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7月28日《中国青年报》报道：近日，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全国政务公开领导小组组长何勇表示，运用行政权力办理的与人民群众利益相关的各类事项，只要不属于党和国家机密，都要向社会公开。
政务公开作为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手段，其实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然而，仅从每年审计署的审计报告来看，“风暴”不仅依旧，甚至还愈演愈烈；可见，
真刀真枪的大力推行政务公开，并不像想像中的那么容易。
其中，一个关键之处就在于，我们对政务公开的要求本身就是有保留的。“只要不属于党和国家机密”，本身就说明政务公开要有一定的限制。当然这并不等于说，这种限制没有必要；恰恰相反，这种限制对于国家安全来说不仅必要而且必须。只不过，由于“机密”本身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就像一块可以随意变形的橡皮泥，如何从法律的层面对之进行界定，将决定着政务公开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会不会因此变味。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许多地方的两会期间，在政府财政预算等提交大会审议的文件上，总是写有“秘密，会后回收”之类的语句。然而，“财政预算及执行情况”却偏偏又是政务公开的重点内容。有些信息明明老百姓认为自己是应该知道的，但是政府却认为那是秘密，根本就不能外泄。就算闹上法庭，还可能遇到这么一种情况，就是政府以涉及机密为由，拒绝原告上庭。到底哪些信息应该公开，哪些信息是国家机密，都是由政府部门说了算的。换句话说，老百姓是有要求信息公开的权利，但政府信息公开究竟应履行什么样的义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意愿。
政府部门把规则揣在兜里，甚至于有人去问，什么是国家机密？答曰：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国家机密。在这种情况下，其实监督权已经被解释权虚置了。而监督权虚置下的政务公开，无论是公开内容的全面性还是深入性，都将毫无保障。
政务公开，仅仅看上去很美是没有用的，还必须有很好的落实。为此，我们非常有必要限制“机密”的“可塑性”和松动空间，在政府部门依赖道德力量的自我监督之外，再加上一层法律和制度的“枷锁”：广东的做法是为政府信息公开专门立法；上海的做法是成立不属于政府序列的政府信息委员会，对“机密”进行专门界定。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经验，值得结合起来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