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一位撑黄伞的男子走过五棵松地铁口，那里张贴着针对防范医托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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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骗外地来京患者，有关人士称法律监管的空缺导致难以根治

　　关注焦点

　　在乡下，农民得了重病，这是不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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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不幸的是，怀揣着一点一点积攒的救命钱，来到首都北京，一心奔着大医院、老专家而来，不料却掉入了医托们早已编好的“黑医网”。

　　这不，7月10日，为了给女儿治病，来自河北省的农民黄文和妻子陈素平第一次坐火车来到北京，在积水潭医院附近被医托“网”住了，积攒多年的6000元血汗钱几乎被骗了个精光，四处求助无门。接到线索后，记者进行了艰苦的明查暗访，终于揭开了北京医托及“黑医”的冰山一角。经调查发现，“医托”惯用的招术是，先找目标———然后搭讪套取病情———介绍“黑医”———“黑医”看病———卖“药”狂赚。

　　对于北京医托及“黑医”，卫生、药监、工商、派出所都曾介入调查，但称苦于没有执法依据，医托及“黑医”仍然猖獗……

　　今年7月10日上午9时左右，河北承德围场县农民黄文和妻子陈素平第一次坐火车来到北京，怀揣着积攒了多年的6000元钱，领着女儿黄欣蕊一路打听，终于来到积水潭医院附近的小胡同。

　　随后，让陈素平一家想不到的是，他们却掉进了医托及黑医合伙编成的陷阱。

　　来京落入医托“连环网”

　　谈到遭遇医托的经历时，陈素平回忆说，“那天，我们走到积水潭医院附近的小胡同时，从后面跟上来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他们主动上来问我们，是不是在找去积水潭医院的路，还问我们要给谁瞧病，瞧什么病……我一一说了。他们马上说，‘哎呀，现在去积水潭医院看病根本挂不上号，即使是挂上号，你们也治不起病’。“

　　接着，这两个人开始热心地向陈介绍一家“不对外营业，只看一些疑难病症患者的研究所”，并称“你们一定要说是熟人介绍去找‘刘教授’的，他是老中医，医术很高，保证花钱少，又给孩子看好病。”

　　听了这一席话，初到北京的黄文和陈素平说，他们“当时几乎没有想，就相信了”。一名穿衬衣的男子还拿出笔，给写了一张“条子”：朝阳医院对面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兴华公寓603室，光明东方医药研究中心，找刘教授。

　　陈素平说，拿到“条子”

　　后一家三口高兴地转身往胡同外走，不到百步，迎面又走来两个中年女人，领着一个小女孩儿。“她们主动上来问，是不是孩子病了，去积水潭医院看病？”陈素平说，“我以为她们也是来给孩子看病的，就又说了孩子的病，并拿出‘条子’。一个女人拿着纸条看了一眼，立即抱起小女孩说，‘你们算是找对人了，和我们家孩子是一模一样的病，瞧了很多大医院都治不好，后来吃刘教授开的中药，不到两个月就好了！’”

　　几分钟后，陈素平一家坐上了抱孩子的妇女“帮忙”拦的出租车。

　　5180元买来廉价草药

　　陈素平说，当天，在朝阳医院对面的兴华公寓，人生地不熟的他们很快在保安指点下，找到了侧楼上没有任何研究中心标牌的603室。在出示“条子”、交了50元“健康咨询费”后，一个中年男子把陈素平一家带进里边一间屋子。

　　“屋子里放着两张桌子，桌前坐着一个穿白大褂的老头，他问我们是谁看病。我详细跟他说，他就往病历本上记。记完了，也没做任何检查，他就给我们开药方，还说，‘这个病我治过好些例，坚持吃我给你们开的中药，一个月就能见效。’”

　　7月16日，已是第二次来北京退药的陈素平抱着两大袋药说，“我真后悔，当时连药方也没有留下，就糊糊涂涂地交了5180元……那个老头还跟我说，拿了药赶快坐火车回家。”

　　听着妻子的自责，黄文从旅行包里扯出两包草药，黯然说，“我们乡卫生所的医生和县城药店的人看了这药都摇头，说里面净是枸杞、当归等一些常见的中草药，混着叫不上名的草根和树皮，一服药顶多值三五元钱，所有的药加起来最多值六七百元……”

　　黄文所说的一服药其实分为三包，第一个纸包比较大，里面掺混着褐色的草枝和片状的树皮；第二个纸包里面是二三十根黄绿色的竹签，凹面绑着一层“干蜈蚣”似的黑皮；第三个是一寸见方的小塑料包，里面装着一小撮灰白色的粉末。

　　陈素平说，“就是这些药，他们让全部放在一起熬成汁给孩子喝。可我们县医院的医生都说，这粉末叫不上名字，也不知道是啥成分，弄不好会给孩子吃出毛病！”

　　证据不足退药无门

　　7月16日一整天，陈素平在北京工作的表弟就表姐一家“求医受骗买到假药”的遭遇，先后向有关部门投诉，但得到的答复几乎一样———医托和假药的问题没有确切证据，难以进行行政执法。

　　在陈素平夫妇能提供的所有证据中，只有一个写明是“医药健康咨询”的本子记录了黄欣蕊的大概病情；另有一张没有标明金额的“健康咨询”凭单，还有一张收据，上面写着“今收款5080元”，但上面盖的章却显示着“中国药材公司营业部”。

　　卫生监督和药品监督执法部门后来告诉记者，凭这些证据，根本无法证明是“光明东方医药研究中心”在进行非法行医和非法药品经营。同时，朝阳区卫生监督所综合监督科的贾红武科长介绍说，今年5月份，他们第一次接到群众举报对“光明东方医药研究中心”进行调查时，其负责人出示了由朝阳工商分局审批的在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审批的经营范围就是“医疗咨询”。

　　后来，向多部门投诉均退药不成的陈素平夫妇无奈向媒体求助。

　　记者暗访：30包“自制药”卖了1650元

　　记者扮成患者深入调查，“光明东方医药研究中心”非法行医遭查封

　　接到陈素平一家的投诉后，7月17日下午，记者以其家属身份拿着“条子”，带黄欣蕊去“北京市光明东方医药研究中心”“看病”。

　　“我们的中药最有效”

　　在该研究中心，一位头发灰白、穿便装，自称姓常的“西苑医院退休老医生”。

　　收了50元“咨询费”，在询问病情后(没有做任何检查)很有把握地说，“这病是肌肉萎缩无力，我们研制的中药治这个病最有效，我给她开一两个疗程的中药内服，加上你们回家针灸、按摩，保证一个月见效，三个月到半年康复。”

　　但之后，“常医生”说，星期天药厂不给送药，只给了一个空白的“药方”，并在医师签名处写了“常守礼”三个字，让记者周一再找其开药。

　　下楼后，兴华公寓门口的保安介绍说，“光明东方医药研究中心”的生意很好，每天都有很多外地病人来看病、开药。

　　有人盯梢执法车

　　7月21日上午9：30，记者和陈素平一家再次来到兴华公寓，准备去“光明东方医药研究中心”找“常医生”开药。然而，事先与记者计划一起暗访的朝阳区卫生监督所的执法监督车，刚在兴华公寓前出现，立即被一位中年男子“盯梢”。此男子向执法车里看了两眼，立即转头进入公寓。

　　绕道与记者会合的朝阳区卫生监督所综合监督科田鹏毅科长摇摇头说，“在门口盯梢的男子是该研究中心的临时负责人廖某。

　　因为不断有患者投诉，近两个月来，我们已经先后四次对这家‘光明东方医药研究中心’进行突击查处，但每次去，只能找到一些医疗咨询的单子，没有药方和药品，即使他们拿不出行医资格，我们依然无法认定该研究所是非法行医；况且，他们还有进行医疗咨询的工商营业执照，因此我们只能是请其法人到所里协助调查……一来二往，这个研究中心的人倒跟我们执法人员成了熟人，所以廖某刚才老远就认出了我。”

　　传真“药方”要人送药

　　当天上午10时左右，记者拿着“常医生”的空白“药方”，顺利地见到了正在给人“看病”的常医生。记者哭诉称“生病的小女孩家里突遭变故，因此耽误了拿药的日期”。见此，“常医生”和另一位“王医生”给记者开了两张“药方”，一张密密麻麻写着十几味中草药的药名及药量；另一张上则只写了一种药———灵芝虫草壮骨散。

　　“王医生”告诉记者，“这‘灵芝虫草壮骨散’是我们研究所独家研制的贵重药品，有神奇疗效。”记者以自己带的钱不够为由，开了一个月疗程的30包“灵芝虫草壮骨散”。

　　拿到药方后，记者问去哪儿划价，“王医生”说，“不用划价了，一包55元，一共30包，1650元，从药厂送货要交2%的手续费，再加33元，一共是1683元。”

　　记者希望给开张发票，这位“王医生”有点不耐烦了，说“开张收据是一样的，盖的是中国药材公司营业部的章，肯定不会错。”

　　经记者再三追问，“王医生”只说药是由“燕柏制药厂”生产的，“是光明东方医药研究中心的合作单位”。记者又问，“药厂是不是就在附近？”王一听便厉声问，“你不是给亲戚买药吗？问这么多干吗？”

　　记者拿出钱后，被“王医生”引进靠近门口的一家大屋子，里面有两张沙发，已经坐满了两拨等候拿药的人。

　　此时，一位“王主任”正用一个简易计算器负责收药方和患者递上来的钱。把钱塞进桌下一个抽屉后，“王主任”把患者安排到一旁等候，然后用旁边的传真电话拨通一个号码，问“是药厂吧，快点再送服药过来”，随即把药方传真过去。传真好的药方都压在传真电话下，“王主任”拒绝把药方还给患者，称“我们要留个底”。

　　记者看到，每一张药方右上角，都写着“同意，不开发票”，下面有患者或家属的签名。

　　送药男孩趁乱消失

　　当天上午11时40分，在门口收咨询费的小姑娘提进来两个旅行袋和一个黑塑料袋。“王主任”拉开旅行包看了一下，随即向旁边一位据称来自重庆的驼背女子及其老父亲叫道，“要赶车的！你们的药来了！是交3550块钱的吧？快来拿。”然后，“王主任”又从黑塑料袋里掏出一个纸包，对记者说，“你的药就这些了，自己装吧。”记者上前打开纸包看到，里面就是所谓的“灵芝虫草壮骨散”，一堆小塑料袋里包装的灰白色粉末，与陈素平夫妇出示的第三种药一模一样。

　　就在“王主任”为大家发药时，接到记者暗号通知的卫生、药品监督人员推开门，当场收缴了压在传真电话下的一沓药方和刚刚送到的另一批药品，扣留了正在为患者“看病开药”的刘教授、常医生、王医生，以及临时负责人廖某。

　　但送药者——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已趁混乱在患者间消失了。

　　“刘教授”怒斥记者查证

　　当记者问“刘教授”是否有医师资格证时，这位白发老头气呼呼地脱掉白大褂怒斥道：“我行医多年，治好了多少病人，从没碰上过这种情况！”但“刘教授”拒绝说出自己退休前供职于哪家医院，并称“自己的医师资格证放在家里了”。

　　当问及“灵芝虫草壮骨散”是一种什么药、能治什么病时，同样无法证明自己“医师执业资格”的“常医生”摇摇头茫然说，“我是来帮忙咨询的，药是他们弄的，他们就告诉我是含有灵芝和虫草的贵重中药，让我给病人开，我就开了，我想就是一种补药吧……”

　　令人奇怪的是，无论是“老中医”还是负责收钱发药的“王主任”，都说自己是刚来的，不超过1个星期，所以关于药在哪里生产、加工，一概不清楚。

　　非法收入退还患者

　　从7月21日上午10时左右记者进入光明东方医药研究中心，到11时40分左右执法人员赶到，短短两个小时，先后有10位求医者在家人的陪同下，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拿着“条子”，慕名找到这家隐藏在公寓楼里的“医药研究所”，希望得到“老中医”的诊治。

　　求医者大多来自河北、山东、江苏、四川等外省农村，绝大多数是为了治病第一次来到北京。

　　现场的药被一一启封，所有的药都是一服三包，与陈素平夫妇买到的药一模一样，但这个研究中心向求医者承诺可以治疗的疾病却各不相同。

　　几位患者介绍，他们分别患着肌无力、骨质增生、骨瘤、尿频、类风湿等各不相同的疾病，但无一例外地在积水潭、协和、宣武等医院门前碰到了“热心人”，那些“热心人”告诉他们，自己或家人也得过同样的病，看了很多大医院，花钱多又看不好病，最后在朝阳医院对面的“光明东方医药研究中心”看了老中医，吃了中药调理一两个月病就全好了……

　　通过患者检举，执法人员现场查证了光明东方医药研究中心当天上午的3笔非法卖药收入，包括重庆驼背女子的3550元、记者暗访付出的1683元和另一位来自河北邯郸骨质增生患者的960余元。

　　在执法人员的要求下，廖姓负责人无奈地将这些钱款退还“患者”。由于重庆女子和他的父亲已经离开了研究中心，廖又从裤兜摸出一沓钱，加上3550元，退还了陈素平的5180元药款。

　　被认定“非法行医”

　　7月26日，朝阳区卫生监督所综合监督科科长贾红武表示，光明东方医药研究中心的法人杨某和临时负责人廖某已经接受了卫生监督部门的调查，由于该研究所没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行医医生也不能出具“行医资格”，可以认定是非法行医，“我们现在已做出初步的处罚决定，对北京光明东方医药研究中心进行1万元以下的行政处罚。”

　　但对于光明东方医药研究中心背后隐藏的药品生产和供应地，朝阳区卫生监督所的执法人员仍找不到任何线索。另外，由于执法依据不足，且光明东方医药研究中心出示了由工商部门核发的“医疗咨询”营业执照。贾红武说，“目前没有法律规定可以将其依法取缔。”

　　“黑医”点已遭查封

　　7月26日，陈科长说，“光明东方医药研究中心的负责人现在尚未到药监局配合调查，上周从该研究中心收缴的药品，目前只能暂时认定为无药品生产经营资格，暂时罚没封存，等待进一步调查。”

　　然而，不到三天，朝阳区卫生监督所再次接到外地被骗求医者的举报，非法行医地点还是光明东方医药研究中心。

　　7月29日下午，三里屯工商所、朝阳区药监局，朝阳区卫生监督所联合出击，查封了卖药“行医”生意依然兴隆的“光明东方医药研究中心”，但药品生产加工及储藏地点依然不祥。

　　记者调查：“托儿”多聚大医院门前原因是知名医院求医者众多、挂号难

　　7月24日晚，陈素平打电话告诉记者，“今天早上，我去积水潭医院给孩子看病，又碰到了上次骗我的那个女人，她换了衣服和发型，还戴了副眼镜，但我还是一下子就认出她来了……她似乎没有认出我，和上次一样热情地走上来问，‘大姐，是不是给孩子看病啊，这孩子得的是什么病啊？’我气得一句话也说不上来，就狠狠地瞪着她，那女人愣了一下，转身就走。”

　　记者在各大医院外追踪发现，医托一般会拎着积水潭医院放射科拍片的袋子，或抱着小孩，假装是来看病的，随后就四处搭讪，寻找目标。来自农村的、操外地口音的人群往往成为他们的首选。套取病情后，“医托”就见机行事，诉说在大医院看病的种种不是，然后说自己或亲戚得同样的病在哪里哪里看好的。再者，天花乱坠地吹嘘一番那家要去的医院如何好、医生技术有多高明……看到病人有些心动，“医托”就会拿出纸和笔，写好医院名称、地址及前去的路线，有的还会亲自为病人拦好出租车，甚至陪患者去看病。

　　据记者了解，北京市的“医托”大多集中在协和医院、积水潭医院、301医院、儿童医院等平时求医者众多、挂号难的知名大医院门前。这些大医院因为专科特色知名，日门诊量都在2000号以上，但还是不能满足许多慕名而来的外地患者的需要。

　　反复查处难治“黑医”

　　有关人士称，现在的执法范围不能触及根本

　　本报讯 对于医托及“黑医”，一同参与执法的朝阳区卫生监督所田鹏毅科长坦称，除了患者病急乱投医等问题外，法律监管的空缺也是“非法行医”和“医托”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

　　田鹏毅说，“目前，治理‘非法行医’只能依1994年出台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和1998年出台的《医师法》中的两三个条目，对行医机构和行医资格进行资质检查。至于处罚条款，按规定我们只能进行行政处罚，一般是没收违法收入、药品和医疗器械，严重者处以1万元以下的罚款。”

　　非法行医者肆无忌惮田鹏毅说，“但像光明东方医药研究中心这样狡猾的非法行医机构太多了，‘看病’在一个地方，药品加工、储藏另外有隐藏地，几乎没有诊疗器械，就是问病开单发药……这次能当场退还给患者近万元非法卖药款，算是近两年查处情况最好的，更多时候我们查抄城乡接合部的黑诊所，只有一堆空药盒和桌面上的百十元非法行医收入。”

　　她说，非法行医者根本不理会什么停业、取缔、罚款，两天不到就重新开张了，因为药品还可以供应，现在的执法范围不能触及根本。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只能疲于奔命，对这些地方反复查处。

　　抓到医托后只能放行至于医托，市、区两级卫生监督部门、朝阳工商分局及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告诉记者，查遍相关的法律法规，很难找出一条针对“医托”的查处规定。

　　三里屯派出所的一位值班民警说，即使是抓到医托，按照《治安处罚条例》，只有其行骗获利超过3000元后，才构成“数额较大”给予处罚，否则只能作一般的治安处罚，公安部门在批评教育后，只能将“医托”放行。

　　与卫生监督人员一同执法的朝阳区药品监督局稽查科的陈科长则告诉记者，这些“研究中心”开的药，绝大部分是治不好病也吃不死人的便宜中草药，只是以1块钱的成本卖10块钱甚至几十块钱给患者，因此只能说是欺诈消费者，从药品监督这方面来讲，不能认定是卖假药。

　　医托串通“黑医”行骗招术

　　1.寻找目标“医托”行骗的目标大多是一些外地来京患者，寻机搭讪套取病情，“痛说”大医院的种种不是。

　　2.介绍“黑医”

　　医托向患者天花乱坠吹嘘要去的“黑医院”

　　有多么好，“医生”医术有多么高明，有时还会亲自带路相送。

　　3.“黑医”诊病见到患者，“黑医”

　　简单询问病情后，便狂吹药品如何神效，并让患者按开的“药方”抓药。

　　4.卖“药”狂赚那些所谓的“药”，一服药顶多值三五元钱，卖给患者却高达数十元，甚至数百、上千元。

　　医院说法：医托活动“像上班一样”

　　积水潭医院正在整理“医托档案”，有关负责人呼吁出台相关法规

　　本报讯 对于医托，积水潭医院治安办政委王世杰说，“这些熟悉的面孔目前还常常晃动在医院附近，没有更严格的法律，这些医托就可以不停地肆虐、滋生。”

　　医托早已形成严密网络

　　王世杰说，“我们与医托做斗争的经历，大概够得上抗战的年月了，1997年左右，我们医院还抓到过一个男医托，他的笔记本上记录着几十个医托的姓名、联系方式，骗病人去哪些医院的地址和联系人，甚至还有医托和医托之间的利润分配……可见，从那时起，医托就已经形成一个严密的组织网络。”

　　王世杰还告诉记者一个他总结出的规律，医托“托”的那些非法行医地点，一般都藏身在打着“军队”或“国务院”牌子的大院里，给行政部门的监督执法造成困难。

　　院方人手有限防不胜防

　　“从上午7点医院开始挂号到中午12点，是医托们活动最猖獗的时候，他们像上班一样，扮成就医者，在医院内外出没，选择目标，然后上去搭讪，热情介绍要托的那家医院如何如何好……”

　　王世杰说，“一则医院人手有限；二则医院没有取证权，一旦医托抵赖，也无法定性。目前，医院只能通过提示牌、曝光台等提醒病人，小心医托；治安人员发现医托行骗就上前阻止，或者惩罚劳动、治安罚款100~200元将其赶跑。但是这样做也是防不胜防，医托换家医院行骗或改头换面就又出现了。”

　　呼吁出台针对性法规

　　积水潭医院治安办目前正在将曾经被抓获的有“记录的”医托信息及照片整理成“医托档案”，希望通过西城公安分局从公安系统上报，呈现医托泛滥的实际状况，并呼吁出台有针对性的法规或办法。

　　据积水潭医院《2004年医托档案》显示，从今年1月到6月9日，医院一共抓获在此行骗的医托45人次，绝大部分医托称自己来自湖南衡阳，年龄集中在20~35岁左右，很多人是多次被抓或多次被处罚。

　　对此，王世杰说，“这些熟悉的面孔目前还常常晃动在医院附近，没有更严格的法律，这些医托就可以不停地肆虐、滋生。”采写本报记者魏铭言 摄影本报记者王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