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由于白天最高气温超过35度，当晚，上海所有景观灯光首次全部关闭，包括陆家嘴、外滩、人民广场等主要景观灯光开放区。根据上海市政府规定，凡是白天气温达到或超过35度，景观灯光将全部关闭。这是今年入夏以来上海首次关闭景观灯光。

　　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长三角，缺电缺煤缺油给经济带来的损失，可能甚于去年的“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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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6月5日晚10点半，浙江慈溪市威宁机械有限公司一台二手发电机在调试过程中发生爆炸，包括公司法人代表在内的4人当场死亡，两人重伤。这是自去年7月以来，浙江省内第三起因企业自备发电机而起的人员伤亡惨剧。

　　与此同时，杭州、嘉兴等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文件，为企业购置自发电设备和对发电进行补贴杭州市决定，对市区2003年7月1日以后购置的自备发电机，由同级财政给予每千瓦容量300元资助，按发电量再资助0.12元/千瓦时。

　　由此，市场上各种柴油发电机供不应求，不管品质高低成色新旧，只要是能发电的，都成了企业甚至居民追抢的“香饽饽”。

　　有关方面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5日，杭州市已有柴油发电机1720台，装机容量60余万千瓦；嘉兴市在电力部门备案的柴油发电机达2000台，企业自发电容量达80万千瓦；温州市自备柴油发电机总容量更是在100万千瓦以上，超过该市供电负荷总量的1/3。

　　自备发电机的普及，是对日渐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的一个反讽。但这是当前的现实，一位接受采访的私营企业主说，“天天都停电，不自己发电就只有等着倒闭，跳楼了。”

　　能源“三荒”

　　“这实在是一剂无奈的‘药方’。”说到政府补贴自备发电，浙江省经贸委能源处一位负责人表示。

　　据预计，今年浙江全省电力缺口将高达430万千瓦。这意味着，年初以来，除了春节期间的10天外，浙江每天都出现严重拉闸限电，到4月底，累计拉闸限电，超过去年全年。

　　这种无奈不惟浙江特有，据国家发改委统计，今年一季度以来，全国高峰时段拉闸限电的省份已达24个，尤以长三角地区的浙江、江苏、上海三省市为甚。

　　江苏省电力公司新闻发言人殷琼向本刊表示，今年江苏省用电缺口，占华东电网缺口的一半以上，为全国之首。自5月底以来，该省已从“时段性缺电”进入“全天性缺电”状态。

　　在上海，多年来让当地人引以为豪的“夜上海”景观照明工程，重蹈了去年被全部关闭的命运。按照上海电力部门的测算，景观灯全部开启后，耗电量将达到20万千瓦，相当于三峡电厂目前对上海的供电总量，而今年全市预计用电缺口达630万千瓦。

　　如此形势，根据电力专家的判断，上海尚属于“一般短缺”，江苏属于“严重短缺”，浙江则已进入“电力危机”状态了。

　　由于占长三角地区电力供应主体的火力发电约占70%以上，电力紧缺进而引起电煤告急；大量自备发电机的出现，又导致柴油脱销。如此“三管直下”，遂使长三角地区出现电、煤、油“三荒”的能源危机局面。

　　缺电猛于“非典”

　　6月23日下午，南京市有序用电协调小组办公室。值班科长张长沪桌上的四部电话响成了一片，旁边还有十多个人排队等着向他求救。一家名为“世纪缘”酒楼的经理哭丧着脸说，头天晚上，酒楼在营业高峰时遭遇停电，一桌客人因为不愿给钱而打伤了员工，满楼的客人趁势一哄而散。而此前连续5天的停电，已经使酒楼损失近30万元。

　　南京汽车集团专用汽车公司的一位工程师接过话说，因为缺电，上个月就推掉了好几个单，现在卫生部一批急用的农村医疗巡回车也不能按时交货，加起来都损失上千万元了！

　　南京市经委办公室主任告诉本刊，由于该市电力缺口有增无减，年初以来就不得不对企业实行“开五停二”(开工五天停两天)的C级用电方案，中小企业因减产效益普遍降低1/4左右。6月23日南京再创今年以来的限电纪录，几乎所有高耗能单位、企业和写字楼都尝到了限电的苦头，部分单位自动过渡到“开四停三”的D级用电方案。

　　相比南京，缺电更严重的杭州，损失更大。据统计，今年1～5月，杭州全市有1289家企业亏损，其中绝大多数是由缺电引起的产能不足或质量问题所致。浙江省一位领导曾对媒体说，2003年爆发的能源问题将影响浙江GDP0.6个百分点，相当于非典的6倍。

　　不仅如此，电力紧缺引起的引资担忧也正在变成现实。今年4月，上海有关部门曾与十几家大型跨国公司驻沪企业进行有关电力问题的座谈，这些外资企业普遍表示，如果上海供电持续不足，将不得不考虑转移投资。江浙两省的一些日资汽车、电子企业，也纷纷抱怨将生产调整到晚上和周末，所带来的劳动力成本剧增。

　　诺基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写给杭州市委、市政府的一封信，直白地表明了这种情况持续的后果，“如果杭州研发中心的业务开展遭到电力供应的严重掣肘，受损害的将不仅仅是诺基亚，还有杭州招商引资的信誉和效果。可以想象，没有一家公司会投资在一片电力供应无法得以保证的土地上。”

　　开源之困

　　面对缺电困境，长三角地方政府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广开电源”。开源的路子无非两条：一是向别人买，二是自己发。但他们很快发现，两条路都不好走。

　　据华东电网公司有关人士介绍，华东电网属于消费型电网，不能外供，只能在网内进行省市间调配。在电力充裕的情况下，各电网之间的调配和供销是常见的一种解决短缺的办法，但现在大家都出现紧缺，“有钱也买不到电了”。

　　向外买不到，只好自力更生多发电。长三角的火力发电占70%以上，但很快又发现煤的问题更严重。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的数据，煤炭产品价格已经连续几月持续大幅度上涨。4月份，与去年同月相比，原煤出厂价格上涨13.9%。煤价大幅上涨，直接将火电企业拖入了困境。许多煤耗高的老机组运营成本大大高于销售电价，火电厂为减轻亏损只得限制出电或被迫停机。江苏省电力公司新闻中心副主任沈伟民告诉本刊，就算愿意花很高的代价，发电企业还是“一煤难求”。6月，据江苏省电力燃料集团总经理透露，江苏电煤短缺的情况非常严峻，总库存低于5天的警戒线。他们正想尽一切办法四处买煤，省政府也在向一些产煤省份发函，商请支持。可目前的情况是，不止江苏省缺煤，全国还有二十多个省市都面临“燃煤之急”。

　　6月上旬，上海市副市长胡延照上任伊始就直扑山西、河北，目的是“跑煤”。深谙缺电之苦的浙江省，早在半年前就由省长吕祖善带领全省11个市的市长前往山西、内蒙古等地，与当地三家大型煤炭企业把煤炭供应合同一签就签到了2010年。

　　为了保证火力发电，南京市甚至不惜动用行政命令。在6月1日的全省电力迎峰度夏电视电话会议上，南京市副市长奚永明强调，南京供电要坚持“保发、稳发”两个原则，全市所有燃煤发电企业到6月底必须完成“电煤储备量达到10天用量以上”的硬任务，同时在年底之前完成增加42万千瓦以上电力负荷的计划。

　　一方面供电缺口频频拉大，另一方面发电企业却面临生产经营困难，这一矛盾，成了长三角官员最头痛的问题。

　　除了充分利用现有发电能力，各地还不约而同地做出了另一种选择——大力开展电力建设。这显然是着眼于长远的考虑。

　　尽管电厂的建设周期一般需要3～5年，可谓远水难解近渴，但“不建就永远没有主动权”，浙江省经贸委负责人说。

　　然而，这种大干快上的电力建设形势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担忧。

　　首先，最现实的问题是，眼下本来就燃煤紧张，解决起来也是困难重重，还建设这么多需要烧煤的电厂，拿什么来使它运转？据了解，目前开工的燃煤装机已经占开工装机总量的91%，这种以火电为主的能源结构使我国对煤炭具有越来越大大的依赖性。

　　“再把眼睛死盯着煤炭，无异于饮鸩止渴。”一位电力专家忧心忡忡地说。

　　再者，就算到时有办法解决煤的问题，这么多电厂全建成后，到底能否消化得了？有关专家指出，梳理近十年来我国电力建设的脉络，很容易看到一个链条式的怪圈：“电荒—上项目—过剩—减少投资—电荒—上项目……”而根据国家电网公司预计，2005年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将由紧张走向缓和，2006年基本平衡。那么，到了2007年，随着更多新电厂的投入运营，是否会引起新一轮的电力过剩？

　　此外，能源消耗所引发的环境问题同样不容忽视。由于这一拨新建电厂绝大多数是燃煤电厂，也就意味着将有相应的排污量和巨大的耗水量，对此国家能源局局长徐淀明对媒体说，到时不仅城市缺水的状况更加严重，酸雨还会“把你的心、肝、肺都腐蚀了”。

　　节流之难

　　“听到喊话的用户请注意，现在请按照指标限电。”6月23日上午10点，南钢集团电炉厂厂长再次听到了那让他“心焦”的喊话声。

　　声音来自配电房墙上的一个黑色小喇叭，它连接着一套叫“无线电负荷管理系统”的用电监控装置。这种装置的作用在于监控企业在规定时段的用电负荷。如果企业的用电负荷在规定的时段超过要求，装置将自动发出警告，并远程传输给供电管理部门。

　　目前南京市有这种装置2384套，占企业工厂的80%。

　　对企业用户安装负荷监控仪器，只是长三角地区有序用电的一种典型做法。事实上，在电力“开源”的重重困难面前，“量菜吃饭”成了长三角地方政府现实而明智的惟一选择。

　　南京市有序用电协调小组办公室科长张长沪判断，所谓有序用电，“不过是过去的计划用电换了一种说法”。但同样是“计划”，现今的难度却比过去要大得多。

　　随着“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的不断深入，长三角地方政府在制定计划用电措施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首保居民用电”的政策。杭州市经委能源交通处处长楼青山介绍说，杭州市委市政府从去年出现缺电险情开始，就提出了“让电于民”的政策，要求任何情况下都把确保居民“有灯可点、有饭可烧、有电视可看、有空调可用”作为首要任务。

　　楼青山认为，对于普通居民，只能多向他们宣传节约用电的知识，来不得硬性措施。而且，“居民也的确惹不起”，楼举例说，5月中旬下城区一个小区发生停电事故，因为比承诺的时间晚了一小时恢复，居民们就涌上街头，把交通都堵塞了。

　　然而，“让电于民”意味着更大的经济损失。以创下今年南京限电最高纪录的“6·23大限电”来说，当天，居民用电受到影响微乎其微，但装有负荷控制系统的企业几乎无一幸免。南钢集团一位负责人称，当天南钢限电近6万千瓦，损失近10万元。“最受不了的是限电反复无常”，该负责人说，有时供电公司要求10点限电，11点就恢复正常，但可能12点又要求再次限电。

　　这便引出第二个难题——限企业的电，选谁动刀？限电对企业造成了损失，谁又来为此买单？目前来看，除了上海市对遭受损失的企业进行了损失调查，并表示将做出一定的经济补偿外，浙江、江苏两省都没有相应的“安抚”措施。

　　危机溯源

　　危机之下，人们纷纷追寻缺电的原因。从供应方面来讲，较具代表性的说法，一是近年来电力投资增速远低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二是体制性矛盾导致的电煤供应、运输紧张。

　　江苏省电力公司新闻中心副主任沈伟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有二：城市化水平的快步提高和高耗能产业的狂飙突进。

　　近年来，作为国内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城市和农村接壤已越来越模糊，二者在消费结构上已越来越没有区别。“而城镇人口平均消耗能源是农村的3.5倍，怎么能不使供应出现紧张？”沈说。

　　相比居民用电，工业用电的胃口更要大得多。相关资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两省一市的经济发展始终保持了10%以上的发展速度。而从2000年开始，工业经济突然放量，到了2003年，苏浙沪的工业经济增速普遍保持在15%以上，增速最高的浙江去年1～8月甚至达到了惊人的22%。

　　国家统计局的一组数据：今年1至4月，工业用电占到全社会用电总量的74.9%，同比增长18.3%，而冶金、化工、电力、有色、建材等5个高耗能行业，又占到工业用电量的60.1%。

　　苏浙沪三地跟全国的情况差不多，“显然，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用电需求高涨是加剧用电紧张的最主要动力。”沈伟民说。

　　权威专家指出，目前我国万元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是发达国家的10倍。

　　国家发改委一位负责人表示，高耗能工业已经成为工业用电增长的主导力量，某些高耗能产业发展势头过猛，打破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超出了资源的支撑能力，这是缺电的关键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电荒传达出的经济信号，不啻于对资源消耗型增长模式的诘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甚至断言，“中国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重污染、低产出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