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原是一位日本人，却在年少时为了一份执著留在中国，直到生命的结束。

　　她在中国参加革命和建设的五十九年时间里，有整整三十三年的时光是在鞍山度过的。于是，当2004年5月她在北京辞世时，我们有理由记住她的名字———叶绮。

　　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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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绮原名野崎绫子，1929年出生在日本东京，六岁时随父母来到中国。

　　1945年，叶绮的父母回国时，15岁的叶绮却执意留在中国，她的想法简单明了：“和日本帝国主义决裂，参加中国革命。”于是，做植物学家的父亲把她托付给当时中共吉林省主要领导人袁任远。袁任远很欣赏年少志高的叶绮，他对叶绮的父亲说：“请你放心，我们党是国际主义的党，只要本人愿意跟着我们走，我们一定培养她。”就这样，还是一名少女的叶绮留在了中国。

　　随后，叶绮投入到中国革命的洪流中，她先是在吉林日报社协助校对，后又加入到八路军二十四旅。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后，叶绮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一名调剂士。尽管她没有象战士们那样冲锋陷阵，却在另一条无声的战场上浴血奋斗着——为了将士们的安全，她多次以自己身体做药理实验，甚至不顾生死用缴获的日军鼠疫疫苗在自身上做着人体试验……

　　1948年10月，叶绮被组织上送到哈尔滨医科大学诊断系就读，从此她的人生翻开新的一页。

　　来鞍

　　1952年是叶绮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22岁的叶绮来到了鞍山，她在日后的回忆中这样叙述道———

　　“1952年，我正在哈尔滨医科大学读研究生，这时中央向全国号召支援鞍钢。当时鞍山需要建一家大型综合性医院（即市中心医院），组织上到哈尔滨医科大学抽调医生，但是学校指派的医生不愿意去，其他人也有一定困难，我知道后就主动找组织表示愿意去鞍钢，最后组织批准了。”

　　到达鞍山后，叶绮从一名普通医生做起，先后历任市中心医院大内科主任、心血管科主任等职。这期间，她结婚生子、加入中国国籍（同时保留日本国籍）、入党提干，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年华在鞍山度过，直到1985年她被调离鞍山，叶绮在鞍山整整度过了三十三年的时光。

　　这三十三年的时光里，叶绮救治过无数病人，比如，1965年辽宁发生特大洪水期间，叶绮率领医疗队先后救治了近万名病人，成功抢救了46名危重病人……

　　这三十三年的时光里，叶绮留给同事们难以忘怀的印象———

　　“她开朗大方、乐于助人。五十年代末，我刚到市中心医院时和叶绮同一个科室。有一天轮到我值夜班，叶绮得知我是第一次值夜班，就主动留在医院里，她对我说‘我一晚上都在隔壁，你有什么困难马上叫我’，我当时挺感动，觉得这个人真热心。”

　　“有一年，我到乡下给农民治病，在一家农户的桌子上竟看到一张叶绮的照片。原来，那户主人曾得过严重的心脏病，叶绮治好了他的病，又对他特别好，所以那户人家一直记得叶绮。能让病人这么记着，这是我们医生无尚的荣誉。”

　　“叶绮的医术相当好。1983年，尼崎市日中友协会长赤田先生途经鞍山时突发心脏病，生命垂危。叶绮利用火车站贵宾室就地进行了十二小时的抢救，终使赤田先生起死回生。日本各大报刊争相报导此事，尼崎市政府还专门表彰了叶绮。”

　　由于高超的医术，叶绮还得以与老一辈革命家蔡畅有过一段短暂的交往。

　　文革前，蔡畅到鞍山汤岗子理疗医院疗养。当时，尽管北京方面派了一位保健医生，但此人不是心脏专科临床大夫，一旦发生情况，还需要鞍山方面的协助。于是，鞍山市委决定派叶绮做蔡畅在鞍期间的贴身保健医。

　　“蔡大姐非常关心我，她对我说：‘你一个日本姑娘，又当军人又当大夫，又加入中国国籍为中国人服务，真了不起呀。你要好好努力，为女同胞争气。她又问我，‘组织上让你参加三八国际妇女节的活动吗？’我点点了头，蔡大姐显出很高兴的样子……”多年后，叶绮这样回忆着。

　　文革期间，动荡的环境使得叶绮与日本亲人失去了联系，这是一件令叶绮十分痛苦的事情。但是，在文革还没有结束的1975年，叶绮却意外见到了日中友协首席顾问藤田茂先生，并于当年赴日探亲，与阔别三十年的母亲（其父已去世）重逢。后来，叶绮才知道，这一切都在周总理的安排下得以实现的———

　　“1972年，藤田茂先生应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邀请率团到中国访问。总理会见他时，藤田茂问起我的下落，总理回答说：‘请放心，叶绮很好、很健康、很努力上进，她在鞍山工作，已成为当地颇受广大人民爱戴的著名医生’。随后，总理又介绍了我的家庭情况，还特别强调我的家庭很幸福。

　　1975年，已经病重的周总理还不忘我的事情，在他的亲自安排下，我与藤田茂先生在天津会面，同年，我又生平第一次赴日探亲。所以，我对周总理怀有很深的敬意。1976年他去世时，我特别难过。”

　　“特殊的出身”还使得叶绮在“入党”过程中“与众不同”。她曾这样回忆道———

　　“1952年我到鞍山后，很多人都以为我是个日本遗孤。有一次，市委书记杨士杰问我有什么困难时，我忍不住说‘很多人不了解我，怕他们背后猜疑我”，杨士杰当即安慰我‘你和我们是一样的，怕什么’。但是，我入党心切，感到有必要澄清一下自愿参加革命的情况，就写信给袁任远请他出面证明，袁任远在回信中说：‘关于你和你父亲的情况，我至今记忆犹新……’，后来，组织上又找我谈话，告诉我，关于我袁老还有指示：‘叶绮是我们国际友人留下的后代，你们要好好关心她培养她。’这之后，《人民中国》日文版刊登了此事。”

　　1973年，当叶绮终于被批准为中共党员时，她高兴得几乎彻夜未眠，因为，这意味着她的人生信念开始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着、升华着。

　　赴京

　　1985年，叶绮的人生再度发生转折。这一年，她被调往北京的中日友好医院工作。这时，她已经56岁。人生在渐近黄昏时分，开始了另一段她所始料不及却十分热爱的行程。

　　说起叶绮赴京，还有这样一段鲜为人知的经过———

　　“文革结束后，国家筹建中日友好医院。当时，几位专家和教授推荐我到该院工作，但是，也有人不同意，认为尽管我是中国公民又是党员，但我毕竟是日本人的血统，‘这种人不能用’。此事在知情人中特别是老干部中引起了舆论，我闻讯后感到震惊和侮辱。这对我是实行种族歧视，同时也是违反了党的宗旨。我有中国公民的一切权利，有党员的一切权利。于是，我给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写信，表达了我的不解和愿望。很快，总书记做出批示，批准我调入中日友好医院，目的是让我做中日两国之间的桥梁。此事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二十多种语言向世界广播后，产生了国际影响。”

　　叶绮赴京一事还得到了原鞍山市委书记杨克冰的大力支持。杨克冰给中央领导写信积极推荐叶绮，并对叶绮说：“你医术高，日语又那么好，你不去谁去”。当叶绮被调入北京后，杨克冰每年都给她打去电话，了解她的工作生活情况，令叶绮甚为感动。

　　在中日友好医院期间，叶绮始终“向着做好中日桥梁的目标”工作着生活着。繁忙的工作中，她先后担任该院心内科副主任兼外宾门诊部主任、国际医疗部医疗总监等职，并多次抢救过濒临死亡的日本病人，比如日本驻华使馆官员二人、JICA石油专家石板、日本政府议员北员安定……利用业余时间，叶绮还出版了《东赢奇葩》、《我和中国》、《中国古代文化成就》，向中国人介绍日本杰出女性、向日本人介绍古老的中国。1989年，叶绮借回国探亲之机，应邀做了《我在中国得到的精神财富》的讲演，用亲身经历讲述了她在中国的所见所感，令听者唏嘘不已。

　　鉴于叶绮所做出的贡献，中日两国政府和有关部门多次表彰叶绮。国务院颁发给叶绮知识分子特殊贡献证书；日本天皇、皇后授予她皇室大银杯、宝冠勋章；日本政府授予她日本外务大臣奖；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授予她国际协力功劳奖。

　　就在叶绮去世前夕，她还在为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编辑出版的《友谊铸春秋——为新中国做出贡献的日本人》一书提供资料、撰写文章。于是，当她在今年五月辞世时，该学会在悼词中这样写道：

　　“作为一个日本人，叶绮大夫从年轻时即投身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把自己完全融化到中国和中国人民中间。她用精湛的医疗技术为无数的患者解除了病痛，不管他们的地位如何；她用独特的身份和经历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和交流，起到了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最为难得的是，数十年来，她又始终如一地把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信念，贯穿到日常的具体行动当中，未曾有丝毫懈怠……正因为此，她博得了人们普遍的尊敬和爱戴。”

　　……当年，还是少女的叶绮凭着执著的信念，只身留在了中国。而在日后的人生岁月中，她始终向着那份信念———“参加中国革命和建设”奋斗着。

　　记者姗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