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生因为一套房子全毁了。”姜延用这句话来概括自己的人生。

　　姜延，陕西红旗水泥制品厂职工。掐指算来，为了一套原本属于自己的房子，她已经奔波了整整15年。从33岁时幸福的三口之家，到48岁时满鬓斑白、孑然一身，姜延的一生因为这套房子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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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憧憬

　　姜延曾是陕西省红旗水泥制品厂（以下简称水泥厂）的一名专业干部，现在依然属于这个快要破产的厂子，只不过变成了一名“普通职工”，一个不领工资的职工。“现在我连下岗职工都不如，他们每月还能领到一点补助金，而我什么都没有。”

　　陕西省红旗水泥制品厂曾经是一个效益不错的单位，在计划经济时代一直稳坐全国水泥制品行业的头把交椅。时代变迁，在市场竞争的浪潮中，红旗水泥厂逐渐没落，现在处于半停产状态。

　　1988年，为了解决部分职工的住房问题，根据国务院当年出台的“关于今后单位建房先买后租”的房改政策，经过上级批准和全厂职代会通过，红旗水泥厂发放陕水生司（88）11号文件：将新建15号楼，所有72套房先交款后建房，全价出售，建设竣工后即可无条件搬入居住。房屋购买后产权归个人所有，可以使用、继承、出售。

　　这一举措在当时看来很是“超前”。按照当时的售楼价格算，买一套50多平方米的房子要花费1万多元，这对于每月只有100多元钱收入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水泥厂领导也承认大部分集资户都不同程度负债。那时的姜延可以说生活美满幸福，正享受着三口之家的欢乐，银行里也有了7000多元钱的存款。由于婚后一直住在“筒子楼”，地处偏远，生活很不方便，建房的消息让她似乎看到了美好的未来。

　　在和丈夫经过几天的商讨后，他们毅然决定购买一套15号楼的房子。当时，他们的存款是8年定期存折，要是中途取出来就意味着好几千元的利息损失。

　　“那时候，什么也不顾了，能住在属于自己的楼房里，是我们一家当时最大的愿望。”姜延回忆着当时的情景，嘴角却透出一丝悲凉。

　　伤心

　　1988年9月16日凌晨5点钟，为了能挑到自己称心的房子，姜延早早来到厂招待所门口排队，即使这样也只排了个第4名。

　　很快，她选中了2层6号，面积55.1平方米，以高于预算15.47％的价格买了下来，共花了姜延14211元。

　　刚开始，所有房主都满怀憧憬。厂里请来了陕西蓝田一家建筑队，他们的工程刚刚被省里评为样板工程，这对通晓建材领域的职工来说，是个美好的开端。

　　但是，姜延哪里知道，她的厄运就这样开始了。

　　1988年10月开始动工建房，细心的职工发现，建筑队换成了本厂上级建材局的一家不懂建筑的装饰公司，他们只挖了个地基就停工了。一个月后，又来了一帮四川民工。但施工经费还被装饰公司控制，因为不能按时支付工程款和工人工资，建房工程时断时续。

　　1989年底，经常光顾工地的房主发现，他们的房子成了“豆腐渣”工程：从本厂买的建材都是些低标号产品或下脚料；屋子地面用脚一撮就是个坑，扫地能扫出一堆沙子；有的厨房地板高出整个室内地平面；房门变形、门腿入不了槽；天花板出现多处裂缝。就是这样的房子最后也被质检合格。眼看房子要交钥匙了，可剩下的十几套没人敢买，已经交钱的住户纷纷要求厂里给个说法，否则就退钱。在这种情况下，1990年1月10日，厂长会议之后突然下发陕水行发90（004）号文：从交房之日起，厂里分期四年向集资的购房户退还购房款，15号楼房产权归厂里所有……所计利息不退还……谁有任何异议不予解答，所有后果自负。

　　姜延感觉自己好像跌进了冰窖，“心里瓦凉瓦凉的”。痛苦

　　厂里的突然变卦，给15号楼的所有购房户造成了巨大损失。姜延算了笔账，要是不买房子就会有3000多块钱的损失，要是买的话至少有1万多块钱的损失。而让所有职工气愤的是，厂里为了平衡买房前后的差别，规定1988年9月30日以后交款买房者，除交正常的房款外再每月额外交纳总价1％的利息。

　　“先是骗走我们的钱盖房，然后再层层转包从中牟利，最后又把产权收走，有些人真是太可恨了。”一位和姜延一样买了15号楼房子的退休老职工谈起当年的事仍气愤不已。

　　发现建房问题后，姜延以书面材料向厂长反映问题，希望能给她一个合理的解释。解释自然没有，姜延等来的却是一次次的打击。

　　1988年10月，在孩子半岁时姜延曾按正规程序申请了半年的哺乳假，但只休了135天，她就回厂上班。1989年，水泥厂职工上浮一级工资，却没有姜延的份。厂方解释说，姜延请的哺乳假是事假，在考核期内事假累计超过四十天，所以不能升工资。

　　之后的打击来得更是“猛烈”。1977年进厂工作的姜延，一直是干部待遇。但就在她反映房子问题之后的1991年，即被厂里撤消专业干部待遇，下派到车间干体力活。1992年底，厂里私下派她到外面给一私人老板干活，等姜延再次返厂后，工厂以各种理由不再给她安排工作，每月只发40多元的补贴。而就是这少得可怜的40多元钱，姜延也只领到1997年，之后厂里再没有给过她一分钱，“三险金”更是无从谈起。除了工作岗位上的打击，姜延还承受了各方面的不公正待遇。

　　1990年上半年，在党员评议过程中，厂长给党支部多次打招呼，姜延即使合格，报上来也不要批准，这使得原本评议合格的她被厂里以“性格较固执，在对待住房、工资等问题上，不能摆正集体和个人利益关系”的理由，在重新评议时给了个“基本合格”，然后入档。第二年评议时，连表也没填，直接以空白表入档。

　　1990年4月，厂里为了敦促职工尽快搬迁，对没有搬迁到新房并不退旧房的40户职工进行了处罚。

　　“从4月开始，我和大家一样受罚，不到20平方米的住房除交正常的房租外，每月还有61.4元的罚款，后来又交了160元抵押金。1990年末，厂里给其他购房者都退了1/4房款，却始终没有给我退。”

　　之后，其他购房者大都选择了忍气吞声，姜延则走上了上访之路。姜延说她刚开始时也考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可法院说，“房子是单位的、产权是单位的、就连你人也是单位的，不予受理”。

　　“没有办法，我只能寄希望于行政手段。”

　　15年来，姜延走遍了陕西境内的相关单位，却都没有解决问题，以至于她多次到北京上访。建设部、中消协等7个部门都对她的上访材料进行了批转，陕西省两任省长也都批了处理意见，“专案查办”多次，可等文件到了水泥厂的上级———省建材局（现为省建材总公司）就被拦截，并以不属实的材料回复了事。

　　15年来，姜延每周都要去相关部门反映问题。“这像一条不归路，我都快以上访为职业了！”姜延无奈地说。这么多年来，她为了这所房子付出的已经太多了，而她所遭受的痛楚，只能默默地隐藏在自己心底。

　　绝望

　　“从黑发告到白发，痛心啊！”姜延所在厂的一位领导说，“就为了个破房子，值得吗？我真的很可怜她。”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水泥厂现在处于半停产状态，在册职工不到1600人，下岗的有600多人，还有离退休的1200多人，企业包袱很重，预计今年将破产。

　　与姜延同楼的一位魏师傅说，他当初花了13000多元钱买的房子，房产证至今没有拿到手。当初也是觉得斗不过厂里，所以息事宁人，“凑合着住吧。”

　　记者采访中，水泥厂一位领导解释：“厂子要填的亏空太多了，要办理产权交接手续，恐怕厂里最后还要掏钱，现在哪有钱啊，只能这样拖着了。”

　　多年的上访让姜延精疲力竭，她说这些她都可以忍受，但来自家庭的变故让她几乎陷入绝望的境地。

　　在买完房后，姜延没有了积蓄，还有5000块钱的外债，尤其到了1992年失去工作后，丈夫和她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并不再承担家里的生活费用。就在姜延最失落的时候，丈夫离开了她。离婚时，他们的女儿正在上五年级，按协议抚养权归父亲，但丈夫一直不管孩子，只能由姜延抚养。当时，姜延已经没有了任何的经济来源。为了让前夫承担抚养费用，姜延不得不寻求法律的帮助。现在，女儿上高二了，成绩还不错，姜延最大的希望，就是女儿能考上一个好大学，走出自己带给女儿的苦涩生活。和15年前一样，姜延依然住的厂里在西安东郊一处偏僻的租房内，而本该属于她的那套单元房仍然空着，她已经很久没有去了，钥匙孔都已经生锈。“那是我心最疼的地方，我实在不愿意再看到它。这套房子毁了我的一生，但我却还要为它继续奔走，真不知道这样的局面还要维持多久。”姜延无奈地说。

　　观点：上访有了，谁来回访？

　　李瑾

　　利益被侵害—不能得到满意的解决—上访—遭到打击报复—踏上漫漫上访路……这或许是每一个如姜延般上访者无奈而又无法回头的路。有时候会疑惑，这般执著的上访，耗费巨大的精力和财力，换来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甚至是打击报复，值得吗？然而，细细去想，这笔账似乎不能用简单的加减法来计算。如果，在利益刚被侵害时，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看似个体的损失降低，却会助长权力的膨胀；而个人为了维护权益，付出一定成本，使得正义得到伸张，也是社会之福。问题的关键是，个人需要付出多大的成本？维护正义的主要成本究竟应当谁来承担？

　　我们注意到，姜延的事情，建设部等7个部门都曾批转，说明哪怕是一介草民反映的问题都可上达国家主管部门，但在落实解决的过程中，逐级批转，最终使问题又转回到原点，反映问题的人麻烦也随之而来，打击报复是免不了的。这种情况下，个人付出的维权成本，是由“部门”低效运转所带来的结果，完全不应当由个人来承担。

　　上访制度，为个体提供了一个越级表达民意的渠道。遗憾的是，这一渠道还没有建立健全相应的回访制度，有来无往，使超常规渠道反映的问题，非常简单地陷入材料转来转去而问题却得不到解决的不良循环中，上访者也在希望与失望之间遭受心理煎熬。不容否认，超常规解决问题渠道的建立，会导致行政支出加大。但是，相对于完全由个体承担上访成本并同时承担上访令人心痛的结果，政府有责任也应当为维护正义而作出必要的支出。这样，才能使如姜延般从黑发告到白发的上访者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