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杨垛村的郑彦拴被人谋杀，公安机关花了两年时间仍未侦破此案。于是，杨垛村的村民集资20万想刊登悬赏广告抓捕凶手。他们先后找到了报社、公证处和公安局，但都遭到了拒绝。那么，这种民间悬赏广告究竟是否合法？央视《今日说法》2004年8月2日播出：

　　前不久，在河南省郑州市杨垛村发生了一件大事，全村20多户村民集资了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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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刊登一个悬赏广告。村民们要悬赏什么呢？2004年5月，记者来到了杨垛村，几经周折，终于联系上这次集资悬赏的牵头人郑建军。刚开始，记者与郑建军的交谈并不是很顺利，郑建军显得很谨慎，迟迟不肯说出悬赏真相。后来，经过再三沟通，他解释说，因为这次悬赏涉及到一起凶杀案件。如果记者想要采访此事，必须要取得凶杀案受害人家属的同意。

　　于是，郑建军把记者领到了住在村尾的一户人家里。一进家门，醒目的遗像就让记者明白，他就是郑建军所提到的受害人。这家的男主人叫郑彦拴，女主人叫郭香梅。2002年3月7日，郑彦拴进城办事一夜未归，第二天就传来他被害的噩耗。就在郭香梅得知丈夫被害消息的同时，警方已经接到报案赶到案发现场，发现死者尸体斜躺在路边，头部用钝器打成了粉碎性骨折。

　　51岁的郑彦拴在被害前正处于他人生的颠峰时期，在事业方面他已经是当地有名的企业家，拥有化工厂、砖厂等好几家企业。在家庭方面，父母身体也不错，儿女们也有自己的工作，每个人都羡慕他，说他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可是郑彦拴还没有来得及细细品味他的这份幸福，就突然被人杀害了。妻子郭香梅怀疑可能是仇杀。

　　好好的一个人没了，亲人的痛苦、伤心不是外人所能体会的，郭香梅告诉记者，那时侯她整天都在想，如果抓到凶手，一定亲自问问他为啥这么狠心害死自己的丈夫。郑彦拴的家人盼着早日抓到凶手，为死者报仇，这一点记者能理解。可是郑彦拴和村民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两年后村民们要集资悬赏捉拿凶手？20万元到底是哪些村民出的，这些村民们又为什么愿意为郑彦拴付出这么多？

　　一连串的疑问让记者迫不及待地想从郑建军那里寻找答案。郑建军告诉记者，自己虽然和郑彦拴同姓，但并不是亲戚，他和很多村民都愿意为郑彦拴付出，完全是出于对他的感激。

　　修路、打井、解决农村吃水，郑彦拴被害之前为杨垛村做了不少实事。村子里的一条路就是在十几年前他带头捐款修成的。后来郑彦拴办企业富裕起来了，还资助其他乡亲搞副业，杨垛村的很多人都很感激他。他下葬的时候，很多村民都掉下眼泪。

　　郑彦拴被害之后，他的家人和郑建军等村民有一个共同的期望，就是盼着警方能够早日抓获凶手。然而两年过去了，案子仍然没有结果，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记者采访了警方专案组的负责人，对方答复说专案组在尽全力破案，但是由于案件线索不明需要时间。警方说明，案发时间与报案时间相差10多个小时，而且现场又有很多围观群众留下的痕迹，导致案件线索错综复杂，专案组顺着线索一条一条地追踪下去，需要大量的时间，最终一定会给受害者家属一个满意的答复。

　　眼看着两年过去了，案子没有结果，郑彦拴的家人也只能在等待中煎熬。心急的村民们却等不下去了，开始聚在一起想办法。村民们在一起商量了几次都没有结果，后来偶然间看到的一则新闻报道启发了他们，公安部曾经为捉拿某杀人凶手发布A级通缉令，对提供准确破案线索的公民给予20万元的奖励，凶手在一周之后就落网了。

　　看到这个消息，有村民提出咱自己也可以悬赏捉拿凶手，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破案线索。村民们商量决定，大家集资一笔钱，拿着这笔钱刊登悬赏广告，谁要是能提供线索破案就把这笔钱给他。很快，集资悬赏的消息在村里传开了，曾经接受过郑彦拴帮助的村民都纷纷拿出钱来。不过，当初他们谁也没有想到竟然能凑齐20万元。在村民自愿集资的登记本上，记者看到捐资最多的10万元，最少的几百元，共有20多户村民参与了集资。

　　2004年3月8日，也就是郑彦拴两周年祭日的那一天，郑建军等村民就带着这20万元来到郑彦拴家，征求郑彦拴家人的意见。郑彦拴的家人被乡亲们的良苦用心所感动，他们觉得悬赏缉拿凶手的方法，让他们又看到了希望，甚至觉得离破案的日子不远了。在得到郑彦拴的家人同意后，郑建军开始满怀信心为刊登悬赏广告而奔波。

　　主持人：我相信您可能跟我心情一样，还是挺感动的。现在他们采用的方式是悬赏广告的方式，您怎么看待这样的悬赏广告？

　　余凌云：这实际上是一种民事上的悬赏合同，你只要提供有价值的线索，我就可以给你提供有关的奖励。在社会生活中，悬赏情况是多种多样的，这已经是一个很普遍的活动了。

　　主持人：您刚才说悬赏合同是一种民事行为，可是公安机关对于犯罪案件的侦查是国家权力，是一种公家的行为。你现在用这种私人的方式，用这种民事行为的方式去协助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这在法律上会有问题吗？

　　余凌云：不会有冲突的。因为这个悬赏合同想达到的目的就是给公安机关多提供一些线索，就是帮助公安机关去调查案件，因此不会存在因为这个合同发布以后干扰公安机关的调查。具体怎么调查，怎么去缉拿罪犯仍然还是公安机关来做，不是由村民来做。而且在国家法律当中也规定了，知道案件情况的公民，有义务向公安机关提供线索。

　　主持人：现在老百姓说，这种悬赏广告和启发他们的那种A级通缉令有什么区别？

　　余凌云：通缉令实际上是一个政府的行为，是行政行为。民事上的悬赏合同的目的是如何能够尽快地实现侦查目的，是国家在调查过程中采取的一种手段，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行政奖励，悬赏合同不太会影响到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

　　一些村民提出，应该在《大河报》上刊登悬赏广告，因为这份报纸的发行量大，看到广告的人多，提供线索的人也就多。于是，郑建军找到了《大河报》，没想到对方却告诉他这样的广告报社不能登，因为报社在登广告的时候，需要客户提供和广告内容相应的合法有效的证明文件。《大河报》认为，如果郑建军他们拿不出证明文件，来证明悬赏活动是真实有效的，广告一旦被刊登出去，就有会产生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悬赏是否是真实的？

　　20万元放在哪里？在什么情况下，向提供线索的人兑现这20万等等。

　　报社提出，没有证明文件，以上问题都解决不了。到哪儿去找证明文件，这让郑建军他们发了愁。后来有人给他们出主意，到公证处做一份公证，在公证书上约定好相关内容。郑建军等人又找到了郑州市公证处，结果得到的答复让他们再一次失望了。公证处说，无论是现行的实体法，还是《公证暂行条例》里，都没有这方面的规定，所以他们无法受理。

　　公证处和大河报还向记者说明，这毕竟是一起还在侦查阶段的刑事案件，刊登悬赏广告有可能会给公安机关破案带来一定的不良影响，这也是不能作出公证以及刊登悬赏广告的重要原因之一。

　　报社还提到，如果是警方来刊登悬赏广告是可以的。这一点启发了郑建军，他想把钱交给公安局，由他们出面悬赏就可以了。哪料到公安局说这钱不能收，因为侦察破案是公安机关的职责，而且从市局到分局已经在办案过程中提供了足够的办案经费，他们不需要这笔钱。

　　同时，为了案件的保密性，公安机关也不希望太多的人介入此事。如果以这种方式悬赏的话，往往给案件侦破带来不利的因素。

　　警方反复强调，如果需要通过悬赏来征询线索，也不需要村民们集资。这下郑建军他们彻底失望了，好不容易凑齐了20万元却给不出去。郑彦拴的家人看着悬赏广告刊登不出去，心中难免有一些失望。不过警方一再表示，专案组这两年很重视这个案子，一直在按照程序

　　努力寻找线索破案，目前案子正在一步步往前推进。

　　主持人：看上去挺简单的事，但是办起来很难，首先报社说了，你要登广告的话要拿出相关证明，拿不出相关的证明就不能给你登广告。报社这种考虑你觉得有必要吗？

　　余凌云：从民事关系来讲，它完全有能力把这个问题解决。报社的担忧无非就是真实性可靠性问题，最怕的是举报之后钱不能兑现。其实双方可以找个律师，起草一份详尽的协议，以后出现的纠纷那跟这个报社也没有关系。现在报社还担心的是，什么样的线索能满足你条件，他的确应该在悬赏内容里明确什么情况下，给多少钱。

　　主持人：村民们立刻想到公证，但是公证机关现在说由于国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我们也不能给你盖这个章。

　　余凌云：既然是民事上的悬赏合同，我觉得也没有很大的障碍去做公证。作为合同进行公证在社会上已经很普遍，在民事活动里，法律没有禁止实施的就可以实施，只要把有可能出先的争议做出预防措施的话，应该说作为公证处来讲可以做一下尝试。

　　主持人：公证处也出了一个主意，说要不干脆你还是到公安机关把钱给他们，让他们做出悬赏。但是公安机关拒绝接受这20万。

　　余凌云：公安机关拒绝接受是合法的，因为公安机关进行调查，在通缉令里头规定悬赏的钱都是由国家财政来支撑的，不能够随意地接受老百姓的资助，它会造成性质上的不明确，会造成一些问题。所以民事行为和公安机关的刑侦权力行使实际上是两条平行线。现在如果要拿着钱让公安机关去帮你，打出悬赏广告，你等于干预到侦查过程了。

　　主持人：目前当地的公安机关正在全力以赴侦破这个案件，我们相信这个案件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而且我们也希望知道相关线索的公民，能够及时地向公安机关提供有关的线索，因为这是我们每一个公民法律上的义务，不应该以金钱作为一个基础，但是有时候经济上的刺激可能也会起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是采用这种方式还需要我们每一个当事人去仔细地加以考虑，并且需要法律完善规范。好了，非常感谢各位关注本期的《今日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