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呼和浩特8月7日电近年来，在西藏自治区少数偏远地方“赔命金”现象死灰复燃，引起了当地政府的密切关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严厉打击“赔命金”违法犯罪行为的决定》，通过地方立法政府宣布其非法并进行打击。“赔命金”是旧西藏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地方法规的内容，以金钱和财物作价抵偿人命，1959年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后被彻底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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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在呼和浩特举行的中国第十次地方立法研讨会上，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次仁告诉记者，政府采取法律手段，对偏远地区“帕措”等封建宗族势力和少数僧尼操纵、参与违法犯罪活动进行有效打击，有力维护了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地方立法的强化，正在有力地推动中国整个社会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从1979年7月地方组织法赋予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以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8000多件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制定了480多件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单一制国家，既不是联邦制，也不是邦联制。同时各地方的自然、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国家体制的特点，反映在立法体制上，表现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集中统一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同时，赋予省级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地方立法权，为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供法律手段。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景宇说：“中国立法体制可以概括为中央和省级两级立法，加上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经济特区立法两个特殊性。运用法律手段促进各个地方共同、协调发展，实现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搞好地方立法就显得非常重要的。”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第一个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地方立法在保障各民族共同进步、加快自治区改革发展进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万继生说：“自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颁布以来，内蒙古已制定和修改地方性法规70件，批准地方性法规45件、自治条例16件。鄂伦春、鄂温克和莫力达瓦达斡尔族3个自治旗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出台，使民族立法也取得长足进展。”

　　1992年7月1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授权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法规和规章在深圳经济特区实施的决定》，给地方立法开辟出一块新的“试验田”。深圳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王璞说：“特区授权立法已经走过了12年的历程，有力地保障了深圳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特区的法制优势，尤其是立法优势，已经成为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器。”中国地方立法的主体多、数量大，除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外，还有27个省会（自治区首府）所在地的市、18个较大的市和4个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每年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达几百件之多，2003年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的地方性法规有497件。各个省市在保证地方立法与国家立法一致的同时，都在努力突出自己的地方特色。

　　地方立法在快速发展中，也显露出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与数量高速增长相比，立法质量亟待提高。有的地方性法规与法律、行政法规之间、地方性法规之间存在着矛盾或者不协调；有的地方性法规是“大而全”、“小而全”，重复立法比较多；有的地方性法规比较原则，操作性不强；有的地方性法规缺乏地方特色和针对性。一些地区甚至力图将地方立法当作地方保护主义、维护部门利益和特权的“保护伞”。

　　以上这些情况已经引起中央和全国人大的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副委员长在8月初举行的第10次全国地方立法研讨会上，一再强调提高地方立法质量的必要性。他指出，在地方立法与国家立法不一致的情况中，很多都是地方保护和部门利益造成的。他要求立法工作者一定要有全局意识和大局意识，坚持立法为公、立法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