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杭州8月9日电（记者柴骥程王定昶）“穷人的寒舍，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句西方宪政寓言最近居然在中国的许多城市流行起来。家住杭州市吴山路的刘女士只有初中文化，并不知道这句话，但最近因为房子拆迁补偿的问题，在与有关部门的交涉中，她说的话与这句经典寓言如出一辙。

　　刘女士的房子位于杭州西湖边的一条弄堂里，她用这个房子开了一家杂货店。由于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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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政府整治西湖周边环境，刘女士和周围的近600户人家成为拆迁户。刘女士说：“现在宪法保护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尽管我的房子破旧、透风、漏雨，但是没有我的同意，政府部门也不能想拆就拆了。”刘女士的这一说法也得到了杭州市政府部门的认同。杭州市上城区负责拆迁的官员告诉记者，已经有550户居民签了同意拆迁合同，现在拆迁停滞一天，政府就要亏几十万元，但是如果不能和刘女士等50来户居民在赔偿问题上达成共识，工程绝对不会向下进展。

　　细想如果在几年前，刘女士的说法根本不会得到支持。而如果再回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刘女士甚至会被按上一个“罪名”，她开的小店肯定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

　　“别说是开店办厂，就是在自己的房前屋后喂几只鸡、养两只羊、种一棵树，也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的。”浙江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回忆往事，依旧感慨。

　　当年，中国的个体私营经济曾一度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不断挨砍。还是一个“打铁匠”的鲁冠球因为办了一个手工作坊，就成了长“尾巴”的典型。现如今，他已是一个拥有100多亿元总资产、60多家公司的知名民营企业家。2003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鲁名列第四位。

　　“人们讳言财富，生产资料的损益与个人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大家吃大锅饭，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最终必然导致贫穷落后。”鲁冠球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追求“一大二公”的经济体制，拥有私有财产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1978年，以安徽农村的“大包干”为标志，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在那个时候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邓小平鼓励中国的老百姓大胆致富，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走向共同富裕。于是，中国人压抑已久的创造财富的热情被激发出来。

　　温州商人的代表人物、中国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当年曾是一个“修鞋匠”，“和许多温州人一样，在小平同志富民政策的激励下，我开始在家里办起制造工业产品的作坊，并进行跨地区长途贩运，”他说。从那时起，中国开始涌现出数以万计的个体私营企业。

　　中国的研究政治经济学们认为，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和“三个有利于”的理论，明确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的民营经济发展进入“黄金时期”。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中国出现大量亿万富翁，从1995起，《福布斯》每年推出“中国富豪榜”。

　　统计显示，目前，中国工商注册的企业约1000万户，98％为民营企业，还有近3000万个体工商户。他们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已超过60％，同时还每年为社会提供300多万个就业岗位，全国职工在这些企业就业人数约占75％。目前，中国居民储蓄余额也超过11万亿元。

　　拥有了财富的中国人，还渴望拥有能够保护自己财富的法律。2002年的一项调查表明，有93％的城市居民希望通过修宪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在今年的“两会”上，“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被写入宪法。“有恒产才能有恒心。以前怕政策有变，创造的财富不安全，不管是合法不合法创造的财富，有钱人都想拿到外国去。私产入宪，保护一切合法创造的财富，让富裕的人们吃上了定心丸。”中国规模最大饮料企业杭州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说。

　　民盟浙江省委常委、制度经济学家罗卫东认为，以往中国也保护私人财产，但依据的往往是比较低阶位的法规政策，不稳定，也不普遍。“通过修宪确立私有财产权，是一种根本性的保护，也解决了市场经济中最敏感、最复杂的财产关系和产权制度问题，”他说：“‘割资本主义尾巴’，将真正成为一个笑话被历史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