随萌递过给老人的礼物。

　　“对他们了解了，对他们的生活了解了，就想多看看他们，带点东西，只是一点心意。不要让他们觉得，我们问完了，就走人。”

　　“经费比较紧张，这是我们想做的，如果不能报销，就自己掏。我想这样做。”

　　是的，他们做自己想做的事。在来时的公共汽车上，两个年轻人小心地把一只闯入车厢的白蝴蝶护送到窗外，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很快在中途下车，只是因为他们也穿着印有“南京大学”四个字的红色T恤，我才知道他们也是这次活动的志愿者。

　　大部分的时间，苏随萌们都是在寻访的路上走着。

　　“每天晚上回去，根本爬都爬不起来。每天要顶着太阳走路，其实最担心的是拒绝。”

　　“他把背对着你，你怎么说，他都是不理你。我们也不敢逼着他讲，所有一切，都必须是自愿的。最后，他说：‘你们的道理我全知道，我不说。’”

　　“我们，平时在家，谁都是宝贝，一家人宠着，娇惯惯了。有时真想一转身就走，可是不行。”

　　“我们继续走，继续去问，不断地去问。重复着，不断地，对每个人保持笑容。”

　　一次次拒绝，苏随萌和她的队友，一次次地默默承受；然而只要一次被接受，她就如此感动。她灿烂地笑着，甜甜地喊着“爷爷”、“奶奶”，跟他们合影，给他们送照片，送表示着自己心意的一点礼品，她是如此感动，甚至感激。

　　苏随萌，22岁，一个普通大四女生。

　　“脚晒黑了，手被蚊子叮肿了，这样的事情谁没有？值得大惊小怪？很好奇地问问：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调查？南京大屠杀的访问已经做得很多了，你们调查的意义在哪里？”

　　这是南京大学校园网“小百合”上的一个回帖。问题提得很尖锐，也很让人困惑。在历史系的系版上，我读到了苏随萌的回应：

　　我怕，怕如果我们不去调查的话

　　也许所有的苦难——

　　我们民族的苦难，

　　我们国家的苦难，

　　我们同胞的苦难，

　　就将这样随着渐渐衰老的人一起变成尘土，

　　随风而逝……

　　“有时候，碰上一些难说话的干部，他们会用一种不解的眼光打量我们：大夏天里，不回家去好好待着，到处乱跑什么？”

　　“我已经半年多没有回家了。听说我在这里搞暑期调查，家里人不太理解，但也没特别反对。等做完调查，我会立即回家。因为我父亲不久就要过五十大寿！”圆圆说。

　　“圆圆”是调查桥林这一小组的组长，全名叫王圆圆，湖北襄樊人，今年22岁。小伙子皮肤黝黑，头发杂乱，嘴唇薄薄的，一双时常眯缝起来的眼睛很有神。他所列举的两个参与活动的理由是，“一方面可以为学术研究提供材料支持，另一方面也能培养我们接触现实社会特别是底层民众的热情和能力。”

　　圆圆的搭档吴自阳、陈大海是他的同班同学，分别来自福建晋江和安徽砀山，两人都是1984年出生，看起来比王圆圆要小许多。

　　7月22日开始，三人每天赶去江浦调查。迄今，他们已经走了五六个乡镇的十多个村子。说起去过的这些乡镇，圆圆感情复杂：“大部分干部还是挺配合的。不过，有时候，也会碰上一些难说话的基层干部，他们会用一种不解的眼光打量我们：大夏天里，不回家去好好待着，到处乱跑什么？”

　　平时，三人分工负责：圆圆负责提问，吴自阳负责录音，陈大海负责现场记录和整理。每次记录完，他们都要从头到尾重新读一遍给接受调查的老人们听，确信无误后才请他们签名或是按下手印。

　　“这些老人都是活历史，走一个就少一个。如果我们不抓紧时间寻访他们，有些历史就没有人说得清了。”圆圆说。就在前天，当他们辗转找到一个目击当年日军沿江施暴的老人的住址时，村民告诉他们，老人去年就已去世。圆圆说，他们白跑了一天，心里隐隐作痛。不过，圆圆承认，这件事也增加了他们工作的紧迫感。

　　当年目击日军暴行的老人们现在都已七八十岁，有些老人身体和记忆已经很不理想，这就需要调查同学耐心提问、细心甄别。“有的人一听我们是来搞调查的，就坚决拒绝我们的采访要求，还有些老人天天玩麻将，我们去了后就只有耐心地等待。也有老人中午午睡，我们一般中午不能打扰。”

　　“前天中午，太阳很毒，我们三人在小摊上吃完午饭后没处去，就只好在一个亭子里玩牌打发时间。亭子四周没有树，太阳照过来，我们就换个地方。”

　　圆圆讲的这个亭子位于桥林镇的马路旁，四周一片白亮亮的水泥地，居然没有一棵树，实在没法想象他们是怎样熬过那个火辣辣的中午的。

　　“我是学历史的，我认为我们大学生就是要经常走出校园，多做一点田野调查。你不知道，只要走进了老百姓的家里，你就会对他们产生怎样的感情。当年革命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做的吗？”圆圆对网上的质疑不以为然。

　　不无巧合的是，调查组同学工作的这一个月，正好赶上欧洲杯在葡萄牙举行。这三位同学恰好又都是欧洲杯的铁杆球迷。自活动开始以来，他们每天早出晚归，出门一身灰，回校一身汗，回来后简单洗个澡，往床上一躺就再也爬不起来，哪里还有熬夜看球的精力？每天出发前，他们都是互相打听一下比赛结果就匆匆上路。

　　圆圆这一小组今天的工作非常顺利。在桥林镇南北街居委会主任林如华的热情配合下，他们在居委会办公室见到了采访对象。中午，林主任把这些“和自己孩子年龄相仿”的同学喊到自己的家里，让这些又黑又瘦的小伙子美美地吃了一顿“一个月也难遇上一次的午餐”。

　　“大夏天里，不回家去好好待着，到处乱跑什么？”是啊，大热天的，一群已经放了暑假的大学生既不回家，也不在外寻找兼职，更没有在电视机前熬夜、在游乐场中消磨、在花前月下寻找浪漫，他们干吗非要顶着烈日一遍遍地在乡野探访、一次次地向老人们追问呢？

　　一位参与调查的、网名为“dengdeng”的同学这样说：

　　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来记住。

　　我们曾怀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是何等的遥不可及。

　　我们知道太阳的烈度，我们知道什么叫中国的版图；

　　我们知道中国的脊梁不仅仅是举手宣誓；

　　我们知道：我们努力，就会感动自己。

　　“我在想，为什么一定要到我们这一代才做这件事情？在上世纪，当这些老人还只是60多岁，大多没去世，记忆力也好的时候，我们的历史学家都去做了什么？”

　　毛敏今年19岁。

　　“这是刘玄、这是曹庆榕。”7月2日上午9点多，在南大浦口校区门口，准备下乡调查前的毛敏向我们介绍着自己的两个同伴。

　　第一眼见到刘玄，她就一直微微笑着。“我们要坐2个多小时的车呢。”去车站前，她给我打着预防针，“而且中间要转两次车。”

　　汽车在乡间小路上一路颠簸着前进。好几次，我们都从座位上跳起来，还没反应过来，又被重重地抛回座位。窗外，农田交错。

　　在“浦六路”站，我们下车，转乘“江汉线”，到底，再坐上“611”，直奔永宁镇——三人的调查“阵地”。

　　时间接近中午了，太阳晒得裸露的脖子很疼，肚子咕咕叫。三人径自沿着一条水泥路向小镇边缘走去。老人的家在一个小山坡上。

　　“家里有人吗？”刘玄向屋里喊了一声。从里面出来一位高个白发的老人，“哦，你们来啦！”老人显得很高兴——是前一天访问的黄有亮老人，91岁。

　　屋里很简陋，只有一张破旧的高背人造革沙发，沙发上坐着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是黄有亮的老伴，中风好多年，说不出话来，一直张着嘴，头却一直期待地跟着我们转。

　　我们围着老人坐着的沙发坐下。“您再把鬼子来的时候经历的事情说一下，行吗？”毛敏问。

　　“好。那是1937年，我还是个小伙子……”老人一边讲述，一边把几枚硬币压在沙发上，抓起，放下，再抓起……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屋顶的吊扇一会转一会停，“是停电。”老人说。

　　老人的南京话很难懂，刘玄拿起胸前挂着的录音笔对着老人，一动不动地录音；毛敏一边倾听一边零星地复述，像与老人核对；曹庆榕坐在一边的矮板凳上，记录着其中关键信息。

　　据老人讲，日本人把人杀了都扔在一个大塘里，有上百人。他亲眼所见，日本人抓了8个人，把人放在板凳上，一刀下去，头就掉了。刘玄听到这个，吓得转过头去。

　　回访结束。

　　下午该找新的目标了。曹庆榕摊开地图，刘玄也摊开一份。商量了半天，决定去永合村。午后的阳光更毒辣，除了一阵一阵地出汗，困倦也涌上来了。连走了好多户人家，都没有老人。毛敏调侃地说：“你看，我们每天就在希望和失望之间徘徊。”

　　永合村13号。一户人家大敞着门，一位头发半白的老人躺在椅子上扇扇子。三人决定上前试试。一问年龄，70多，有希望！可老人东拉西扯，最后才说，只听家里长辈说过，没有亲眼看见。三人失望地出来。

　　“我们第一天出来的时候，没有地图，刘玄就站在派出所门口的地图边，照着画，2个小时没动。”毛敏告诉我。

　　乡村的小路狭窄而崎岖，猪圈、羊粪、随地乱扔的垃圾，混杂成一股难闻的气味。走访了好几户都一无所获，只好求助于村长，可是，从午觉中昏昏沉沉醒来的村长一口否认村子里有80岁以上的老人。大家很沮丧。

　　“我们最初在浦口采访的时候也遇到这种情况。那一次，我差点哭。”刘玄告诉我一件事，“那儿有个浦镇车辆厂，以前曾被日本人占领过。我们去采访厂里的离退办，联络了好多老人。当时都很兴奋，他们答应第二天让我们采访。可是第二天，又突然拒绝了我们。我们费尽口舌，说‘你们再不说，这段历史就永远没人知道了’，他们就是不理。我们就在离休老人活动室门口等，等他们下完棋，再找他们谈，谁知来了一个老人的子女，把我们臭骂了一顿。”

　　“我忽然感到，别人在用另一种眼光来审视我们做的事情。”刘玄说。年轻的她没有料想许多人对这段历史并非和她一样，怀有积极的心态。

　　“我在想，为什么一定要到我们这一代才做这件事情？在上世纪，当这些老人还只是60多岁，大多没去世，记忆力也好的时候，我们的历史学家都去做了什么？”毛敏感慨道。

　　走访了四个多小时，一无所获。我们打算返回。

　　在车上，大家的话没有来时那么多了，曹庆榕一直沉默着望着窗外。他说，他以后的理想就是做老师，教育好下一代。

　　刘玄提醒两个同伴：“明天，8点出发。”两个男孩子苦笑。

　　“每天回去，我都大喊一声‘我又活着回来了！’”毛敏开着玩笑，“然后，隔壁好几个兄弟跑过来看我一眼。”

　　“和你们一起骑车挨个村挨个组地找幸存者时，和你们一起坐在颠簸的公共汽车上时，和你们一起行进在烈日之下时，我才恍然发现你们坚定的意志。是你们激发了我的热情……”

　　每天回来，许多队员都要在南大小百合网站上互相打气。他们用执着和真情，彼此温暖着。一位名叫“adnil”的女孩在帖子中这样写道：

　　今天给妈妈打电话，

　　真的很想家。

　　我知道你们也想家（尤其是女生），

　　想家就打个电话吧。”

　　本报记者　申赋渔　左中甫　赵静

　　(编辑　丹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