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10年来为74件错案赔付338万元(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7月08日09:51 武汉晚报

　　图为吴鹤声拿到了“国家赔偿”支票。（记者金思柳摄）题记：

　　案件搞错了，就应该赔！这是天经地义的，应该说不需要动员。你碍于“面子”不想赔？请问“面子”于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于司法权威，算个啥？

　　——市中级法院院长周文轩

　　昨日，我市纪念《国家赔偿法》颁布实施十周年大会在市中级法院举行。省高级法院、市人大、市政协、市委政法委、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国家安全局、市司法局、市财政局等单位有关负责人齐聚一堂，共议江城实施《国家赔偿法》的十年之路。

　　会上，市中院通报：10年来，武汉赔出“国家赔偿”338万余元。至今年6月30日，我市共计受理各类司法赔偿案件153件，审结149件，从案件处理结果看，决定赔偿的有74件，占全部国家赔偿案件的50％。

　　有人评价，《国家赔偿法》是我国法制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人权保障法”。

　　那么，到底什么是“国家赔偿”呢？典型案例：蒙冤入狱8年，终获“国家赔偿”13万

　　走近吴鹤声，我们便会明白“国家赔偿”的真实含义。起因→

　　1988年，吴鹤声之妻因脑溢血不幸去世。这年夏天，他认识了中年妇女余某。吴鹤声发现自称离异的余某，不仅没有与丈夫离婚，还有一个小女儿，于是便与她断了来往。

　　1991年4月2日下午，余某突然上门，想请吴鹤声帮一个忙。吴很客气地将她送走。不料，余某当晚被杀死在汉阳动物园。4月15日，两个民警突然来到吴家，将他带到派出所。警方在现场收集了6枚烟蒂，其中两枚验出含有Ａ型血唾液，而吴鹤声是Ａ型血。当时的技术手段有限，吴成了最大嫌疑犯。蒙冤→

　　当年4月16日，吴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公安机关收审，1992年11月3日被批准逮捕，1993年4月12日检察机关以吴鹤声犯故意杀人罪，向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市中院经审查后，以“此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先后两次退回补充侦查，直到当年7月23日，市中院才认定吴鹤声故意杀人罪名成立，但鉴于此案仍有不少疑点，为“留有余地”，遂根据“疑案从轻”原则判处吴鹤声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生效后，吴鹤声被投入监狱服刑。昭雪→

　　1997年7月，无业人员丁剑鸣因多次抢劫、杀人被公安机关抓获接受审讯时，主动交待了自己于1991年犯下的一起杀人罪行，与余某遇害的情形基本吻合。

　　1999年12月13日，法院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精神，对吴鹤声宣告无罪。10天后，吴鹤声被释放。至此，吴鹤声共失去人身自由3174天。赔偿→

　　吴鹤声无罪释放后，多次到市中级法院咨询国家赔偿事宜，并于2002年1月8日正式向市中院赔偿委员会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书》，其主要内容是：（1）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员违法办案的刑事责任；（2）赔偿其无罪被错误羁押3174天的损失；（3）赔偿其在公安机关审讯时，因刑讯逼供造成的伤残、医疗等费用计17万元；（4）请求赔偿精神损失费、经营损失费、子女的医疗、抚养、教育等费用，共计127．5万元。

　　2002年5月20日，市中级法院在与吴鹤声协商不成的情况下，经慎重研究，作出赔偿决定，向吴鹤声支付其被限制人身自由3174天的赔偿金13．7万余元，并驳回其他赔偿请求。武汉首次举行的国家赔偿听证会

　　《国家赔偿法》行进江城的10年之路中，吴鹤生一案写进了历史。同样，熊旺生一案亦写进了历史。本案中，今年3月30日，江城首次为国家赔偿举行了“听证会”。

　　1994年8月1日，熊向单位财务部门借款5万元。后来，有人向检察机关举报了此事。

　　1995年12月，江岸区检察院以涉嫌挪用公款罪对熊旺生提起公诉。1996年6月，江岸区法院以挪用公款罪对其判刑3年。同年9月，武汉中院二审时，决定对他取保候审。在看守所羁押94天后，他回到了家中。

　　1997年4月，武汉中院撤销江岸区法院的一审刑事判决，发回重审。3个月后，江岸区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原因是熊犯罪情节轻微。

　　2002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刑事申诉复查决定书》，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认定熊旺生是小金库的经营人，并利用职务之便将5万元公款挪用给他人进行营利活动。”决定维持对申诉人熊旺生的不起诉决定，同时认定江岸区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不当。

　　同样是决定不起诉，江岸区检察院认定的是因犯罪情节轻微，而最高检察院不起诉的前提是认为熊挪用公款证据不足。“这说明熊旺生是清白的！”

　　去年11月，熊旺生向武汉市中院提出，要求江岸区法院、检察院共同赔偿86万元。

　　现在，熊旺生一案仍在相关单位的协调处理之中。

　　实践证明，通过听证，让赔偿案件双方当事人充分陈述自己的主张，并相互质证、辩论，使他们了解赔偿决定形成的依据和理由，既增加了赔偿案件审理的透明度，保障了处于弱势地位的赔偿请求人的诉讼权和知情权，又使案件争议的事实通过质证、辩论进一步得到澄清，从程序上保证了国家赔偿案件的公正审理。告知制度，保证“知情权”

　　市中级法院副院长吕小武会上说，《国家赔偿法》颁布后，我市法院为了切实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从2002年起，开始实行赔偿告知制度：

　　刑事案件中，法院在对被告人宣告无罪判决结果时，必须明确告知当事人有权申请国家赔偿，并明确告知国家赔偿申请的法定时效；民事、行政诉讼中，当违法的财产保全、违法的强制措施、违法执行的错误被纠正后，就应当立即告知当事人有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赔偿告知制度的实施，保证了受害人的知情权和请求权的落实。十年之路，数据“说话”

　　10年来，刑事赔偿占主导，民事、行政诉讼中的司法赔偿呈上升趋势。

　　据悉，在已审结的149件赔偿案件中，刑事赔偿案件126件，占全部赔偿案件的84．56％；非刑事赔偿案件23件，占全部赔偿案件的15．43％。刑事赔偿案件中，错误刑事拘留20件，错误逮捕31件，无罪错判25件，错捕错判15件。

　　在非刑事赔偿案件中，错误执行14件，民事错判5件，行政错判2件，另有丢失证物、丢失案卷引发的赔偿各1件。存在的问题

　　目前，司法赔偿案件在实际操作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譬如赔偿义务机关主动承认错误，并承担赔偿责任难。一些义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碍于面子，因为赔偿意味着认错，影响政绩，还有的担心因此可能受到责任追究。

　　武汉市中级法院院长周文轩说，在积极实施《国家赔偿法》的同时，当务之急是加强执法人员素质培训，提高案件质量。

　　（文／记者杨明安　通讯员涂莉吴政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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