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冤狱获赔七万三千元(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8月04日12:15 云南日报

　　云南日报网

面对未来，小杨一脸迷茫。

　　7月19日、20日，已经等待了近一年半的杨自强（化名）分别从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大理白族自治州检察院领取到了总额为73725．20元的国家赔偿金，这是他蹲了1490天的冤狱所获得的全部赔偿，被判入狱时，他还不足17岁。

　　杨自强的母亲说：“拿着这点钱我心疼。这笔钱不是我们喜喜欢欢苦来的，是娃娃用命换来的。钱弥补不了我们受到的伤害和痛苦。”

　　7月30日下午4时，尚不满22岁的杨自强坐在家中堂屋门槛边的小凳上垂着头默默吸烟。在随后记者与他两个多小时的交谈中，大多数时候，他都是这样垂着头，面无表情。堂屋里很黑，从外面透进来的光线正好照着他已经生出了白发的头顶。他默默地吸了六七支烟，眼光总是长时间停留在门槛上或者跑来跑去的小狗身上。

　　“赔款也没什么，钱赔下来，但时间也过了。”杨自强声音很低地说。

　　“时间也过了”———过去的是1999年2月14日到2003年3月14日，共1490天的光阴。这4年零一个月的时间，使一个刚进看守所时的16岁少年，变成了无罪释放时的21岁青年。

　　从无期徒刑到无罪释放

　　1999年1月11日凌晨，大理古城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血案：杏花村酒家老板文建国在家中被杀，其妻女均被杀成重伤，而凶手不知去向。2月14日，当时尚不满17周岁、正在大理四中上初三的杨自强因涉嫌参与此案，被大理市公安局刑拘，同年3月10日被逮捕，大理白族自治州检察院对他提起公诉，指控其犯有抢劫罪。

　　2000年8月25日，大理州中院作出判决：杨自强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一万元；由杨自强之父赔偿死者妻女两万元。随后，杨自强以“自己没有抢劫杀人，没有作案时间，公安人员刑讯逼供、诱供、指名问供，自己被冤枉”等为由，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省高院于同年12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该案发回大理州中院重审。

　　此后的2001年5月、12月，大理州中院均在案件被省高院裁定发回重审的情况下，作出了与2000年基本相同的判决，惟一的差别就是———杨自强父亲承担的民事赔偿金额增加到了2．5万元。当杨自强第3次提起上诉后，去年2月25日，省高院直接对这一案件进行了改判，大理州中院对杨自强的判决被撤销，同年3月14日，杨自强被无罪释放。

　　一个月后，杨自强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要求大理州中院和大理州检察院共同赔偿其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73725．20元，精神和名誉损失费15万元，合计223725．20元。

　　往事不堪回首

　　在母亲的叹息声中，杨自强又断断续续讲述了自己被刑拘后的一些遭遇。据他介绍，对他进行讯问的人员总是用指供的方式提问。比如提到现场遗留的红领巾时就问：“有没有什么布的东西？比如像小时候的红领巾。”杨回答“有”，再问：“红领巾什么样子？”如果杨说不出来，就说：“比如是布的还是绸子的。”当被问到“红领巾有什么特征”时，杨自强又不知该如何回答了，询问者就说：“有没有什么孔孔？”直到杨自强说到红领巾上有两个洞为止（与有关部门对此案件调查的情节相符）。杨自强回忆，他第一次出庭前的口供几乎都是以这种方式作出的。

　　据杨自强的律师卢俊在辩护词中称，杏花村血案的疑点较多，比如杨自强和同案另一被告人赵某的口供与现场勘查笔录、证人证言、陈述之间有较大矛盾；凶器“藏刀”与“单刃刀”之间存在差异；提取笔录上没有血迹记录，属不合法等。此外，卢俊认为死者妻、女自始至终拒绝指认凶手，该案另有隐情。

　　事实上，杨自强作为被告第一次出庭时就当庭翻供了，而在大理州中院对“刑讯逼供”这一问题的审理中，认定：“有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对二被告人进行审讯时没有对其刑讯逼供”。记者看到的判决书中还提到，提前介入该案的两名州、市检察员也出具了情况说明，证实在对杨自强等两名被告进行讯问时，没有刑讯逼供。

　　省高院去年对这一案件作出改判时，认定杨自强等二人抢劫杀人的证据不足，不予确认，对二人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4年冤狱带来的改变

　　出狱后，杨自强曾经向原来所在的学校申请领取初中毕业证，但由于他初三上学期即被捕，没有参加毕业考试，最终也未能拿到毕业证。学校愿意发给杨自强结业证，但他没有去领。

　　杨自强当时的同班同学现在差不多都工作了，但他出狱一年多，一直没与他们联系过。现在他在加油站找了一个短工的活，刚做了3个多月。

　　当记者问他有没有考虑过今后做些什么？杨自强说，人生的事情也说不清楚，现在有工作蛮好的，没有多想。现在每天能回到家和父母、姐姐在一起，“相当满意了”。一旁的母亲插话：“我们的要求不高，娃娃回来就满足了，感谢党的政策好，把弄错的事情又纠正了。”

　　这位文化程度仅到小学三年级的农村妇女告诉记者，儿子在看守所的4年多时间里，自己经常睡不安稳。这几年中，她和丈夫农忙时种田，农闲时就打短工：“我们想着，这个官司就是卖家产也要打到底，有一线希望，都要打下去。”

　　据了解，杨母本来只看电视连续剧，儿子出事后，她打开电视守着看的节目就变成了《东方时空》、《焦点访谈》、《今日说法》、《今日话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什么对我的娃娃就不公正？”这位母亲告诉记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就是她从电视上知道的，她看这些节目就是为了学会如何跟法院、检察院的人谈话，为了让儿子得到法律的公正对待。

　　律师为他辩护6次

　　4年时光，使一位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对的农村妇女，能够一连串地说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

　　同样是这4年，替杨自强辩护的律师卢俊今年已经70岁，也经历了自己心肌梗塞、妻子去世的艰难时光。“我的身体也不好，在我还活着的时候能将这一件事了断，已经很不错了！”

　　从杨自强进看守所一直到他今年拿到国家赔偿，4年中，卢俊前往看守所会见杨自强达27次，整理的各种案卷资料就有厚厚5本，共443页，其中仅辩护词就先后写了6份。“如果只是为了搞清楚案情，一般情况去2—3次就可以了。”卢俊说，自己之所以每个月都去看杨自强，是因为“怕孩子经受不住，给孩子打气、谈心”。当时看守所的工作人员还打趣他：“你不如把行李搬来看守所算了。”

　　卢俊表示，4年中，他从来没有放弃为杨自强辩护：“良心啊，无罪的人不应该受冤枉。每一步都要走扎实，肩上的担子太重了。”

　　国家赔偿意味着什么

　　去年12月，大理州中院、州检察院下发了共同赔偿决定书，认为杨自强被侵犯了人身自由权，导致被无罪实际羁押1490天，其有权获取赔偿。两部门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2年职工日平均工资49．48元，共同赔偿杨自强73725．20元；对其申请的精神和名誉损失费，因无法律依据，不予赔偿。在卢俊多次奔走下，杨自强终于在今年7月拿到了赔款。

　　关于拿到国家赔偿的事，杨自强本人表示父母为他欠了不少债，能够得到赔偿也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但自己的时间也耽误了。卢俊和该案另一被告赵某的律师后永年均表示，国家赔偿对被冤枉的当事人是种补偿，杨自强的获赔不但证实了他本人的清白，也是司法机关工作的一大进步。

　　大理州中院：各级法院对证据看法不同

　　7月30日上午，记者前往大理州中院，找到了当时参与过杨自强案审理的法官———刑一庭庭长字兆鸿。他对记者的提问一直不回应，直到记者问起“为什么省高院两次裁定重审，大理州中院在并没有更有力证据的情况下一次次维持原判”时，一直背对记者操作电脑的字兆鸿回头表示，各级法院之间对证据有不同看法，此后他拒绝接受采访。刑一庭法官姜略说，大理中院作出赔偿是执行上级法院的决定，关于杨自强一案，不能多讲。

　　大理州检察院：国家赔偿不存在面子问题

　　记者前往大理州检察院的全国文明示范窗口单位———控申检察处，谈起“检察院为承担责任而赔款”时，该处处长陈锡敏立即纠正：“不是责任，是过错。”

　　陈锡敏表示，在国家赔偿的问题上，不存在面子问题，工作错了就要严格依法处理。他告诉记者，杨自强案的国家赔偿金额在大理州历年来算是最多的，但在全省、全国并不算多；杨自强之所以从赔偿决定书下发到实际拿到赔款经过了半年多时间，是因为该案涉及共同赔偿，两家单位要分别向财政部门申请款项，需要一段时间，各自申请到款项后，两家单位还要共同拟文、发文，因此赔款不能很快拿到。

　　陈锡敏同时谈了自己对《国家赔偿法》的看法。作为一部对受到法律不公正对待人员人权进行维护的法律，《国家赔偿法》同时也对司法公正进行着监督，但该法目前仍存在一些不完备之处。比如其日赔偿标准是全国日平均工资，这一标准近几年大概都在50元左右。但这一金额在发达地区显得太少，在不发达地区可能又过高；再者，《国家赔偿法》中只规定了劳务性补偿，未对精神方面的损害作出规定，简单的误工补偿难以弥补精神上的损伤，当事人名誉、家庭等方面遭受的损失无法得到弥补。

　　（春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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