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对台政策，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同志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对台政策，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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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1月，邓小平应邀访美。行前他多次会见美国客人，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1月2日，他在会见美国众议院银行、财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访华团时说，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我们对台湾问题的解决是采取现实态度的。1月8日，他又对来访的美国客人解释我们的现实态度，这就是台湾同美国保持民间贸易，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人民生活条件不仅不会降低，而且可以提高。随后不久，他又进一步指出，台湾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当局拥有自己的权力，但必须是在一个中国的条件下，它可以有自己一定的军队，同外国的贸易、商业关系可以继续，民间交往可以继续，现在的政策，现行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变，资本主义经济可以不变。要求就是一条，一个中国，不是两个中国，爱国一家。带着这些创见性的新构想，邓小平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总理，中国最高级领导人踏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土，受到了美国政府的隆重接待。邓小平的访美震动了世界。1月30日，邓小平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的演说中指出，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我们一方面尊重台湾的现实，另一方面一定要使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在尊重台湾现实的情况下，我们要加快台湾回归祖国的速度。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阐述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提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以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

　　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一位海外朋友时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委员长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同年10月，他又说，我们不用我们的制度和思想统一台湾，台湾也不可拿它的制度和思想来统一大陆，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可以谈得上合作，相互容纳，台湾保持台湾的制度，大陆保持大陆的制度，这样就不发生你吃我、我吃你的问题。

　　1983年3月，一些海外学者在美国旧金山举办了“中国统一之展望”的讨论会，三个月后，参加人之一，美国新泽西州州立大学教授杨力宇来到北京。6月26日，邓小平会见他时说，我们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承认台湾地方政府在对内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虽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以至自治区的地方政府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条件是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他还提出，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需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这就是著名的“邓六条”。讲话发表后，港、港、台地区反映强烈。一切爱国的人们都为中共实现统一祖国的博大胸怀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所感动。

　　“邓六条”的发表，使“一国两制”构想更加完备、充实，更加具体化、系统化。由此，祖国的统一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说：“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他把这一未竟的事业交给了江泽民。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全会产生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这个领导集体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的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和一国两制的构想，继续作为党和国家的基本政策。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发表了题为《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讲话精辟的阐述了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思想的深刻内涵，提出了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

　　“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是中共三代领导人对解决台湾问题不断探索的结晶。这一方针的实施，对于打破两岸的历史隔绝，促进两岸的交流，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运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顺利地实现了香港的回归和澳门的回归。相信台湾问题的解决，完成祖国统一的那一天也一定会到来。

　　“一国两制”构想首先被成功地运用于解决香港问题。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怀抱

　　香港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

　　1979年3月下旬，香港总督麦理浩访华，向中国政府提出1997年到期的批地契约问题。3月29日邓小平会见他时，谈到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他说，我们历来认为，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将来谈判解决香港问题时，前提是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我们将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来处理，在相当长的时期限内，香港还可以搞资本主义，而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请所有的外国投资者放心，怎么变都不会影响外国投资者的利益。

　　1982年9月24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撒切尔夫人提出谈判的题目就是一个归属问题。邓小平马上反驳：是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主权问题，总要双方就香港归还中国达成协议；第二个是1997年我们恢复行使主权之后怎么样管理香港，也就是在香港实行什么样的制度的问题；第三个是15年过渡期间的安排问题，也就是怎样为恢复行使主权创造条件。

　　邓小平说，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邓小平建议双方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

　　至1984年9月，双方经过前后22轮谈判，终于达成协议，中英双方同意用《联合声明》的形式，采用如下表达方式，即中国政府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声明：“联合王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还中华人民共和国。”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12月19日，邓小平再次会见撒切尔夫人。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笑容面满地与撒切尔夫人握手。并高兴地说：我们两国领导人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为各自的国家和人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撒切尔夫人特别说到：从历史的观点看，“一国两制”是最富天才的创造，这个构想看起来是个简单的想法，但却是充满想象力的构想，是解决香港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达成协议的关键。

　　邓小平接着说：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说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

　　接着，邓小平又讲述到，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接受。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

　　邓小平还向撒切尔夫人讲述了1997年后保持香港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的道理。并请撒切尔夫人告诉国际上和香港的人士，“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10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10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

　　为了确保1997年之后香港的繁荣稳定，在全国人大审议批准中英联合声明的同时，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工作也同时展开。在基本法起草的过程中，邓小平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多次会见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对基本法的原则和意义作了精辟的解释。他说：“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还要为澳门、台湾作出一个范例。所以，这个基本法很重要。”基本法出台后，邓小平说，写出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

　　1997年7月1日，香港终于回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怀抱。饮水思源，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为收复香港而作出巨大贡献的邓小平同志。

　　澳门问题的顺利解决，是成功运用“一国两制”构想的又一范例。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怀抱

　　1999年12月20日，又是一个令整个中华民族为之振奋的日子。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它标志着殖民统治在中国的彻底终结。澳门回归祖国，是继香港回归祖国后中国人民在完成祖国统一的进程中又迈出的重要一步，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又一个里程碑。

　　澳门问题的提出，是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

　　邓小平后来说，就澳门问题来说，解决的条件早已成熟，我们拖了一下，主要是当时对用什么方式解决澳门问题还没有考虑成熟。因为解决了澳门问题，香港、台湾问题怎么办？显然，在邓小平的心中，澳门问题是与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历史遗留下来的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问题，包括台湾问题、香港问题、澳门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审时度势，高瞻远瞩，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创造性地提出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新思路，这就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1982年1月，邓小平在谈到祖国统一问题时指出：“比如将来，整个国家是社会主义，在个别的地方允许另外的制度存在，允许存在资本主义制度，这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只是台湾问题，还有香港问题，“澳门也算类似的问题”。“也要考虑制度不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保持特殊地区或者叫特别区。”他在谈到澳门将来实行的一些政策时还说，澳门由当地直接选出人来管理，北京不派人去。以后邓小平又把“一国两制”的思想概括起来作了多次系统的阐述。其基本内容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邓小平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案。这一构想，既体现了实现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又充分考虑到台湾、香港、澳门的历史和现实，具有高度的隶属灵活性，成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提出后，首先被成功地运用于解决香港问题。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为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一个范例，对澳门问题的解决起到了推动和示范作用。

　　就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达成协议后10天，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接见了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全体人员。当澳门代表问到解决澳门问题的时间和方式时，邓小平说：“澳门问题的解决，想用香港的方式，在同一个时间解决。我们以前不讲，是不要因为澳门影响其他。澳门的解决当然也是澳人治澳，‘一国两制’。但它比香港早一点解决好，还是同香港同时解决，我们还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同年10月6日，邓小平在接见澳门知名人士马万祺时进一步阐述了解决澳门问题的原则：澳门问题也将按照解决香港问题那样的原则来进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五十年不变等等。

　　1986年6月30日，中萄双方在北京开始了关于解决澳门问题的谈判。1987年3月18日至23日，中葡双方在第四轮会谈中对各项协议文本内容最后取得一致意见。3月26日，中葡两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草签了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及附件。

　　1987年4月13日，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正式签署仪式。声明宣布：澳门地区是中国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邓小平高兴地对前来参加签字仪式的葡萄牙总理席尔瓦说：中国在不长的时间内解决了香港问题、澳门问题，为处理国际上有争议的问题树立了一个范例。

　　澳门问题能够顺利解决，归功于“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考虑用何种方式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的立足点是：解决澳门问题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利益，还要符合葡萄牙的利益和澳门的利益。解决香港问题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利益，还要符合英国的利益和香港的利益。而解决台湾问题，则既要符合大陆的利益，也要符合台湾的利益。我们经过较长时间的考虑从解决台湾问题着手，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受台湾问题的启发，我们考虑是否可以利用同样的方式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在澳门问题上，我们双方没有争执，而在香港问题上，是有争执的。看来，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这类问题是成功的，为解决国际争端、消除热点提供了经验。

　　1993年3月，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提交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3月31日获得通过。澳门基本法体现了中葡联合声明的精神，是“一国两制”方针的具体化。它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

　　1999年12月20日，中国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澳门回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怀抱。

　　邓小平谈“一国两制”

　　中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方针、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多次讲过，我国政府在一九九七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

　　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通过了这个政策。有人担心这个政策会不会变，我说不会变。核心的问题，决定的因素，是这个政策对不对。如果不对，就可能变。如果是对的，就变不了。

　　我们对香港的政策长期不变，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来的。

　　———摘自邓小平重要谈话《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