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玉杰
因为守着丰富的煤炭资源却无法从中获利，山西省晋城市的农民近年来多次通过堵塞运煤道路、毁坏煤矿设施等违法行为与矿主和地方政府抗争。
导致“晋城困局”的《矿产资源法》制定于1986年，当时尽管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
社会贫富差距却远没有现在这么显著。更主要的是，尽管当时的人们享受到的社会福利水平还很低，但却比较“平均”，社会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远没有今天这么强烈。在此背景下，《矿产资源法》规定矿产资源所在地的人民不能从资源中分利，人们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
然而，时过境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矿产资源法》这种过于强调国家利益、国有企业利益、忽略矿产所在地人民群众利益的社会经济条件已不复存在。一方面，人们的个人意识开始觉醒；另一方面，许多中小型煤矿被改制成私营企业、私人资本甚至外资参股的煤炭生产企业也已经出现。新的、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尚不健全，社会群体的分化日益加剧。在此背景下，继续要求矿产所在地的人民作出“牺牲”，显然不符合公平的原则。
再者，矿产所在地人民也是矿产开发中的利益受损者，必须面对种种环境问题。
社会学理论告诉我们，当弱势群体将自己的不如意境遇归结为获益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晋城困局”不过是对这一理论的现实注解。为此，我们建议全国人大对《矿产资源法》进行修改，以立法的形式规定矿产所在地人民从矿产中分利的权利。至于具体的分配形式，可以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