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关注一起贩卖婴儿的特大案件。现在据警方调查，在这起案件中，被贩卖的婴儿总数达到76人，最大的出生5天，最小的出生才2小时，涉案人员超过100人。这起案件，贩婴数量之大，涉案人员之多，在全国都是罕见的，那么，这么大的一件案子，警方是怎么破获的呢？
调查：呼和浩特贩婴案这里是呼和浩特公安局驻塔利村治安岗亭，每天从110国道过来
的出租车都要在这里进行出城登记。5月11日晚上，岗亭大队三中队副中队长张瑞民也就是在这里，截获了赶往北京的犯罪嫌疑人马贵忠和任素彦。呼和浩特公安局公交分局岗亭大队三中队副中队长张瑞民告诉记者，“当时出租车从这边，行驶到这个位置，左面的马贵忠下来以后，从这个位置上到这儿，进行出租车出城登记，我们问他去哪呀，他说是去北京，完了以后先问他，我们说你小孩是哪儿的，你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能生小孩儿呢，意思你四十五六岁了，还能生小孩呢？”令张瑞民感到奇怪的是，马贵忠最后居然连这名婴儿是哪里来的都说不清楚。张瑞民说，“他说是这个小孩，是从我媳妇妹妹那儿抱的，送北京另一个小姨子那儿，就是给她往去送呀，说北京那个让抱养，我们第一遍问他的时候，第二遍又问他，到底你是怎么回事，我小姨子的小孩，让我们去北京，意思给检查检查身体，我们就问了，你看呼市这么大，医院也挺多，刚出生的婴儿，在呼市也能体检，不可能用去北京。”为了了解事实情况，张瑞民和中队长乔玉俊决定对马贵忠、任素彦进行分开查问。呼和浩特公安局公交分局岗亭大队三中队中队长乔玉俊告诉记者，“任素彦说这个小孩是她自己生的，要送到北京去看病，我说那干吗这么晚去，她就说不上来了。”经过进一步审查盘问，犯罪嫌疑人任素彦终于供认当晚贩卖婴儿的事实。乔玉俊说，“后来他就承认了，说是小孩是从呼市一个诊所里头，花了1800元买来的，准备拿到北京去卖。”犯罪嫌疑人马贵忠告诉记者，“急着想要婴儿了，正好那天晚上走，客车都不在，最后就租了一辆出租车就去了。”犯罪嫌疑人任素彦告诉记者，“我说过去北京的费用呀，怎么着也得四五千。”警方随后对任素彦、马贵忠的住所进行了全面搜查。眼前的这间不足12平方米的普通平房就是犯罪嫌疑人任素彦的住所。5月12日上午，当张瑞民带着搜查令前来搜查的时候，发现屋里四处横放着婴儿用品。张瑞民说，“第一眼看见的，就是床上放的婴儿的用品，还有奶瓶，尿不湿，刚出生的小孩用的物品，她说这些是她当时做小生意小买卖，剩下的没卖出去的，放在家里。”然而事实证明，任素彦做的并不是婴儿用品的小生意，而是贩卖婴儿的大买卖。警方随后的搜查让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张瑞民告诉记者，“搜出贩卖婴儿的名单，她非常紧张，扑过来后就跟我抢，这些东西。”这就是任素彦急着从民警手中抢回的几张硬纸片，记者看到，纸片上面清楚地记录着任素彦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里贩卖46个婴儿的事实。任素彦不仅在纸片上详细记录了婴儿的来源、联系人电话买卖价格，还算出自己在每次交易中挣了多少钱。在掌握了这个重要的证据后，警方随即成立了“5·11特大贩卖婴儿案专案组”，全面展开侦查工作。呼和浩特公安局公交分局副大队长刘二成说，“围绕着任素彦为核心，向外辐射的既有上线的，又有下线的，是一个很大的网。”截至2004年7月23日，“5·11”专案组共查出被贩卖婴儿76名，其中49名婴儿已查清下落；警方抓获特大贩卖婴儿案涉案人员达102人，其中采取刑事强制措施37人，已经依法查处65人。呼和浩特公安局公交分局副局长殷卫星告诉记者，“这个案件也是自治区罕见的一个案件。”目前呼和浩特市警方后正在调查这个特大贩婴团伙从事贩婴活动的脉络。主要犯罪嫌疑人任素彦没有正当的职业，是个40多岁的家庭妇女，可她为什么会有这么大能量，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找到数量如此多的婴儿呢？
调查：呼和浩特贩婴案记者从警方了解到，出生时间最长的是几天时间，最短的只有几个小时，这些孩子来自哪里，又到哪里去了，这里就是任素彦的家，从这里延伸出一个覆盖四个省区的网络。今年5月11日的早上，张玉英的诊所来了一位孕妇。张玉英告诉记者，“生了第二胎，头一胎也是个女子，这又生了个女子，她就说是想送人。”得知这一消息，张玉英给任素彦打了一个电话。任素彦说，“就是生下了要不要，我说要。”随后，任素彦来到诊所，在谈好价钱后，抱走了这名女婴。给了父母亲1000元，接生费800元。那么，任素彦和张玉英是如何结识的，张玉英为什么愿意给任素彦提供信息呢？张玉英说，“有一天，好像是骑车子来了，看见外头我设有妇产科，进来也不知道叫了我个大娘，叫了个什么，说这里要是有孩子，用不着的，我想抱一个。”任素彦告诉记者，涉案的11家私人诊所的医生都是由她上门结识的。在得到有婴儿可以买的消息以后，任素彦往往会给予利益回报。记者了解到，当地一般的接生费用仅为600元，而任素彦在买走孩子的时候给了张玉英800元，那多出来的200元钱是为什么呢？张玉英告诉记者，“一个是接产费，一个是抱孩子的钱，就是那个好处费。”其实，为任素彦提供信息的不仅仅是个体诊所的医生，甚至还有国有大医院的工作人员。内蒙古某三级甲等医院妇产科清洁工，邢秀秀，43岁，涉案2起。邢秀秀告诉记者，“我打扫卫生，产妇问你没听说谁要孩子，任素彦给我说了好几回了，她有同学想要一个，我就想起任素彦把她领去了。”这一次，婴儿被以4500元的价格买入，以9000元的价格售出，获利4500元。邢秀秀说，“任素彦给我拿过来一条裤子。”为了增加婴儿来源，除了和医生、医院的工作人员建立联系外，任素彦还通过更为复杂的环节寻找婴儿信息。肖宏斌告诉记者，“我给康兴文抱孩子，康兴文再给她抱，再抱给任素彦。”肖宏斌是一名司机，他告诉记者，他先后为任素彦抱过两个婴儿。一次是在街上听说有人生了孩子不要，另一次则是来自郊区一家卫生院，一个出生仅3天的男孩。肖宏斌说，“我听说了就给康兴文打电话，说这有个男孩，要不要，要就过来抱，不要就送给别人抱养，他说要。”抱孩子的同时，肖宏斌拿到了好处。肖宏斌告诉记者，“给我送去800元钱。”就是通过这样的途径，任素彦在几年间建立了一个网络，使她信息灵通，在婴儿出生短短几天内，甚至是在2个小时内将婴儿买走。经过初步核查，呼和浩特市警方现在已经确定，任素彦的地下贩婴网络涉及十多家地下诊所和医院。通过不法医生和医院工作人员之手，她把婴儿买回来了，那她再怎么把孩子卖出去呢？从目前警方掌握的情况看，被任素彦贩卖的婴儿，最大的出生5天，最小的出生才2小时，这个时间上可以看出，这个贩婴团伙从诊所、医院得到婴儿的速度是很快的。而警方对这个团伙进一步的跟踪调查显示，他们把买来的婴儿倒卖出手，也是同样迅速的。调查：呼和浩特贩婴案婴儿到哪去这里是长途汽车站，被贩卖婴儿到了任素彦的手里后，往往只停留几个小时的时间就被卖掉。为什么她可以很快找到买家呢？记者从警方了解到，被贩卖婴儿的流入地主要为河北省沧州、定州、石家庄等地。为什么河北会成为主要流入地。警方告诉记者，这和任素彦的原籍是河北有关。刘二成告诉记者，“河北她占了一个亲情或者乡情，在河北的定州、沧州，她回去以后，大多数在沧州里面，她有固定的联络的人，联系的电话，并且在那个地方，专门给她联系孩子抱养的人，形成一个网，并且是一条龙的犯罪集团。”王元东，河北沧州人，涉案12起。按照他的说法，他开始介绍贩卖婴儿始于他和杨桂英的一次苹果生意。杨桂英，1963年，初中文化，无业，涉案7起。王元东说，“她还不上了，她就抱过一个孩子去，说她姑家的表妹超生的，抱过去以后，让我有亲戚朋友要的，卖了以后，她说，该多少钱你留下，剩下的给她你带回去。”2001年，在杨桂英的介绍下，王元东和任素彦结识，并很快成交了一单生意。王元东告诉记者，“完事以后，给我好处300块钱，我就得300块钱好处费。”也就是从那时起，王元东能够帮人买孩子的名声在周围传开。王元东说，“他们村外面有看见的，说买的也挺胖，也挺能吃，很好，如果谁的亲戚缺个男婴儿的，他们就过来，说有个亲戚还要，就这样他们买孩子的找我。”此后，王元东和任素彦的联系变的密切。电话内容都和婴儿相关。记者从警方了解到，通过王元东的联络，任素彦在河北共卖出婴儿12名。而象王元东这样在河北为任素彦充当下线的人超过10人，目前，在河北警方协助下，已经有多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并移交内蒙警方。在警方调查过程中，任素彦一再为自己辩解，说自己只是牵线搭桥，买卖双方都是自愿的。而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任素彦的这个贩卖婴儿的网络中，孩子成了商品，各个环节都从贩卖婴儿中获取了不义之财。那这个贩婴网络是如何从孩子身上榨取钱财的呢？
调查：呼和浩特贩婴案利益链条这是一个覆盖四个省区，有100多涉案人员的集团，任素彦仅仅具有小学文化程度，她凭什么指挥整个网络，各个环节为什么甘于为她所用呢？任素彦常常把被贩卖的婴儿称为“货”，而在买卖婴儿中，她也一直在使用做生意的方式对待各个环节。在得到消息后，任素彦会马上去见货。马贵忠告诉记者，“先看看，看看孩子什么条件，看不好不敢要，万一死在半路上，一个是咱们赔钱，再一个就是这样不好。”看好孩子后，任素彦非常的大方，为了得到货源对产妇的要求几乎百依百顺。任素彦说，“给孩子的父母一般要给多少钱，人家父母要多少给多少，男孩要七、八千，女孩都是一、两千。”在和婴儿的父母谈好价钱后，任素彦总忘不了给提供信息的人好处。马贵忠告诉记者，“完了给人家点，三百、二百，电话费啦辛苦费了，就这么多，最低的有100的，还有1000的不等。”在找到买家后，价格的主动权则掌握在任素彦的手中。马贵忠说，“就和他明说，反正你看比较辛苦，从这边去那边，来回的交通八、九百元钱，连车带饭带路费，连出租车八、九百元，咱们那边抱的六千多，这就将近七千，要个一万多元钱。”记者注意到，虽然有的婴儿在买入的时候价格基本相同，在卖出的时候价格差异却很大。刘二成告诉记者，“最高的卖到1万3。”而这，完全取决于任素彦看人下菜碟的本领。同样，在顺利成交之后，任素彦也不会忘了给中间人好处。王元东说，“花了9000，好处费给了我300300元。”由此，可以勾勒出在贩卖婴儿的过程中，各个环节的获利情况。婴儿买入价：男孩一般7、8千，女孩一般1、2千，上线好处费：100至1000元，婴儿卖出价：男孩一般1万到1、3万元，女孩一般4千元，下线好处费：300元左右，在扣除交通等成本后，任素彦每单生意获利在2000元左右，记者在任素彦的账本上看到，她的单笔生意的最大获利为7000元。在这个贩婴团伙的各环节中，获利最多的还是任素彦。其实，她之所以能够屡屡得手，除了靠用利益来驱使团伙成员，她生活的环境也给贩婴活动提供了种种便利。任素彦住的麻花板村，地处呼和浩特市市区北郊，那个地方留给我们记者的第一印象是诊所多过饭馆。在一条不足50米的巷子里，仅有2家饭馆，诊所却有7家。这些密集的小诊所在贩婴流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的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这起5·11特大贩婴案中，被贩卖的婴儿主要来自城乡结合部的个体诊所。我们来看看警方给记者提供的这张示意图，这是犯罪嫌疑人任素彦联系婴儿的地点示意图。红色的十字代表任素彦经常活动的小诊所。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诊所都分布在毫沁营镇、石头新营子村、旗下复兴乡、府兴营村等城乡结合部，而被贩卖婴儿的46名婴儿有38名是从这里被介绍出去的。那么，这些诊所是怎么牵线搭桥的呢？
调查：呼和浩特贩婴案小诊所毫新营镇是“5·11”特大贩婴案中，涉案诊所最多，婴儿最多的地方。我们的暗访也从这里开始，在毫新营镇，记者随机走进一家个体诊所，向大夫询问这里能否抱养婴儿的时候，诊所里的这名大夫表示，上个月村里还有个小孩也被介绍出去抱养。大夫说，“刚生下就不打算要。”不仅如此，这名大夫还很快地给记者提供了一条信息。大夫告诉记者，“我跟她商量了一下，她作b超的时候，说不想要这个孩子。”大夫告诉记者，附近正好有个妇女怀了四个月孕，想把孩子送人，她表示，自己可以帮忙联系。提供这个服务的并不仅仅是这家诊所，在这一条街上的其他诊所，记者也听到了同样的回答。个体诊所大夫告诉记者，“你留个电话号码，人家说有小孩不要了，叫她给你们打个电话。”采访中，记者注意，这些诊所大多给产妇接生。而在城乡结合部的在毫营镇、石头新营子村、府兴营村，像这样的诊所还有很多。在毫新营镇麻花板村，相距不到一百米的街上竟然有四个接生诊所。而这次贩婴案中涉及的诊所以往也是接产的诊所。涉案的个体诊所大夫王俊英说，“没有接生员证书，我们现在乡医院规定，不让接生。”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办法的规定，自治区推行产妇住院分娩，农村牧区不能住院分娩的，由取得家庭接生员技术合格证书的人员接生。据警方透露，此次涉案的11家诊所中，真正具备家庭接生资格的只有两家。既然没有接生的资格，那么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个体诊所接生呢？在毫新营镇，记者听到了这样的回答。个体诊所大夫表示，“农村有这个市场，它这个市场就这么乱，没办法。就这么种情况，我们这个地方，经济水平比较落后，外地来的人，在医院生不起，一般就找一些小的诊所来处理，就是这种传统观念，一个经济落后，再一个传统观念，本身就有这个市场。”说起贩婴，毫沁营镇的很多人都告诉记者，在这里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从几年前开始，这样的事情他们就听说过不少。他们说，小诊所在中间牵线搭桥是一个方面，一些婴儿的父母，也应该负有责任。人贩子瞄准这里，更多的是和毫沁营镇特殊的环境有关。为什么毫沁营镇的居民会有这样的看法呢？我们的记者在镇上进行了调查。调查：呼和浩特贩婴案一家村位于城乡结合部的毫新营镇，记者来到这里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这里熙熙攘攘，街道的两旁到处张贴着一些招工和出租房屋的广告。在这里，我们听到最多的是外地的口音。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一家村的本地人口只有几千人，但是这里却聚居了2万多名外来人口。外来务工人员多呼和浩特城乡结合部数十个乡镇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些外来人员的计划生育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管理。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副局长殷卫星告诉记者，“从贩卖婴儿父母的结构上看，是社会失控群体，半失控群体。”在这次贩卖婴儿案件中，警方最初查明的23起出卖婴儿的亲生母亲，其中大部分是外地来呼和浩特打工的人员，人数达到了11名。一位被贩卖婴儿母亲说，“当时考虑送给家庭好的人抱养会好些，要不在农村也没有出息。”另一位被贩卖婴儿的父亲告诉记者，“又生一个男孩太吃力了，就想不要了。”涉案的个体诊所大夫说，“王俊英在这里生产的都是些从老家过来这里打工的外来人口。”由于这些前来打工的妇女，每月的收入不过数百元，所以她们的小孩基本上是在街边的小诊所接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的相关规定，新生儿出生必须有医学记录以及《出生医学证明》，但是这些孩子一生下来就是黑户。涉案的个体诊所大夫王玉梅说，“孕妇在这里生孩子不登记，出生证明不开。”对于在自己辖区内的外来人口，一家村村委会支部副书记李三贵表示，他们的工作重点并不是在这些外来人口的计划生育问题上。李三贵告诉记者，“外来人口没有统计，流动性太大没法统计，现在主要是治安方面进行管理，别的没管理过。”节目中看到的频频发生贩婴案件的“城中村”，流动人口多，容易成为城市管理的盲区，这就给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我们今天关注这起案件，更重要的是关注案件背后“城中村”百姓的生存状态，从根本上说，只有改善了他们的生存环境，把他们纳入城市管理的范围，贩婴活动才能真正得到遏制。（记者：周勇詹丽清）（来源：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