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共和国历史上被公安机关查获的贩卖婴儿人数最多的案件；这是涉案人数之多、审判时间之长，在共和国历史上也十分罕见的贩卖人口案件……

　　这组数字足以说明本案所创造的“纪录”：被广西玉林市人民检察院起诉的被告人达52名；这个团伙共贩卖婴儿118名；一审历时29天，案件跨广西、安徽、河南、湖北等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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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上述这组数字需要说明的是，因为案情复杂，这52名被告人仅仅只是被广西玉林市检察院起诉的，另一部分人贩因被安徽、河南警方抓获，所以由当地司法机关处理。“因为涉案人数太多，法院没有这么大审判庭，最后再三协商，决定放在玉林市委党校礼堂进行。一个案件有50多名被告人，审理近20天时间，印象中在玉林从来没有过。”一位办案人员如是说。

　　2004年7月23日，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主犯谢德明、崔文献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主犯辛丽芳、陈善才、李秋梅、胡冬梅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主犯蔡立平、赵洪亮、李秋、葛法申、张桂云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余41名被告人，除1名免于刑事处罚外，分别被判处1年零6个月以上有期徒刑。

　　谁在卖？谁在买？为何卖？为何买？怎么办……人们都在关注贩婴真相。

　　“3·17”贩婴大案暴露

　　2003年3月17日15时58分，广西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公路支队四大队值班室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值班员王炜拿起话筒：“您好，有一辆‘皖S02099’号大客车，从玉林开往安徽省，车上有贩卖儿童的嫌疑，请你们检查！”

　　晚20时42分，一辆“皖S02099”号车牌桔红色大客车进入高速公路岔道口引线，进入交警的视线。公安人员立即命令将客车截停并严密控制。

　　检查组一上车，民警刘德就听到车厢尾部传来婴儿微弱的哭声，顺着哭声检查，在一卧铺上发现一个旅行袋，开袋一看，袋内竟装着两个被捆绑在一起未满周岁的婴儿。旋即又发现两个用棉被裹着捆绑在一起的婴儿。同时将案情迅速报告公安厅交管局指挥中心和宾阳县公安局，南宁地区卫校附属医院的医务人员也旋即赶来，展开抢救。

　　从车上抱下的婴儿竟达28名！其中1名已经死亡。这些婴儿大的不到3个月，小的才几天，全部为女婴，因长时间处于封闭环境导致严重缺氧，脸色红紫、呼吸急促、奄奄一息。

　　经查，“皖S02099”双层卧铺客车车主属安徽省毫州市汽车运输总公司，驾驶员周某系河南省商丘市宋集镇半塔村人。27名女婴因抢救及时，全部脱离生命危险。

　　13天后，13名婴儿再遭厄运

　　当广西警方正全力侦破“3·17”特大贩婴案之际，罪恶并没有因此而停止，13天后，发生在高速公路的另一贩婴案又露端倪。

　　2003年3月30日中午1时40分，广西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公路支队一大队接到桂林市永福县公安局110的报警，一河南籍司机报警称桂柳高速公路上行线、永福服务区修理厂围墙旁发现4名用旅行袋装的弃婴。接到报警后，大队长雷海明立即指示巡逻民警蒙钢、黄桂燕赶到事发现场。民警在一乱草丛中，找到两只旅行袋，打开一看，4名用毛巾被包裹的婴儿嘴唇发黑，呼吸微弱。民警随即协助“120”抢救婴儿。

　　15时10分，民警齐海鹏、肖开全又接到一名河南籍司机张书华的报案称：一对夫妇租用他的出租车，在广西南宁市横县等地收购、买卖婴儿，这对夫妇给了其50元钱后，已由横县向桂林永福方向逃跑，车上留下9名婴儿。

　　民警在河南籍司机张书华的出租车后尾箱上，共查出9名用数个旅行袋装着的弃婴。

　　当天13时20分，当地群众发现草丛中的婴儿并报警。刘玉杰夫妇看到有救护车开到放置婴儿处，遂借故逃跑，张书华将车修好后，等了许久不见刘玉杰夫妇来坐车，这时，车后尾箱传出婴儿的声音。又惊又怕的张书华只好向警方报案。高速公路民警根据张书华提供的犯罪嫌疑人的线索，在桂（林）－柳（州）高速公路永福服务区附近将刘玉杰夫妇抓获。他们称，13名女婴也是主要通过拾弃、拐卖、偷窃等手段获得，欲贩卖到安徽省。

　　随着刘玉杰夫妇的落网，广西警方投入100多名警力，下湖北、赴河南、奔安徽，几经奔波，顺藤摸瓜，一个横跨广西、河南、安徽、湖北等省（区），涉案上百人的贩婴团伙浮出水面。

　　三道人贩筑起“贩婴通道”

　　仔细翻阅玉林市检察院长达50页的起诉书，让人眼花缭乱的人贩终于理清思路。

　　人贩共分三道。第一道人贩以广西玉林市福绵区谢德明、辛丽芳两家组成的家庭窝点为主。他们负责在玉林市、钦州市等地“收集”女婴。

　　警方查明57岁的被告谢德明，全家7人参与作案。其中“3·17”案贩卖的28名婴儿中有23名婴儿从谢德明处购买。

　　2003年1月24日，家住玉林市玉州区仁厚镇产妇黄某在家产下一名女婴，不愿养，为其接生的农民王惠新（已判刑）电话联系谢德明，谢德明付给王惠新人民币60元后抱走婴儿。

　　被告辛丽芳、陈善才夫妇携手上阵，自2002年下半年起，先后窜到福绵区的沙田镇等地，购买、骗取女婴27名。2002年9月，一位产妇在玉林市福绵医院产下一名女婴，辛丽芳、陈善才以给其妹收养为名，骗得该名婴儿，后以400元价钱出手。

　　第二道人贩河南省永城市人崔文献、赵洪亮、葛法申，湖北省监立县人蔡立平、李秋梅等人，在玉林市从第一道人贩谢德明、辛丽芳等人手中购得婴儿后，将婴儿贩运到安徽、河南两省，转卖他人。

　　第三道人贩韩青松、张新方（另案处理），主要负责在河南永城、安徽亳州等地接受婴儿，再以高价卖给当地一些群众。

　　用安眠药防哭依长相来论价

　　为不让婴儿哭闹，出发前，他们给婴儿喂食安眠药，并用布条捆绑婴儿的手脚，两个婴儿装在一个旅行袋里，多的3、4个塞入一个包中。

　　婴儿价格依长相和健康状况而定。一些婴儿从生父母处以收养的名义被骗走时，有的父母收取8.8元至99元不等“利市”和红枣、榄子等寓意吉祥的钱物。有的婴儿父母甚至倒贴“利市”钱10元至100元不等给接生婆或者介绍人。

　　2003年3月8日晚，产妇梁某在家中产下一名女婴，不愿养，为其接生的被告人农民卜桂英和梁某丈夫一起把婴儿送到谢德明家，谢德明以婴儿小为由，骗取黎成人民币40元，谢收下婴儿后，将该40元给卜桂英。

　　总之，一些人贩从接生婆或介绍人处购得婴儿的价格最低仅40元。一般在玉林最后一手价格在1200元以内，贩运到安徽、河南后“交货”的价格则多是2000元至3000不等。

　　11名医护人员参与贩婴

　　在52名被告人名单中，11名医护人员“榜”上有名。谢德明、辛丽芳从他们处购买女婴时付给手续费大多在100－200元左右。

　　2001年初，被告人谢德明多次找到黎活、以及时任福绵区医院妇产科主任李琼，要求为其提供婴儿。李琼、黎活与妇产科医护人员商定：不论是谁上班，发现有产妇产下女婴不愿养的，就打电话给谢德明，让谢来抱走婴儿，并向谢收取“红包钱”，并统一交由黎活管理，到月底再分发给科里的医护人员。并要求产妇夫妇写下内容为：同意给人抱养，不准要回的字据。“3·17”案件发生后，被告人黎活将保管在其处的4张字据撕毁。

　　2002年8月16日，产妇杨某在福绵区医院产下一名女婴，不愿养，被告人陈敏莲打电话给谢德明后，谢派人到妇产科抱走婴儿，并将200元交给黎活。几天后，产妇杨某家人找到陈敏莲要求找回婴儿。陈敏莲与黎活等人到谢德明家交涉，但因婴儿已出卖，无法要回。为防止杨某家人举报，黎活组织妇产科十多名医护人员每人出钱140多元。凑足2000元给杨某夫妇作为赔偿。

　　重男轻女是祸根

　　118名婴儿，118个鲜活的生命，为何竟然像商品一样轻易被贩卖？在118名被贩婴儿的背后，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令人深思。

　　据公安部门调查，“3·17”特大贩婴案导火索是人贩之间互相眼红，为打击对方才向公安机关举报的。

　　对善良的人们来说，如何想像得到会有贩婴市场的存在？商品经济带来市场大潮，而贩婴市场却是丑恶而畸形的。贩婴案发生后，有人认为一些父母之所以愿意将婴儿当作商品般买卖，是因为他们贫穷？实际上并非如此。玉林市靠近广东，是广西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这些地方之所以成为弃女婴、贩婴的集散地，原因尽管林林种种，但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重男轻女思想导致。

　　因为婴儿的来源无非几种途径：想要男婴却生下女婴而遗弃的婴儿；既是女婴又属超生范畴而遗弃的婴儿；非婚生育放弃的婴儿；偷拐来的婴儿。

　　但警方在案发后，多方了解证实，这次被贩卖的婴儿仅有很小一部分属于非婚生育和偷拐的婴儿。

　　广西刑侦总队总队长吴竹林说：“在玉林流行这样一句话‘生男孩吃什么有什么，生女孩有什么吃什么’。”人们认为，家里没有个顶家立户的，腰杆子都直不起来。很多人生了女孩，要么送人，要么根本就不抱回家，丢在医院里。“重男轻女”4个字所要表达的意思，对我们而言太普通了，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然而当你真正目击了一些地方严重遗弃女婴现象后，你的内心产生的不仅是震动，而是震撼、震惊。

　　专家呼吁：重建生育的责任伦理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穆治锟博士对贩婴现象一语中的：在我国这个性别偏好强烈的国家，女孩价值常被人所轻。贩卖女婴现象正是重男轻女思想和规制不健全的市场经济相遇结出的怪胎。

　　买卖婴儿的危害是极其深重的。

　　穆治锟博士称，贩婴罪恶的表现至少有三点：一是剥夺了生育客体，即被贩卖的婴儿身世知情权和亲情享受权。“我从哪里来？”一旦孩子知道自己一出生就被买卖的身世，心灵的巨痛必将伴随终生。人世间最让人可信的爱是血亲之爱，家庭和生育构建起的责任伦理给了我们最基本的安全感，被贩卖的孩子在精神上永远欠缺这份安全感。

　　罪恶表现之二是被贩卖的婴儿为“生育责任伦理”的弱化起了推波助澜的坏作用，反正出生婴儿会有去处，那么，不负责任和性别偏好强烈的生育，就会在低道德风险和高利润回报的社会环境中迅速膨胀。

　　罪恶表现之三是存在一个远虑，就是这些不明自己身世的女孩长大后，万一与同胞兄弟相遇结合，就可能导致近亲结婚的悲剧。这是典型的生育决策中的“市场失效”。

　　市场经济的发展正遭遇前所未有的道德困境。我们要杜绝生育商品化、市场化倾向，就必须深入到文化、伦理、制度的根须处去寻求答案，重建生育的责任伦理。（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