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提示：上世纪80年代初期，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政策和繁荣群众文化生活的要求。中国开始呼吸新鲜空气，人们的观念也开始由“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都是腐朽的”转变过来，群众文化娱乐生活开始渐渐脱离文革期间“样板戏加忠字舞”的单调。歌舞厅、流行歌曲开始出现，年轻人有磁带可听，有舞厅可去，有喇叭裤和牛仔裤可穿，中国人的生活开始变得丰富多彩。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空间，更为南京人打开了一扇通向多彩世界的大门。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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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和他开办的南京第一家歌舞厅“百花歌舞厅”正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缩影。投资一万八第一家舞厅诞生

　　1983年11月的一天，一个29岁的年轻人紧紧攥着手里的三万块钱，这笔从文化局借来的巨款让他在脑海中迅速勾画出了南京第一家舞厅的雏形。他叫张国宪，当时是南京市文化局下属百花书场的经理，他负责的百花书场因连年亏损，场地已经闲置了七八年。而此时正是改革开放之初，年轻人已经不满足于文革期间延续下来的单调娱乐生活。“既然已经改革开放了，小平同志也提出要繁荣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年轻人肯定希望有个地方能让他们唱唱歌、跳跳舞、交交朋友，为什么不利用闲置的场地开个歌舞厅呢？”打定主意后，张国宪马上找到文化局领导借了3万元的启动资金。购置设备和简单的装修共花了一万八千块钱，1983年11月28日，位于新街口胜利电影院旁边的南京第一家舞厅“百花歌舞厅”开业了。开业遭冷遇一周后客如云集

　　舞厅分为白天场和晚场，白天场2块钱一张票，晚场3块。“这可很奢侈，那时候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才二三十块钱”，令张国宪没料到的是，开业前三天却没什么人愿意光顾，“看的人多，进来的人少，那个年代男女拉一下手都会感觉犯了错误，手拉着手甚至搂着腰跳舞，那是想都不敢想的，很多人总感觉青年男女在一起就会犯错误，去舞厅跳舞更是被当作是资本主义的腐朽生活方式”，如今身兼南京市文化市场开发公司、南京文化经营公司、南京金銮大酒店三家单位老总的张国宪说。无奈之下，他和伙伴们开始在街上免费发票，告诉人们到舞厅跳舞是正当的娱乐活动，不像文革期间跳地下舞会被公安抓。

　　到了第四天，渐渐开始有年轻人来了，“用现在的话说，那个时候来跳舞的都是时尚一族，他们接受新鲜事物最快，女孩们当时最时髦的时装是小翻领的衬衫，如果有人敢穿短袖露出手臂，就会是众人瞩目的焦点，男孩子们当时最流行的服装则是条纹的海魂衫。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他们都穿着最漂亮的衣服来跳舞，到百花歌舞厅跳舞逐渐成了这个城市里最时髦的娱乐活动”。一个星期后，“百花歌舞厅”迎来了它最辉煌的时刻，“我们的场地能容纳500号人，但每场要买票的人都远远不止这个数，为防止出现意外，我们卖票时就关上大门，只从门缝里收钱，从上到下这么一捋，钞票抓了一手，然后再把票塞出去，那时南京就我们一家舞厅，不愁没人来，只愁场地太小”，张国宪扬着手说。后来由于票太难买，一些人就开始倒票，“南京的黄牛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的，这个第一也是我们带来的”，张国宪笑着说。

　　当时很多年轻人不会跳舞，张国宪还专门请来老师开设了交际舞训练班，“20块钱一个人，一期收一两百人，期期都爆满”，张国宪说。与此相对应的是，“百花歌舞厅”开业第一年就实现了137万的纯利润，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相当于现在的500万。

　　此时，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提出，港台影视剧、流行歌曲已经开始进入内地。顶着当时流行的爆炸头、穿着喇叭裤、拎着三洋的卡式收录机、听着邓丽君的歌走街串巷，以这种方式生活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歌舞厅这种当时的新鲜事物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有舞可跳、有邓丽君可听”成了当时时尚生活的代名词。能否进舞厅观点曾有激烈冲突

　　“百花歌舞厅”的辉煌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在这期间，围绕着年轻人能不能到歌舞厅跳舞还有着一场不小的争议。“主要是一些老同志，当时思想比较保守，认为舞厅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公安也很紧张，担心这么多人集中在一起跳舞会出事。但年轻人不管，他们压抑得太久了，他们需要娱乐活动。但为了将舞厅办下去，一段时间内我们还不得不让大家只跳慢三和慢四，什么贴面舞和小拉都暂时停下来了”。张国宪至今都认为他当时冒险开舞厅很值得，“当时全社会都在看着我们，如果搞好了，就什么问题都没有，如果搞不好，我这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要跟着倒霉。但事实证明，我们搞舞厅是对的，不仅没出什么事，反而给那些被文革耽误了的大龄青年提供了一个结交异性朋友的场所。邓小平说‘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我认为开舞厅也是这样，只要是人民群众的正当娱乐需求，我们就要去满足”，张国宪说邓小平的理论让他对搞好南京第一家歌舞厅信心百倍。国外媒体报道“年轻的舞厅，希望的灯”

　　张国宪如今将“百花歌舞厅”的贡献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为当时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张扬个性和与异性交往的娱乐场所，也为改变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作了贡献；二是为今后娱乐场所的开设提供了一个样本”。事实上，当时确实有很多南京年轻人第一次在“百花歌舞厅”听到了优美的圆舞曲、第一次学会了革命舞蹈之外的其他舞蹈，甚至通过跳舞自由恋爱找到了另一半。“文革的时候，大家只能跳‘忠’字舞，电影只有样板戏，人们没得选择”，张国宪边说边离开座位给记者表演了一段“忠”字舞。而“百花歌舞厅”正是将年轻人从单调的革命舞蹈中带到了一个更丰富多彩的世界中来。当时国外一家报纸对南京出现第一家歌舞厅的新闻作了报道，标题就是“年轻的舞厅，希望的灯”，配发的图片则是当时“百花歌舞厅”竖在新街口的霓虹灯招牌。作为南京丰富群众文化娱乐生活的试验田，“百花歌舞厅”的成功也为南京今后的文化娱乐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比如舞厅的面积多大才合适、人均占地面积多少才够等等。“百花歌舞厅”带领南京进入娱乐时代

　　“邓小平是个很开明的人，他非常有远见，正是他的改革开放政策让我们有胆量去搞这些文化娱乐事业”，“百花歌舞厅”成功之后，张国宪一发不可收拾，他预感到改革开放之后，思想逐渐解放的年轻人会有全新的生活方式，需要更多的娱乐活动。1984年南京第一家桌球室、1985年第一家游戏机室、1991年“经贸夜总会”（现在是哈罗哈美食城）的一家保龄球馆、1992年长江路上的第一家卡拉OK夜总会（天都康乐宫）……张国宪创造的这些“第一”让南京人开始融入到精彩的娱乐生活中去。之后，越来越多的歌舞厅、桌球室、卡拉OK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南京的文化娱乐生活焕发了沉寂多年的活力。

　　“搞了几十年文化娱乐场所，我深知群众的文化娱乐需求是无法被压抑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太压抑人性了，娱乐生活就是要给群众提供一个张扬个性、释放压力的地方。现在看来，我们百花歌舞厅走的路是对的”，张国宪这样总结道。

　　采访结束时，张国宪提到了她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女儿，“她现在可以通过互联网与远在加拿大的学生下棋，这在我们那个年代是无法想像的。歌舞厅对她来说已经很陌生，但她现在的选择比上世纪80年代我开舞厅时候的年轻人多得多，你们这一代是幸福的”，张国宪说。

　　作者：快报记者 何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