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事业发展中心负责人：呼吁建立公益基金
昨天下午，辽宁省公益事业发展中心负责人郭东海主任来到报社，和记者详细了解了三个家庭的情况，他表示，这些家庭需要得到全社会关注，他们情况很特殊，并不是需要解决一时之急，而是需要解决压在他们身上的“长期性疾病”，靠单个自发的力量，可能难以妥善解决，此外，除了他们，社会上还存在其他类似个案，从人道角度，他们也应该得到这
个社会必要的关怀，基于这样的因素，有必要尽快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和资助基金，以呼吁社会、正确引导各种社会资本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实习生胡鹏记者：自发救助有喜悦也有尴尬杨博 本报主任记者
我们的爱心报道推出后，总是会收到很好的回应，会出现大量感人镜头，一些困惑也随之而来。相信做过爱心报道的同行们都会深有体会。
我记得自己曾连续推出《宝宝》报道，捐款的好心人很多，记者和宝宝的家人在统计捐款总额的时候出现了不一致的数据，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烦和尴尬。之后，这笔款项由谁管理，如何呈现使用的透明度，又成了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最后，记者把这笔款交给了负责治疗宝宝的医院，每天的医药费清单都要核对，也为记者增加了大量的工作量。其实，记者为捐助者与受助者搭建了桥梁，没有义务和权利负责管理使用款项。而捐助者真的像天使一样，做完好事就消失了，至于所献的爱心是否真正地实现了最初期望的价值，他们不知道。如果有专门的机构来管理和操作，就会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也会为更多的人带来帮助。
另外，不少受助者在我们一年后的回访中，都谈到了同样的话题———压力。许多孩子因为得到别人的帮助，他们一旦学习成绩有所下降，就会感到对不起关心他的人。甚至因为他们的困境被赤裸裸地暴露在公众面前，产生自卑心理。这也违背了我们报道的初衷。媒体可以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但全社会范围的一对一的很具体的救助工作不可能完全落实。而且个案报道多了，公众很可能产生反感，甚至麻木，造成很尴尬的局面。一句话，呼唤专门的机构或平台来协调，不能仅仅靠媒体发现的几个个案，治标不治本。刘冬梅本报记者
除上述问题，还有一个新困惑。比如我们在推出《烧伤女孩渴望有“脸”上学》的报道后，收到了大量的捐款。受助对象所在的社区成立了“小爱萍爱心基金会”，社区在做许多日常工作的同时还要负责管理这笔款项，研究怎样合理使用，把多余的合理配置，用以帮助更多的人。随时出现状况随时研究对策，没有具体的制度可遵循，也没有可靠的专门的机构来协调。?荥张莲本报记者
我们每推出一篇爱心报道，都会有好心人来响应。他们有爱心和热情，完全是自发的，不求回报。但如果有了一定的优惠政策，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多年来，大家的观念中做好事就是要不留名，似乎留了名就不是做好事了，其实只要受助者真正的受益了，帮助他的人又能得到好处，不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吗？这是很人性化的，这应该形成一种机制，让更多的有能力助人的人参与其中。实习生 胡鹏面对陷入病残之痛的个人和家庭，我们如何才能展开更有效的救助，欢迎社会各界继续参与讨论。热线电话：024-238286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