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苏伟钿 王华实

　　在百年小平的有关回忆资料中，记者看到这样一段文字：“邓小平被安排在修理车间劳动，车间主任是陶端缙。当厂长将邓小平介绍给他时，他向厂长保证：‘走进车间就是我的事，出了问题由我负责。’”1969年10月至1973年2月，从北京来到江西的邓小平，在这陌生之地的非常岁月，工人们的忠厚和善良，成为他危难中可以依靠的朋友，陶端缙可以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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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八月流火，带着寻访一代伟人邓小平足迹的希冀，记者来到江西省南昌新建县。一踏上这片热土，记者探询的眼光投向陶端缙。当年的车间主任如今已退休在家，几经周折，终于在新建县一幢职工宿舍中找到陶师傅。简单的家居摆设，简朴的衣着，陶师傅仍保持着工人的本色。身骨硬朗，气色健康，看得出退休后的陶师傅仍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果然，一见面他就解释：因为要接送孙女上放学，只好把采访安排在晚上。

　　“三年的日子不是三两句话就能说清”

　　“三年的日子不是三两句话就能说清……”沉浸在往事回忆中的陶端缙，朴素的语气中饱含着对伟人邓小平的深情怀念。

　　“在那动乱年代，我们当工人的，每天都要关门关窗。邓小平在厂劳动期间，我们承受了很大的思想压力，也花费了很多心思。今天说起来主要做了几件事：一是缓解气氛，消除思想包袱，让邓小平夫妇慢慢适应环境，心情轻松愉快地劳动和生活。二是修条小路，即‘小平小道’，方便邓小平夫妇上下班和避免外来不安定因素。三是修建个厕所。四是换个钳工活。”陶端缙回忆说。

　　一条蜿蜒曲折、长满杂草的田间小道，一头连着南昌步兵学校，一头连着新建县拖拉机配件修造厂。1．5公里的小道，见证了非常岁月里小平同志的艰苦生活。

　　提起小平小道，陶师傅话语滔滔不绝。一开始，小平同志从步校到工厂上工，从大路走要绕一大圈。步行40多分钟不算，主要是觉得不安全。每天摩肩接踵的，什么人都有。我爬上工厂后墙发现了一条捷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就立即动手，从后土墙上开一个小门，在厂后面沿着荒坡田埂铺铺垫垫，修出了一条小路。这样既安全又省时。

　　一脸憨厚朴实的陶端缙，从他点点滴滴的回忆中看出，是他的认真细致，处处在意，细致入微，有力地保护了伟人在艰难岁月的安全。

　　当年，为了预防不测，陶端缙在车间左边修了一个小便池，一方面是为了不让他走太远的路，一方面是防止造反派的纠缠。小便池修好了，邓小平很高兴。“我们这里条件差，但保持便池的干净我能做到，因为，我觉得委屈了他老人家我心里不安。还有，每天提早20分钟上班，拖后20分钟下班，我把工作台打扫一遍，这样安全系数就提高了”。

　　“多了一名老党员”

　　为了保证邓小平同志的安全和方便，给他干点什么活，确实费了一番心思。陶端缙回忆说：当时邓小平戴着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帽子来到这里。我是工人，不管那么多，既然是来劳动又是60多岁的人，分配点轻活，能干多少干多少。总之，一个很朴素的想法，就是对一个老人尽量好点。

　　邓小平虽然被当为“走资派”，但仍保留党籍。一次在车间，邓小平问身边的工人涂宗礼：“你们的车间有多少党员？设了支部没有？”涂宗礼回答：“本来有5个党员，与翻砂车间合并为支部共十几个党员。”邓小平又问：“支书是哪个？”涂宗礼有点腼腆地说：“我就是。”邓小平笑着说：“我来了，又多了个老党员。”

　　重操旧业

　　在刚进厂的一个月里，邓小平整天跟柴油打交道，又脏又累，有时还皮肤过敏，陶端缙便和修理班组长涂宗礼商量给老邓换工种，问他愿不愿干点钳工活。邓小平笑着说，“要得，要得！我年轻时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学过钳工，如今算是‘重操旧业’也！”从此，他站在“台钳桌”边，手中不离锉、锯、榔头、斩子、老虎钳……这一干，就是整整三年零三个月。

　　令工人们惊讶的是，邓小平对钳工活十分认真和专注，而且手法熟练、技艺精湛。凡经他修整过的机器零件，没有不合格的，尤其他锉的螺丝，油光锃亮，精巧美观。但他毕竟是上了岁数的人，有时累得满头大汗，工人们心痛地劝他休息一会儿，但他总摇摇头，操着地道的四川方言说：“出身毛毛汗，舒服一点。”

　　带病劳动

　　有一天，邓小平正在车间劳动，突然他脸色煞白，身子晃了几晃，晕倒过去。工人们立即停下手中活计，纷纷围拢过来，将小平扶坐起来，“快送医院……”人们急得团团转，卓琳眼含泪花同工人说：“谁家有白糖？他喝点糖水就没事了”。原来邓小平虽然身子骨结实，却患有“低血糖”。女职工程红杏一听，忙说：“我家有，我去拿来”。说罢匆匆跑到家里，心急火燎地端来一把缸糖水，递给了卓琳。卓琳轻轻地托起邓小平的身子，用勺子一口口地喂进丈夫的嘴里。果然，邓小平喝下糖水后，慢慢苏醒过来，工人们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下来。“当天，我开着一辆拖拉机，把带病劳动的邓小平送回他的住处。”

　　我们工人想念他

　　陶端缙说，送走邓小平夫妇后，我们大家都感到心里踏实，但很想念他们。几年之后，卓琳给厂里写了一封信，再次表达了全家人对这里纯朴、善良的工人们的感激之情，并表示有什么事可以写报告。1988年，我上了一次北京，找到邓朴方，并转上一封给邓小平的信。信中为当年的管理秘书黄文华说几句公道话，后来邓小平批复：我们全家不为难他，希望江西也不要为难他。

　　陶端缙告诉记者，“邓小平回北京前，卓琳专门到我家拜访，说声谢谢！”

　　“邓小平答应我，有机会到厂里来走一走。但国家事多，走不开。直到逝世，也没见上一面，这是我的遗憾。”陶端缙神情黯然：小平同志逝世的消息传来，我不敢相信，跑了好几位老工人家中，问这是不是真的。当确信消息是真的时，我们自发到厂里置设灵堂，悼念这位工人的好领导好朋友。

　　三年的日子，小平同志的一言一行对我们影响很深，工人们想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