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妇之死引发泣血上访

　　医生未见病人乱开药，导致25岁的产妇一命归天。年已花甲的老父为求一份公正的医疗事故鉴定，三上北京，几进省城，沿途乞讨，历时8年，结果呢……

　　□本报特稿/记者印嘉珍

　　7月23日下午，记者乘坐了将近7个小时的长途汽车，来到了浙江省仙居县横溪镇坑 边村进行采访，被热浪裹挟住的坑边村地表温度超过摄氏50度，走在路上，热气穿透鞋底直烫脚心。记者冒着高温来此地采访的对象并非是大腕或名人，而是一位极其普通的农民——徐凤木。

　　徐凤木今年65岁，个子矮小且佝偻着背，读过几年小学，他为了女儿的死，打了整整7年“官司”。如今，他对医学和法律似乎已很精通，交谈中不时蹦出几个专业术语，什么“配伍禁忌”“行政不作为”等等。他那上访时须臾不离身的两只鼓囊囊的人造革黑包里装的全是医学和法律书籍以及申诉材料。他在当地已小有名气，那是因为他的苦难经历和种种不幸。

　　少妇之死

　　1997年2月18日，徐凤木的女儿徐建梅(25岁)在横溪镇卫生院产下一女婴。新生命的到来使喜悦之情溢满了整个家庭。20日上午，已回家休息的徐建梅自感乏力，其婆婆便到村医疗站请村医。村医随手开出了药方，下午2时许，村医携带事先配好的两瓶药水(一瓶是640万单位青霉素加2克维生素C，另一瓶是18氨基酸)，上门为徐建梅输液，4小时后，徐建梅嘴唇发紫，呼吸急促，被家人送到医院，但终因抢救无效，于次日凌晨死亡。

　　一夜间，丈夫失去了爱妻，婴儿失去了母亲，白发人要送黑发人，幸福的家庭顿时陷入了悲痛的深渊。

　　徐凤木怎么也无法接受这残酷的事实。唯一的爱女从小到大身体都很健壮，分娩时也一切正常，怎么会突然死了？会不会用药有问题？他对女儿的死因产生了怀疑。带着这一问号，徐凤木买来了一大堆医学书籍，查阅的结果令他惊诧万分——青霉素与维生素C不能合并静脉注射!在医学上属“配伍禁忌”；其次，维生素C的用药剂量为每天不超过1克，大剂量静注可能导致血栓形成和引起突然死亡!

　　接着，徐凤木又查阅了《浙江省医疗事故处理实施细则》，其中第7条第8款、第9款、第12款规定：搞错剂量、违反药物禁忌、未见病人乱开药，导致严重后果的，均属医疗事故。于是，他从同年4月起，多次向仙居县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申请鉴定，但均遭拒绝。

　　开始上访

　　得不到鉴定书，徐凤木心有不甘，踏上了漫漫上访路。

　　1997年农历12月21日，徐凤木已是第三次到县卫生局上访，回家时徒步70余里，终因抵挡不住凛冽的寒风而昏倒在地，等到次日凌晨才被人发现，回家后足足躺了半个月，从此落下了腿病。

　　徐凤木的上访有了回音，1998年3月5日，由县卫生局、县第二人民医院(下称县医院)、横溪镇政府起草了一份《调解协议书》，该协议书称：经医学专家分析认为，整个医疗过程无原则错误，考虑到死者留下女儿等实际问题，由有关单位给予一次性补助6500元。但徐建梅家属为此事在向上级反映和社会舆论中有不符事实、不负责任言论，在此一并检讨，此事终结。

　　徐凤木看到调解书后气得两眼冒火，坚决不同意就此终结，他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县卫生局和鉴定委员会履行法定职责，作出医疗事故鉴定。但法官们却劝他“医疗事故鉴定不是具体行政行为”，“劝”得他不得不撤回了起诉。

　　徐凤木在与记者交谈的过程中，拿出一本已发黄发脆的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地记载了他每次上访的时间、经过。

　　1998年9月，徐凤木带上女儿的照片，沿途乞讨开始去北京告状，由于没有钱，只能拖着残腿走一段路坐一程车，晚上蜷缩在车站或破庙里过夜，行至江西吉安时，歹徒在光天化日之下抢走了他的钱包(7年间，他先后被抢5次)。他绝望了，徘徊在铁轨上欲追随女儿而去。一位老者看到了他的异常举动，上前问清缘由，将他领到家里。虽然是粗茶淡饭，但绝境中能遇上这样的好人，对徐凤木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第二天一早，老者还塞给徐凤木500元钱和几套替换的衣服，并叫孙子买了一张去南昌的火车票，亲自送徐凤木上了火车。

　　说起这位老者，徐凤木便激动不已：我至死都不会忘记这位恩人，他叫杨德明，一位曾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离休干部。

　　1998年11月27日，徐凤木辗转多时找到最高法院，当他如获至宝地得到了最高院要求仙居法院“依法审查该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的函件时，激动得泪流满面。然而，他的这把“尚方宝剑”在仙居却没有威慑力。

　　“计划外生育”不能鉴定?

　　1999年1月21日，徐凤木以医疗合同纠纷为由，状告村医，要求赔偿27万元，同时向法院申请医疗事故鉴定。同年7月，仙居县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终于出具了鉴定书：患者分娩3天后死于心源性休克，死后家属对死因未提出异议，又未作尸体解剖，加上徐建梅属计划外生育，产前未建卡，没有详细的产前记录，对明确死因、认定医疗责任带来困难。是否构成医疗事故本级无法确定。

　　徐凤木说：“7年中，我被有关部门踢来踢去，多次想与他们同归于尽，拿到这份鉴定书后，我就想杀人，他们怎能满口胡话，我女儿持有政府发的《生育证》，分娩前在镇医院作过详细的产前检查，怎么被说成‘计划外生育’，而对村医的错误却只字不提，这样的鉴定还有什么公正性？”

　　徐凤木又向台州市卫生局提出重新鉴定，而法院也随之中止了审理。

　　转眼到了2000年，距徐凤木起诉已整整一年，而案子仍毫无进展，于是，徐凤木第二次沿途乞讨进京上访。

　　在国家卫生部和省卫生厅的干预下，4月28日，徐凤木终于收到了台州市的鉴定书。鉴定书明确道：不属医疗事故。

　　性格倔强的徐凤木并没有灰心，他又向浙江省卫生厅申请重新鉴定。然而，这一次让徐凤木等得更久，直到2001年2月2日，省鉴定书才出来，尽管仍然是“不属医疗事故”，但这份鉴定书毕竟确认村医“使用青霉素与维生素C静滴，属配伍禁忌，应吸取教训”。

　　五年求得一纸判决

　　在诉讼中，徐凤木了解到，村医没有行医许可证，但他与横溪镇卫生院签定过承包协议，镇卫生院向村医提供处方笺、药品、医疗场所，2000年，横溪镇卫生院并入县医院。为此，徐凤木追加县医院为共同被告。

　　2002年2月，仙居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村医对徐建梅未作详细诊断，就使用青霉素与维生素C静滴，属配伍禁忌，其主观上有过失，村医的行为与徐建梅的死亡有因果关系；但死者家属未及时提出死因鉴定，导致本案死因难以确定，可适当减轻村医的民事责任。县医院虽然许可村医行医，并提供场地和设备，但未参与利润分配，故不承担责任。徐建梅的死亡赔偿金为95620元，村医承担百分之五十的赔偿责任计47810元。

　　从1997年2月到2002年2月，5年时间里，徐凤木先后到过杭州、江西、上海、江苏、安徽、北京，向最高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中央电视台、中纪委等部门反映情况，递交的各种材料5000余件，5年时间里，徐凤木欠下了6万多元钱的债务。

　　坑边村村支书动情地说：“真作孽，他告状已告得倾家荡产，动迁时，因为没钱盖房子，连政府分给他的宅基地都卖了，我们都借过钱给他，但他老是打不赢官司，也不好意思借第二次，大家都劝他别告了，他太倔，出门告一次状，回来就要躺好几天。当然，他碰到的好人也不少，但好人没有权，要是有权的人能说句公道话，他会这么苦吗？”

　　徐凤木却说：外孙女比我还苦，生下3天就没了娘，她的生父又娶妻生了孩子，在她3岁的那一年，跟着奶奶去田里看打稻谷，小手伸进了打谷机，硬生生被轧下了三根手指头，我常常对老天说，所有的苦难都让我一人来受，不要再惩罚她了……在与徐凤木交谈的整个过程中，他给我的印象是坚强、执着，而当触及他心中的痛楚时，竟泣不成声。稍稍平静后，徐凤木又说：尽管我对法院的判决不满，难道我失去了女儿还要承担一半的责任？可是我已没有精力财力再告了，只要钱赔到手，也算对女儿有个交代了。

　　然而，徐凤木这并不算高的要求还是没能得到满足，一年后，法院出了一份裁定：由于村医已82岁，无经济来源，仅有的房屋一间半已作价2600元交付徐凤木抵偿债务，本案中止执

　　行。

　　愿执法人厚道些。

　　徐凤木的遭遇引起了很多人同情，2003年3月，仙居县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11位人大代表联合签名提出建议，要求法院重新审理此案，追究县医院的责任。

　　在县人大的干预下，仙居法院于2003年8月28日裁定再审。“没过几天，法院就通知我交诉讼费，我说再审是不应该收诉讼费的，但法院的人却说‘不交费就算你撤诉’，没有办法，我只得到处借钱凑足了7千多元交给了法院。”徐凤木说这些话时显得很无奈。

　　2003年11月3日，再审判决书下达，法院认为，县医院应承担连带责任。2004年春节前夕，法院扣划了县医院应赔付的47810元。

　　徐凤木将判决结果作为“好消息”告诉了所有帮过他的好心人。

　　仙居县司法局干部王文汉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将我也列入好心人，我很惭愧。当时，我是乡信访员，他是上访专业户，对他的情况我很了解也很同情，但我的工作就是劝阻他上访，有一年省里开党代会，他又要去上访，在我的劝说下，他还真的没去，这件事让我很感动。老百姓是善良的，关键是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还有一件事也让我很感动，村里的一位干部曾来征求我的意见，说老百姓很同情他想捐点钱。从我的工作角度来说，捐钱给上访户是不允许的，政府只能做疏通工作，但我个人也希望他能得到些经济补偿，于是，作为生活困难，大家接济了他。记者注意到，王文汉在说这些时，眼角有些湿润。

　　本案历时8年，徐凤木总算讨回了公道，他可以告慰九泉之下的女儿，也可以还清部分债务。但本案留给人们更多的思考是：农村医疗卫生机制的缺失，农民维权的艰辛，这一切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时是如此的触目惊心!徐凤木要求记者替他一并感谢所有帮过他的好心人，愿好人有好报，愿当官的人执法的人厚道些善良些，愿法制日益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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