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0月5日，张中登上了去京城的航班。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位女律师，她就是被张中称为恩师，已经去世的韩学章。

　　那次京城绝密之行，韩学章和张中都不知具体的使命，但有一种神秘感。

　　一到北京，他们就去司法部报到，接待他们的是司法部副部长陈卓和律师司司长王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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琪。当他们被安排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时，谜底才被揭开，原来是参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张中说，当时审判前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公安预审、检察院等总共数百人封闭式地集中在一起，其中律师20人。这些律师全是被“钦定”的。有意思的是有两位律师听说要为罪大恶极的反革命集团成员辩护，怎么也接受不了，不来报到。所以，最终决定出庭辩护的律师为18人。

　　在张中看来，这不但是感情问题，而且必须严格遵循法律。既然我国恢复律师制度，就得按照法律办事，任何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都应当依法享受一切权利，包括聘请律师辩护。这关系到国家的法制健全，关系到国家的声誉。所以，不能因为“四人帮”祸国殃民、罪恶滔天就剥夺他们的权利。

　　我们的法制建设进程到今天，人们对律师辩护已习以为常，可在1980年，那还是十分新鲜的一件事，况且要为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辩护。那确实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压力不是一点没有。一个刚刚从人治的困境中解脱出来的国家，是太需要“法制”了。张中说：审判“四人帮”，全国人民瞩目，这正是宣传法制的最好时机。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律师，他和韩学章没有感到压力。但究竟为谁辩护，他们心里都没有底。因为在宣判之前的封闭式集中时间，不是看某一个人的材料，而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所有材料都要看。最后，张中和韩学章被指定为姚文元辩护。

　　张中回忆说，他与韩学章律师曾先后两次会见姚文元，核对了解一些事实。由于秦城监狱在郊外，路途较远。他们早上6时起床，9时赶到那里。上午谈两个小时，下午也谈两个小时。当姚文元得知张中和韩学章都是上海人时，非常惊奇。他基本上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但认错不认罪。张中说，姚文元在监狱里的日子过得不错，吃得胖胖的，满脸油光光的，那一副丑态怎么也掩饰不了。

　　经过两次会见，又反复阅读了姚文元的材料，张中和韩学章便开始起草辩护词。这辩护词真不好写。张中说，最终我们为辩护词定下了一个原则，那就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力求针对性。他们对辩护词修改了好几次，在出庭前，还演练多次，不断调整语气和语速。这份辩护词逻辑性极强，且实事求是，将不属于姚文元的罪行严格加以区别，实在是一篇不可多得的辩护词。

　　张中回忆说：当时，我们完全抛开个人的情感，为了法律的公正，为了法制的健全，为了中国律师的形象，义无反顾地担当起了这个神圣的使命，这在当时对恢复中的我国律师制度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本文摘自《开拓者的足迹———上海老律师风采》一书（来源：劳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