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梅两次挨打的经过及处理，“传真”中这样写的：2004年2月17日第三节下课后，王松涛挡住李梅的路。李梅偏要超过。最后两人发生抓扯，被同学廖兰英拉开。事后班主任进行调查处理，为了严肃校纪、班规，该班班主任责成王松涛赔偿医疗费共计67元（其中李梅的父母还叫王松涛少给10元）和写了检讨。

2004年2月23日晚9点10分左右（学校9点下晚自习），吴静从教室前面往教室后面走，手中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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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本子向左右两边摔。这时有学生从教室前面的插座上去拿充电的电筒，造成了教室的电灯熄灭。而恰在此时吴静的本子打在李梅的头上，李梅便抓住吴静不放。于是，两人发生抓扯相互打起来。在灯没有亮的情况下熊芮也被别人打了一下，于是便不分青红皂白也加入打架行列，踢了李梅一脚（当灯光又亮起的时候，李梅认出是熊芮）。当夜值班教师蒲忠祥老师及时赶到，进行了现场处理。2月27日校方分别给打人的几个学生给予了记过等处分……

　新闻单位对学校说法的思考

然而，在这洋洋洒洒的万言传真中，一个简单的事实却被学校所忽略：即“传真”完全回避了李梅在校园里受到男生同学威胁勒索的事实。作为校方只是简单地描述说，第一次李梅挨毒打是由于王松涛挡住李梅的路，结果最后两人发生抓扯。用这样一个说法来抹煞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于学校方的动机和意图，四川新闻网不得其解。因为我们不难想象，如果之前李梅满足了这些勒索者的要求，王松涛们还会去主动挡李梅的路吗？而且，那又是什么样一个挡路法啊，“拿起一根长凳子就横在了李梅的面前。”

其次，我们还注意到另外一个事实：即正是因为2004年2月23日上午，李梅的家人找到学校要求严肃处理王松涛（责成王松涛赔偿医疗费共计67元），由此才引发出23日晚9点10分左右的第二次毒打李梅的事件。据李梅家长介绍说，此次打人事件期间，前后一共开关灯三次，开关灯间歇里毒打李梅的情况并没有停止。现在，学校方却将蓄意毒打轻松地说成“意外冲突”。

　学校对媒体的要求和声明

随后，在这篇万言长卷上，营山县玲珑完全小学校领导们附带上了自己的观点：第一，学生在校园内发生纠纷，不能称之为遭“黑手”；第二，学生在校发生纠纷后，校方立即批评教育学生。同时又通知家长到校，共同协商处理此事。但事件后期学生家长不服也不执行有关调解意见，像这样的民事纠纷，学校无法裁断更无法强制执行；第三，在学校为李梅垫付了诉讼费的情况下，李梅一方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也给校方及行为人各方定一个赔付的尺度；第四，作为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仅凭李梅妈妈的说法，依靠华丽的字眼，将一个安静祥和的校园描绘成如此之恐怖，有吸引读者和卖点之嫌；第五，无论社会各界的反映，还是李梅的哥哥的看法，都认为学校的管理确实到了位的。为什么仅凭李梅妈妈的片面之词，就可以说学校发生过类似的暴力事件？第六，李梅的医疗费学校已垫至2004年9月5日，以后的医疗费用还垫多久和多少呢？第七，据（学校提供的）知情人士证实，近段时间李梅在家能够正常生活和劳动，与事发前没有两样，为什么新闻报道上却说李梅“变疯”了呢？

“传真”中营山县玲珑完全小学校称，根据以上资料,记者对“李梅事件”所进行的报道与营山县玲珑完全小学校提供的资料，基本没有任何出入。然而学校认为四川新闻网某些不实的细节报道“在学校和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对学校声誉及师生身心造成极大伤害，应立即予以更正，消除恶劣影响”。同时，学校“将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力”。

媒体的几点疑问

那么，记者掌握到的细节又是怎样的呢？首先，如果据（学校提供的）知情人士所说，近段时间李梅在家能够正常生活和劳动，与事发前没有两样。那么，多家媒体记者在成都亲眼见到面目呆滞、神情恍惚的李梅又是谁呢？医生鉴定结果为“应激性相关障碍”的结果难道有假不成？在记者掌握和学校给四川新闻网发来的传真中，均附有3月15日南充市川北身心医院的的入院证明和3月23日的出院证明，入院证明上清楚地写着“头部软组织挫伤”，而出院证明上增加为“诊断结果：一、头部软组织挫伤；二、XX（字迹不清）应激反应”。难道，这些都不能证明李梅的身心曾受到的严重伤害？难道应该说，原本精神正常的李梅由于住院，反而在医院里患上了“XX（字迹不清）应激反应”，因此责任应归在医院身上而不该算到索财未逞的男生们的头上？

其次，校方表示，作为一个无法正常运转，有时候连水费、电费都交不上的农村小学，为李梅一家东挪西借地支付了近4000元医药费。而且，在最近一张7月5日由李梅哥哥李松签字的收条上，还附注有“此项600元款收到，（代表）此医疗费用系学校垫支到2004年9月5日止”的字样。因此作为校方，似乎已经完全没有义务为李梅新增医疗费用负担的义务了。而肇事学生们的家长，也因为在一张3月12日的收据上，写有“本次打人医疗赔偿已做了结，不再发生任何经费往来”的字样，从而可以心安理得地拒绝进一步支付李梅的医疗费用。那么，事实又是如何呢？我们了解到，在李梅家人签字同意作出了结的当时，李梅并没有出现“应激性相关障碍”症状。而恰恰是好不容易拿到这笔钱之后，3月15日李梅才能住进南充市川北身心医院，期间病症才完全显现出来。难道说，作为肇事者的家长，仅仅因为手中握有免责文书，就可以不顾事实，逃避一周之后才显露出来的病症吗？目前李梅一家因为治病已是身无分文，难道说，这些家长们就真的没有一丝道义上或者说是法律上的责任了吗？

学校在发来的传真中，还有这样一段文字：“李梅的父亲李双全在3月12日受到学校付给的其前段时间（2月23日至3月12日）的全部医疗费用后（其中由学校垫付绝大部分），很高兴地与学校达成一致意见：此次医疗赔偿已做了结，不存在任何经费往来了。”好一个“很高兴”，好一个“一致意见”，我们完全可以这样反证：要是李梅的父亲李双全在3月12日就知道3月15日以后李梅会暴露出“应激性相关障碍”病症。试想，李双全还会“很高兴”、还会和学校达成“一致意见”吗？

学校“传真”中多次提到，李梅被打后“近段时间在家能够正常生活和劳动，与事前没有两样”。那么，事实真相如何呢？记者日前特意电话采访了李梅所在村的村民。

玲珑乡宗祠村8社50多岁的社长肖昌国告诉记者，“我50多岁，看着李梅长大。她很聪明，看见我都要打招呼。她爷爷是我们村的老支书，婆婆现在身体都很好，父亲当过兵……”距李梅家300米远的邻居、50多岁的郭兴全补充说，不要说他爷爷婆婆没有精神病，就是他们家祖宗三代也没有精神病。李梅挨打后，现在确实变“莽（当地语傻了的意思）”了。

65岁邻居田文礼说，原来李梅是个活泼可爱的女孩，现在见了面都不再喊人。前两天我们在一条田坎上相遇，隔一米远时，她差一点儿滚到水田里。我60多岁都走得稳，咋个10来岁的娃娃还偏偏倒倒的呢。我还问她“咋子了？”她腔不开气不出，自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