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德”建设同样不能忽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与“官德”建设是有联系的。这种联系，不仅在于干部作风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乃至整个社会的思想道德风貌有直接的导向作用，还在于，从直接的方面看，我们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有赖于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以其“昏昏”不能使人“昭昭”。同样，我们不能指望一个生活腐化、耽于酒色的领导干部可以从思想上真正重视起来，把那个地方或部门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任务落实下去。
———范伟 《学习时报》扼死“细节上的魔鬼”
政府的公职人员能够腐败，将公共财产占为己有，是因为在法律、法规的细节或程序上舞文弄墨，形成了大规模的自由裁量权，从而在保护公共财产的围墙阴暗死角打开腐败的门窗。法律法规也因此成为单边毛玻璃墙，可以挡住监督的眼光。对于政府的公职人员的腐败，布坎南和塔洛克的公共选择学派的寻租理论认为，租金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寻租基本上是通过政治活动进行的。按照这种理论，腐败产生于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例如行政审批，可以说就是过度干预的“细节上的魔鬼”，行政审批用以对经济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约束和矫正，而实际上是更多地设置了过量的自由裁量权，导致过多的租金，为腐败提供土壤。
———陈永苗《南方周末》不要鼓励私力救济从私力救济向公力救济的发展，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公力救济比之于私力救济有巨大的优越性。社会越是进步，私力救济的适用几率和范围就越小。而只要有可能就应适用公力救济。因为公力救济的权威正是法律的权威。随公力救济产生的是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一个法治和理性的社会不应当鼓励私力救济，更不应当推崇私力救济。但公力救济的权威和普遍化是以救济的公平高效为特点的。当公民穷尽一切合法途径仍不能获得正当救济，而且当这种现象普遍化以后，公力救济就会转化为私力救济，各种非法的私力救济就会滋生。而非法私力救济的普遍化则意味着法治的崩溃。因此，私力救济的发展和普遍化只是一种法治的不健康或不完善状态，甚至是一种倒退。
———蒋德海《解放日报》“领导”是“服务”不是包办保持党与人民血肉联系的前提归根到底在于党的事业，也就是实现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事业，党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要成为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坚定维护者、真诚服务者。因此，党“代表人民”与“服务人民”是内在统一的：“代表”的实质和根本标志是“服务”，“领导”也是“服务”，而不是包办代替；党对人民是在“服务”基础上的“代表”，只有“服务”得好，才能“代表”得好。———李德顺《北京日报》“以人为本”的理论基石“以人为本”，就其字面表述而言，既可以见之于中国古代哲人，又可以见之于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还可以见之于西方跨国企业推销商品的广告词。但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有机部分，“以人为本”已经通过吸取人类社会发展中积累的有科学价值的认识成果而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其理论基石和理论渊源，在马克思主义而不在其他地方。这就使它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政治生命和理论品格。———卫建林《求是》领导干部要带头求真务实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这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审时度势提出的治党治国的战略举措。认真贯彻落实这一战略举措，关键在于各级领导干部能不能带领群众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秋风《人民论坛》宏观调控应遵循市场规律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市场经济制度是经济长期发展最为有效的制度；与此相对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宏观调控，也以调整各种价格变量为主的市场化调控效益为最高。惜乎中国虽选择了市场经济道路，但遇到需要加强宏观调控的关键时刻，却动摇市场理念，重走以行政性手段紧缩经济的老路。但事实证明，行政性调控正在窒息经济的活力，当及早退出；而市场化的调控措施则应适时介入，以避免经济出现反弹。———胡舒立《财经》⑦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