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室主任韩玉胜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时认为：虽然现在有许多人在谈论此事时，都预设犯罪嫌疑人徐和平是精神病人，但现在说徐和平患有精神分裂症有些不合时宜。
韩玉胜说，规范地讲，当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时没有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处于精神病状态时，刑法上不负刑事责任，由其家属或看护人对受害人进行赔偿，并对患者进行看管，
或由政府强制对其进行治疗。究竟徐和平现在是不是精神病人，要有来自司法精神病鉴定报告，这需要一段时间来跟踪观察病人的言谈举止。说到幼儿园的责任，韩玉胜认为幼儿园领导没有做到对所用的人进行全面考察，是一种失察和失职。因为小孩没有抵抗能力，教师又多是女性，因此幼儿园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目前国内对于单位的后勤人员没有明确的职业资格规定，比如幼儿园只是对老师有要求，而对门卫等无明确的准入标准。
对有过精神病史的人，关键看经过治疗现在状况怎样，对于幼儿园这种弱势群体为主的单位，原则上是不应该聘用这种人的。
但是另一方面，韩玉胜也强调说，如果这件事导致了对精神病人的歧视和拒绝，那又会诱发新的社会问题，因为得过精神病的人也要吃饭，他们的工作权是不应该被剥夺的。
北京市残联副主席贾志民对韩玉胜的这个观点深为赞同。贾志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代社会的工作节奏加快，人们的外在压力太大，那些小心眼、争强好胜的人尤其容易患病。比精神病人更痛苦的是他们的家人，承担着经济和精神的双重压力。如果说盲人是“残中之残”，那么精神病人家庭就是“困中之困”。比如精神病人在安定医院一个月的住院费就是3000元，有的病人一住就是十几年。
其实，与残疾人一样，精神病人也不应受到社会歧视。虽然国家原则上没有什么行业绝对不允许有精神病史的人就业，但很多单位仍然不愿接收曾经有过精神病史的人，觉得他们是对其他人的威胁。但是，对于这些人来说，“就业就是一种康复”。充实的工作会冲淡他们的胡思乱想，促使他们回归社会。
贾志民介绍说，国外很多政府都把精神病人管理得很好，我国在这方面的力度还不够。我们的社会应该更加关注精神病人，毕竟精神病人得到合理安置，社会才会更加安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