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5年苦读，53岁的我终于拿到美国数学博士学位。我选择到美国B市任教。

　　这所大学原为地方学院，教师大多只有硕士学衔，就在聘我那年，刚刚转为州立大学B市分校，并开始招聘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我选择来此的最主要原因，还在于这里直接给予副教授位置，而其他大学对于刚毕业的博士只给助理教授的位置。在我与学校签定的合同上还有一个条件，即试用期为6年，试用合格可以转为终身教授。在美国，一旦成为终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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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端上了铁饭碗，无论发生怎样的经济危机，均不可以解聘。

　　我一走进课堂就给学生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与过去十几年听的课全然不同。很多老师也前来听课。6年来，在我来说不过是认真工作而已。我低头干活，不多说话，和谁也不近不亲。很快，我在学校里成了一颗明亮的星，但同时又是一颗游离的星。

　　然而，你一个外国人，居然得到巨额的科研经费，可以请访问学者、开国际会议……这一切所引起的嫉妒，导致了在转终身教授时的一场闹剧。

　　试用6年转为终身教授，一般而言是水到渠成之事，更何况6年来每年对我的审核是好评如潮。可万万没想到，本系“人事委员会”7位成员中4位投了反对票。我转为终身教授在最基层被否决了。其主要理由是我在教学会上发言较少。

　　人事委员会中的S君很快站出来说话了，他觉得这个决议太不公平。于是他以个人名义在系里进行了民意调查。全体教职员一个不漏。调查结果是，除了人事委员会里那4张反对票外，其他所有人均表赞成，并郑重签名。这份民意调查和系人事委员会的决议同时送交到上一级，也就是理学院人事评审委员会。

　　据说院一级专门召开了扩大会议，各系人事委员会均有代表参加。经过了相当激烈的争论，最后绝大多数与会者认为我6年来工作成绩显著，理应转为终身教授，并形成决议，呈报副校长审批。可是，副校长居然推翻了会议决议，不同意我转为终身教授。

　　副校长找我个别谈话，向我通知最后的决定，并表示遗憾。按美国规定，试用期满不能转为终身教授的应离开此校，另谋工作。然而，副校长紧接着下午又找我，说如果我接受这个决定，马上涨一级工资，作为合同教师留任本校工作一年。第2天又叫我在拟好的文件上签字。“这个字不能签！”我拍案而去。

　　我心中产生了一个沉重的问号：美国一直自诩自由民主、人权平等，为什么在我身上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答案很明了：人性的弱点———嫉妒；社会的弊病———种族歧视。

　　期末，学校举行一年一度的毕业典礼。在全校教师列队集合时，一位生物教授在散发传单。传单的题目是《为什么？———许博士事件中令人深思的问题》。在这封公开信中，他称我为全校独一无二的数学家、优秀的老师，还列举了我的一系列表现，最后相当鲜明地指出：“我们标榜自己是优秀的州立大学，为什么不能接受一位优秀人才；我们标榜是人权平等的国家，为什么不能接纳一位与我们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好人呢？”

　　第2天就是暑假了，按计划我要去X市工作4周。在离校之前，我带上评终身教授有关的全部文件去闯另一位校领导（德裔）的办公室。在招聘我时，他曾多次向招聘委员会进言招个中国人。我来此工作后，他对我也有一些关注。现在他已官至副校长。当我把系人事委员会的决议、S君在系里的民意调查、理学院评审委员会的决议、掌握人事大权的副校长的决定及叫我签字涨一级工资并留任一年的文件、生物老师告全校师生的传单，依次摆在他面前。几乎没有说什么话，他已激动得脸红脖子粗了。接着他又询问了一些细节，然后情绪激昂地说：“你算找对人了！我是本地区平等委员会的代表，你这是明显的不公平竞争问题，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管到底。这不是为了一个许钟灵，是为了众多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

　　后来，这位德国人做了什么我并不十分清楚，只知道教师工会开过会，学生联名写过给校长的公开信，并登在校报上。

　　此后，那位掌握人事大权的副校长辞职，转到系里去当教授。老美能上能下，这点很好，见到我仍笑脸相迎，且不忘祝贺我荣升终身教授。我没跟那位德国人单独谈过话，也没请过客、送过礼，甚至没说过一声“谢谢”。对此我这个老中一直于心不忍。而那位生物老师，无论当时或事过之后仍只限于见面打招呼，好像从未发生过曾为我两肋插刀的仗义行为，弄得我倒不好意思再提此事。

　　（汤锡松摘自《生活潮》第12期作者老扎）（来源：报刊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