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份，两封感谢信相继送到了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封来自上海，一封寄自本市；一封来自一起执行案件中的申请强制执行人，而另一封却是其“对立方”——被强制执行人所写。强制执行案件中，被执行方常常难免有怨气，在这起案件中，缘何对立双方会同向法院表达感激之情？两封信中看“究竟”

　　申请强制执行方——中日合资企业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在信中说：“上海三菱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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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过程中，经常受到当地地方保护的困扰。在向贵院申请强制执行天津滨江国际大饭店有限公司一案中，上海三菱同样也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顾虑……”然而，“通过贵院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我们对案件能否顺利执行、利益能否得到保护的猜疑，以及对执行中可能存在的地方保护的顾虑得以彻底消除…”

　　而被强制执行方——天津滨江国际大饭店在写给一中院院长的信中，称这起强制执行案件的结果“不仅维护了法律的尊严，而且维护了双方企业的利益。”原来，滨江饭店欠上海三菱近400万的货款，双方由此形成纠纷，而滨江饭店拒付欠款也有自己的“说法”，滨江饭店所使用的上海三菱电梯在运行中出现了抖动的毛病，迟迟得不到彻底修理就是这样一个存在“僵持”的执行案件最终取得了“双赢”。纠纷起于400万货款

　　双方的纠纷缘于货款未按期支付。2002年，上海三菱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在诉讼中查明，双方在1999年签订了买卖合同并达成还款协议。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滨江饭店进行改制的原因，还款计划中断。此后，上海三菱又与滨江饭店在2001年达成了新的还款协议。协议生效后，滨江饭店按约归还了一部分欠款，但至诉讼时尚欠398万余元未还。上海三菱要求被告归还398万余元的欠款并支付逾期违约金119万余元。

　　对于欠款事实，滨江饭店以及承担相关责任的另两方被告表示认可，但他们在公堂之上提出一个关键的辩驳理由：在饭店升级改造成功并正式开业后，饭店所安装的上海三菱提供的电梯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抖动等问题，一直未能根除。而就在围绕电梯问题双方交涉谈判过程中，过了约定的还款时间。

　　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方主张的电梯多次发生故障影响工作并要求原告赔偿损失的主张，证据不足不予采信，由此判决被告方偿还398万余元的欠款及违约金119万余元。

　　一审后，被告不服提起上诉。经高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各方当事人达成了调解协议：滨江饭店支付上海三菱货款398万余元，违约金20万元；上海三菱同意滨江饭店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并同意在滨江饭店按约付款后，免除其剩余的99万余元的违约金；但若未按约付款，上海三菱将有权立即对剩余的全部货款和逾期付款违约金99万余元申请强制执行。法官调解双方“去心病”

　　调解协议达成后，滨江饭店对电梯维修问题依然放心不下，惟恐货款结清后电梯的问题就得不到保证了，因此，在还了几十万元后，滨江饭店再次向三菱公司提出了解决电梯出现的问题。在这次交涉中，调解协议所约定的还款期限又过去了。于是，今年2月，上海三菱的一纸申请强制执行书递至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滨江饭店包括剩余欠款和99万余元违约金在内的431万余元。

　　一起欠款纠纷最终还是走向了“剑拔弩张”的强制执行阶段。中院执行人员高锦弟法官决定“对症下药”。欠债还钱，天经地义，首先得攻破被强制执行人滨江饭店的拒付思想。于是，高法官开始不厌其烦地说法说理，最终使滨江饭店明白：产品质量问题和欠债还钱是两码事，不应以拒付货款的方式“维权”，而应另案解决电梯质量问题。

　　另一方面，高法官及时向上海三菱通报滨江饭店的调解意向，并最终让三菱公司接受了其产品质量是造成购买方违约的重要原因这一事实。此，高法官建议三菱公司方面在索要欠款的同时应派人彻底检修电梯，力争将电梯问题一并解决。

　　高法官在天津和上海两家企业之间的耐心说服终于打动了双方，今年5月19日，双方终于坐到一起，并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在重新约定分期还款方式的基础上，上海三菱再次同意免除近百万元的违约金。就在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的转天，上海三菱便拿到了滨江饭店111万余元的第一笔还款。第三天，上海三菱公司的三名高级技术人员便从上海赶到滨江饭店，对滨江饭店的9部电梯全部进行了认真检修……

　　“双满意”使双方由“冤家”走向握手言和，双方最终都提起手中的笔，不约而同地向一中院写来了表达由衷感谢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