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岁的小K和都市里许多年轻人一样，毕业于名牌大学，有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闲暇时经常上网、泡吧。略显不同的是，他是一位同性恋者。

　　在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虽然目前官方没有关于同性恋发生的数据和一般性取向者的对照数字，但学界估测国内同性恋者约有4000万人。这意味着，我们身边每一百人中就有两到三人或更多的人像小K一样，愿意选择同性为伴侣。这个庞大的数字背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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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

　　实际数未增生活渐公开

　　虽然不穿奇装异服，说话也没有怪腔怪调，但一些同性恋者还是会被身边细心的人发现。“如果有人问到这个问题，我会坦白地告诉他，我是同性恋。实际上出于尊重的角度，很少会有人直白地问我是不是同性恋，就好像谁也不会突然去问一个人是不是异性恋一样。”在一家公司做网络设计的PawPaw说：“父母和身边的朋友早就知道我的情况，他们都很理解我。母亲曾对我说，无论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只要做个好人就行。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很坦然。”

　　据记者了解，许多同性恋者在知道自己的性取向之初，都会感到迷茫、不知所措。PawPaw也是如此。他从小就喜欢跟男孩子在一起，而对周围的女孩一点儿也不感“兴趣”。随着慢慢长大，他懵懂地意识到自己“不对劲”，又非常害怕别人知道，就一直把这个秘密藏在心里。

　　“读高中一年级时，这件事让我变得非常烦躁，只想跟家人说明白。我想到买一本介绍相关知识的书给他们看是最好不过的方法。”而在十几年前，市面上极少能见到同性恋方面的书籍，16岁的PawPaw逛了很多书店，好不容易买到一本，其中一页提到了同性恋现象。回到家，他把这“宝贵”的一页折起来，又费尽心思把它放在一个自己觉得最明显的地方。

　　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看到书自然明白PawPaw要对他们表达什么，在诧异、不解过后，他们终于接受了现实。

　　PawPaw的故事过去十几年后的今天，“同性恋”这个原本陌生的词汇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一些同性恋者也不介意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特殊身份”。在许多大城市，还出现了同性恋者交流的公共场所——比如酒吧和同性恋网站。

　　一位37岁的公务员和几位朋友偶然进入了一间同性恋酒吧，“感觉气氛有点儿怪，后来才知道来这里的都是同性恋者。有些不舒服，但仔细一想这是人家的私生活，与外人无关。”

　　“其实，同性恋者的实际数量并没增加，而是他们的生活逐渐从隐秘走向公开，因为人们开始尊重和理解同性恋现象，这使他们敢于表达自己。”黑龙江省疾病控制中心病毒病控制所副所长吴玉华说。

　　婚姻，最难逾越的障碍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教授丛中说，在中国，不少人觉得同性恋不道德，让人恶心，实际上这是人们的认识不足。

　　据有关调查显示：同性恋者分布于社会的各个层面，不因社会地位高低、地域大小而有所区别，除了性取向不同以外，与一般人群并无差异。

　　人们的误解可以逐渐消除，倒是另一个问题，令长期致力于同性恋相关研究的卫生部艾滋病咨询专家委员会政策组成员、青岛大学教授张北川深感忧虑：“在4000万左右的同性恋者当中，约有8成迫于传统和社会的压力，已经或者即将进入婚姻。这个边缘化人群带来的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张教授这种观点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是，在中国，约有3000多万名同性恋者已经或打算违背自己的意志，选择与自己并不爱的异性结婚、生子。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配偶对此一无所知。那么，这样的婚姻意味着什么？

　　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与普通人相比，同性恋者更容易陷入焦虑和无助。因为尽管外界对同性恋现象给予越来越多的包容，但来自传统社会的种种压力对他们的生存、生活方式还是施加着不可抗拒的影响。许多同性恋者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不愿提及婚事，成为亲朋好友眼中的“老大难”；有些为避免招惹“麻烦”，干脆草率成婚。

　　一位32岁的男同性恋者被父母逼着结婚，可他又十分不情愿。最后他问张北川教授：“我找一个拉拉结婚行吗？”

　　张教授说：“拉拉，就是女同性恋者。现实生活中，很多同性恋者想找一位异性的同性恋结成没有实质的婚姻，开始双重生活，以应付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关于这个问题，没有标准而正确的答案。我告诉他，这是一种不道德的选择，对社会、对家庭、对他人来说都不负责。为此，希望他慎重考虑。”

　　我国正统计同性恋人群

　　近年来，我国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及发病人数呈快速上升趋势。有关专家认为，其中男性同性恋的高危行为是一个重要传播途径，在我国一些地区该人群HIV感染率已高达3%——5%，预防控制工作迫在眉睫。但如果不掌握同性恋人群规模大小，就无法准确估计该人群中HIV感染者的人数，也就无法为艾滋病防治策略的制定、卫生资源的分配提供科学依据。

　　记者从黑龙江省疾病控制中心了解到，我国首次人群同性取向和同性恋者艾滋病病毒携带比例调查已进入数据统计阶段。

　　负责这次调查的黑龙江省疾病控制中心病毒病控制所副所长吴玉华介绍，国内同性恋人群的活动高度隐秘，形成了自我封闭的群体。他们行为活跃，高危行为较多，又多存在着双性恋现象，易把HIV传播给普通人群，是AIDS(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传播的特殊高危因素。

　　据吴玉华介绍，这一调查属于“中美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由卫生部和美国卫生与社会服务部联合开展，旨在提高我国在艾滋病监测、检测和治疗方面的技术和管理水平，有效控制艾滋病在我国的流行。黑龙江省疾控中心通过竞标，成为国内参与这项工作的10个省份之一，并成立了国内唯一的同性高危人群艾滋病监测点。

　　在这次调查中，疾病控制部门采取取样和填写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共收集尿样270份、血样50份和1300份调查问卷。这些资料对分析我国HIV感染的流行趋势和制定相关防治对策具有宝贵价值。 文/曹霁阳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同性恋≠艾滋病

　　很多时候，一提起同性恋，人们就会联想到艾滋病，许多人歧视同性恋也是由于这个原因。然而在记者的采访中，无论同性恋者，还是专家、学者、官员，都在反复强调一个概念：同性恋不等于艾滋病。

　　的确，男性同性恋人群对艾滋病易感。1981年，世界首例HIV感染者就是一名美国男性同性恋者。在许多国家，艾滋病正在男性同性恋人群中高速蔓延。

　　但与此同时，张北川说：“只能说男性同性恋者的性行为方式具有高度危险性，如果保护措施得当，还是可以预防控制艾滋病的。”

　　据记者了解，在青岛、北京、大连、南京、哈尔滨等国内许多城市，已经陆续出现了旨在传播性病预防知识、艾滋病预防知识、为同性恋提供心理支持的同性恋健康咨询热线。2003年4月，国内第一个正式注册的同性恋健康咨询网站——爱心天空——在哈尔滨开通。这些热线和网站多是在医疗卫生部门的监督和指导下运行，面向全国提供相关咨询服务。

　　一些同性恋者自愿站出来成为热线、网站的志愿者，作为圈里人，他们所能起到的同伴教育作用无可替代。

　　哈尔滨康同工作组健康热线的负责人吕浩介绍说，到热线工作的志愿者必须通过2个月至3个月的严格考核，经过相关培训以后，他们才可以利用业余时间，通过一根细细的电话线分担同伴的忧虑，指导他们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

　　志愿者们需要遵循严格的工作规范，姓名、年龄等私人状况是电话中绝对不允许透露的内容。如果对方不主动说出自己的情况，志愿者们也不能随便发问。

　　爱心天空网站负责人龙小帅说：“网站只是一个媒介，通过它我们可以了解这些人的生存状态和他们面临的困扰。最终达到帮他们摆脱苦闷、预防艾滋病的目的。”目前，该网站每天的点击率已达7000人次左右。

　　“我再也无法忍受白天做人，晚上做鬼的生活。”一位曾经染上性病又迟迟不敢求医的男同性恋者说：“我总害怕得了艾滋病，不敢与人交流，打过热线后才明白，原来有人愿意倾听并帮助我，我开始正视自己，也有了面对生活的勇气。”

　　张北川说，很多同性恋者试图寻找道德上的支点，同性恋咨询热线和网站的出现使他们感受到平等。(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