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日报报道】昨天下午，南京反扒志愿者大队部分队员，应本报社会新闻部邀请来到本报座谈。“反扒志愿者铐人事件”发生后，反扒志愿者大队已有一个星期没有开会了。南京日报记者牵头组织的座谈会，成为他们的一次队会。反扒志愿者大队何去何从，成了队员们谈论的焦点。

　　无奈：扭送“小偷”处理率不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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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我们已经扭送了七八十个‘小偷’，但被处理的，只有5个人。”反扒志愿者大队大队长陈嘉斌的开场白，使现场的志愿者们陷入沉思。“小偷”处理率低，是反扒志愿者无法回避的问题。而造成这种现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证据不足。“有时候明明看见他（小偷）偷东西，但抓住他的时候，赃物已经被转移了。”副大队长朱永宁承认，在证据保留、认定方面，反扒志愿者不是很专业，致使绝大部分“小偷”无法被警方处理。

　　为了取证，反扒志愿者自费配备了DV机，拍摄“小偷”的作案过程。然而，另一个问题又浮出水面，有的“小偷”因为年龄太小，无法处理；还有一些人有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送进派出所还是要被放出来。结果，反扒志愿者们拍下的“抓捕”过程，更多成为电视媒体的新闻线索，而非处理“小偷”的证据。

　　遗憾：从未获“见义勇为”荣誉称号

　　“我们没有执法权，我们只是见义勇为的市民。”陈嘉斌这样评价反扒志愿者们的行为。遗憾的是，尽管他们多次在反扒行动中受伤，然而迄今为止，反扒志愿者大队的队员们没有获得任何一项“见义勇为”荣誉称号。

　　2002年5月2日，陈嘉斌、朱永宁在新街口地区反扒时，被一伙小偷打伤，陈嘉斌头部缝了5针，朱永宁脸上缝了3针。2003年1月18日，关志祥在小市铁道反扒时，跌下6米高台受伤。当年9月，朱永宁在中央门地区被小偷砍伤。关志祥、朱永宁的受伤，曾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然而，他们依然未能被认定为见义勇为。

　　《江苏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规定，公民“在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生命财产受到违法犯罪行为侵害时，挺身而出，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可以认定为见义勇为。而志愿者们的反扒行动，多是在盗窃行为即将发生或发生之后。没有被认定为“见义勇为”的事实，多少让志愿者们有些黯然。

　　出路：希望公安机关“接管”

　　“我们希望找个组织挂靠。”这是与会的反扒志愿者们最终达成的共识。“反扒志愿者铐人事件”发生后，反扒志愿者大队内部产生很大的震动。目前大队已暂停活动，进行内部休整。

　　陈嘉斌表示，在反扒志愿者大队成立初期，警方、团市委都与他们有过接触，一些媒体也曾拉起过“反扒”的大旗。然而，现在这些部门和媒体都退出了。“创业的时候红红火火，现在却面临这样的困境”，从一开始的4人反扒小组，到现在将近40人的队伍，说起反扒志愿者大队的成长历程，陈嘉斌、朱永宁、关志祥等人唏嘘不已。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不一定合法。”这是陈嘉斌对反扒志愿者大队的定论。他认为，反扒志愿者大队目前面临的困境，从根本上说，依然是“名不正”惹的祸。业务没有得到公安机关的授权，名称又没有得到团市委等部门的许可。反扒志愿者们现在希望的，就是能有个组织“接管”他们。而他们所说的这个组织，就是公安机关。

　　目前，反扒志愿者大队的“接管”请求，还没有得到任何部门的回应。

　　南京日报记者　徐涛　王杭徽　周云

　　(编辑　思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