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流产胎儿的干细胞移植给脊髓损伤的瘫痪病人，可以改善病人运动机能和感觉功能。这项在人权、道德观、社会伦理等方面仍让国际医学界争论不休的技术，却已在国内临床上率先应用，有三位医生成了“最早吃螃蟹的人”。

　　中国医生怎么敢“开先河”，将这一技术用于人体临床？该技术“威力”究竟如何？国内各界对此到底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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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多患者北京接受

　　胚胎干细胞移植手术

　　8月1日，是年龄不满20岁的国外患者小林(化名)术后的第四天，在朝阳医院神经外二科的病房内，医护人员按照规定时间为他做术后例行检查。据了解，小林是在获悉北京地区可以做胚胎干细胞移植手术后，在母亲的陪同下专程过来的。据了解，手术花去了大量费用。昨天上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朝阳医院神经外科主任黄红云又先后为两名脊髓病患者做了人体胚胎干细胞移植手术。据粗略统计，从2001年年底至目前，已有300多位患者在北京接受了这样的手术，接受手术的病人包括中国内地、美国、日本和哈萨克斯坦等地的患者。

　　据了解，利用流产胎儿的胚胎干细胞治疗某些“不治之症”，世界各国虽然有充分的理论依据，但还没有一家医院进行临床推广。但是，这一手术的临床推广却率先在中国进行，难免引发一系列对该项技术的质疑与社会伦理的大讨论。

　　据了解，国内目前有能力进行该项手术的专家有三位，除黄红云外，清华大学玉泉医院神经外科主任修波就是“三剑客”之一。由于黄红云主任工作繁忙，几经周折，记者来到修波的诊室对其进行了采访。

　　医生自述：

　　“不能因为外国不上临床，我们就不做”

　　国内医学界的同行对此提出质疑，争论焦点之一是美国等一些国家，作为人类胚胎干细胞移植基础理论研究的“鼻祖”，至今都还未全面展开该项技术的临床实践。中国在这一理论领域几乎是在学别人的东西，怎么就敢“开手术之先河”用于人体临床？修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外在这方面的理论已经非常成熟，中国专家在潜心学习了基础理论后，完全有信心做好临床实践。他说：“如果说外国不上临床，我们就等着不敢做，那中国在医学上将永远是‘跟风’。”据修波介绍，外国专家在参观中国的术后患者病房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感觉太神奇了”。一篇名为《嗅鞘细胞移植治疗电击伤后脊髓损伤》的论文在第42届国际脊髓协会年会上公布后，修波被评为国际脊髓协会委员，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

　　关于效果：

　　手术只能部分改善患者运动机能

　　采访中修波告诉记者，患者家属问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治愈率是多少？”修波说：“如果想恢复到受伤之前的状态，不客气地讲，治愈率为零。”修波讲，千百年来，脊髓损伤可以说是“不治之症”，这种手术将部分地改善运动机能，使患者肌力轻度增强；感觉功能有部分改善。他打比方说，一台生锈、短路、零件老化的机器，仅仅通了电是不能让它运转的。修波说：“手术是帮助断了的神经纤维再长出来，配合康复训练治疗，才能有明显改善的希望。”

　　技术核心：

　　确保植入干细胞的活力是关键

　　“手术就是方法，学了谁都可以做，关键是细胞的培植技术。”被修波称为“核心机密”的工作要在实验室中进行。据他介绍，嗅鞘细胞从胚胎细胞中取下来后，两周就会老化、坏死。为增进细胞活力，修波改进培养方法，加入大量细胞营养因子，实验室还专门有清华大学生物系的博士来负责“养细胞”。据了解，玉泉医院还专门提供人力、拨实验基金、设立实验室等给予科研支持。

　　修波坦言，目前临床实践面临的最大阻力有三点：第一，同行不理解，认为是“无效”、“瞎吹”；第二，家属对治疗期望值过高，希望患者“坐着轮椅进来，走着出去”；第三，胚胎源略缺。修波表示，欢迎国内外脊柱外科、康复科的专家同行到病房参观考察。

　　坚守原则：

　　医院绝不允许人体胚胎商品化

　　在被问及这一敏感话题时，修波重申了医院的立场：“绝对不允许人体胚胎商品化。”据他介绍，植入的细胞一般取自6个月以下流产胎儿的胚胎，胚胎来源包括北京和全国其他地区的自愿捐赠。据某妇产医院医生讲，流产后的胚胎在经当事人签协议书同意后，可将胎儿胚胎用于医学试验或其他临床医疗。修波强调说，胚胎的来源是在无任何不正当人为干扰的情况下，供体者自愿捐赠的胚胎，这是我们在医学道德伦理上的原则。

　　社会学专家：

　　经过研究分析后才可合理解释

　　据了解，尽管该临床手术在美国等一些国家有充分的理论基础，且在动物身上有过大量实验，但尚未应用于临床。据分析，原因有两个：第一，对堕胎的争论；第二，建议反复论证，经多家临床实验后才可获得合法资格。对由此引发的社会伦理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景天魁表示，一个复杂的、有争论的问题，不是简单几句话就能阐述清楚的，国情不同、争论的立场不同，需经谨慎分析研究后做出合理的解释。

　　心理学专家：

　　触及类似敏感问题应慎重

　　修波表示，“手术”与“堕胎”的关系绝不是“因果关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时博士认为，国外对这项技术在伦理问题上的争议，是堕胎合理不合理的问题，关系到人权、道德观、社会伦理等方面。他表示，由于各国国情、法律的差异性，中国在触及到类似敏感问题时需要慎重行事。晨报记者梁娜（来源：北京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