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陈健李扬琳杜一方

　　历史是一面镜子，回顾历史可以使人们更清晰地认识过去，更自觉地沿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前进。与罗木生对话，眼前仿佛再现经济特区建设的一幅幅绚丽画卷。他说：“特区二十多年建设的成功实践无不闪烁着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的伟大光辉和深邃的思想内涵。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经济特区。是邓小平这位世纪伟人引领中国昂首走向世界，使中国大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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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划时代的巨变。”罗木生先后担任过三位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的秘书，善于从全局观察问题，分析形势，也熟悉领导层的活动特点和决策过程，特别是1985年起他在广东省经济特区办公室工作和1995年1月他任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如此难得的经历更有助于他从全局上把握省情，深入探寻什么东西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什么东西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养成他勤奋、严谨的工作作风。

　　罗木生的论著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关于加快经济发展的研究；一是关于经济特区的研究。他说：“创办经济特区，就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特区的诞生，就是解放思想的成果；特区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过程。”

　　“经济特区”一词早已为世人所熟悉，但知道它最初并非如此称谓的人并不多，至于经济特区的由来，了解的人更少

　　记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的历史性转变，这样的背景是不是为创办特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罗木生：是的。1979年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事项意义非常深远，对于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中国影响非常大，使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紧迫感。汕头曾经是南部沿海负有盛名的港口城市。然而，当时整个城市的面貌却显得非常破旧。此情此景，令人感慨：党中央改革开放的方针已经确定，能不能从中探索出一条路子，振兴困境积重的社会经济？像汕头这样一个对外开放历史悠久、只是因为闭关自守才逐渐式微的港口城市，能不能在一次对外开放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省委的负责同志（即吴南生同志）在思考着这个问题。很快，答案也就有了。他们认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设置类似海外的出口加工区，吸引外商投资办企业。这个现在看似寻常的思路，在当时无异于是头一个“吃螃蟹”。庆幸的是，竟得到广东省领导层的赞同。一致认为只要中央授权，实行对外开放，广东完全可以发挥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并且提出，不光是在重要侨乡汕头进行试验，在深圳和珠海也可以进行试验。同年4月，在中央召开一次会议上，广东汇报了这个设想，并获得首肯。于是确定，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授权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在深圳、珠海、汕头试办特区。

　　“经济特区”成了中外辞典的一个新词汇，它的出现，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办的是在经济领域多方面进行改革试验的特区，不是一般的出口加工区；是吸取海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为社会主义所用的经济特区，不是全盘西化的政治特区

　　记者：经济特区的名字是怎样确定的？

　　罗木生：当时在确定特区的思路上，大概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社会主义中国必须冲破闭关自守的桎梏才有出路，要充分利用特区这个窗口，加强与世界各地经济合作与技术交流；二是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不宜照搬国外“出口加工区”的模式，应该从工、农、商等各个经济领域进行综合性试验；三是特区区域范围不妨划得大些，按高标准分期分批进行开发。负责筹划特区的几位同志提出：应该给特区定个更贴切的名称，提出了十多个可供选择的名称，经过一番筛选，最后提议可改称为“经济特区”，1980年4月，国务院在广州召开的工作会议上，采纳了这个提议。

　　选址和确定经济特区的范围，是筹办经济特区的另一项重要工作。那么，经济特区的范围是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呢？对此，曾有不同的看法。最后还是决定把经济特区的范围划得大一些。

　　记者：汕头经济特区的选址基于什么考虑？当时的背景是怎样的呢？

　　罗木生：汕头市是粤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由于汕头市人口密度大，交通不便，又与台湾隔海相望，经济发展非常缓慢，甚至还未达到抗日战争以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汕头经济特区选点时，曾考虑过三个方案：一是达濠岛南端的广澳湾，二是东郊的珠池肚，三是东北郊的龙湖村。经过考察和反复比较，最后选择了龙湖村方案，即划出龙湖村西北角1．6平方公里的沙丘地带作为经济特区范围。这个方案的好处是靠近市区，可依靠老市区的工业基础和生活服务设施，靠近水厂、电站和外砂飞机场，较易形成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1981年11月21日，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正式批复汕头经济特区面积1．6平方公里，农业预留区19．3平方公里。

　　在几个经济特区中，汕头的面积是最小的，起步也是最晚的，初创阶段采取了开发一片、建设一片、投资收益一片的方针，实践证明，这种做法为各地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记者：在经济特区初创阶段，几个特区的起步方式有何不同？

　　罗木生：搞经济特区，就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发土地，搞好“五通一平”，为外商投资办企业提供良好的生产、生活服务设施，这是吸引外资的基本条件。从国外经验来看，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主要是由国家拨款，或委托某大企业承包经营。但当时的中国正处在经济调整时期，“中央没有钱”，因此这部分资金就只能靠经济特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由于实际条件不同，各个特区的起步建设也就各具特色：深圳是利用银行贷款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借鸡生蛋”，又通过收取土地使用费继续投资，边投资边收益，再投下去扩大收益的“滚雪球”方式；珠海是先凭借环境优势和濒临澳门的区域优势“主攻”旅游业，随着旅游业难以为继才“转舵”发展工业的；厦门是“双管齐下”，一手抓湖里工业区的开发，一手搞全市配套工程。

　　在4个经济特区中，汕头的面积最小，起步也是最晚的由于当时资金紧缺，在开发建设时，采取了开发一片、建设一片、投资收益一片的方针。首期开发0．2平方公里，按中央规定的出口加工区的模式建设龙湖工业区，从建通用厂房（六层）开始。

　　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啃下了这块“硬骨头”，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还真是做不成的，首期开发只有0．2平方公里，采取建成一座标准厂房就引进外商办起若干生产厂填满的做法，这样通用厂房不断增加，外资企业也随之增加

　　记者：当时的汕头经济特区的起步建设是锄头加畚箕，属“小打小闹”，是这样的吗？能具体讲讲吗？

　　罗木生：我记得1979年中央50号文件中明确指出，关于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试行，待取得经验后再在汕头、厦门推广。最初划定的特区范围只有1．6平方公里，放眼望去，就是一片茫茫的沙滩地。资金紧缺决定了当时的开发建设采取了整体规划、分期开发的方针，首期开发只有0．2平方公里，按照中央规定的出口加工区的形式建设龙湖工业区，坦率地说，就是一种“小打小闹”的格局。1982年3月，龙湖工业区的开发建设才正式动工，那会儿也没有推土机和汽车，都是发动群众用锄头、畚箕土法上马，第二年就初步形成了投资环境，第一幢通用厂房竣工，开始引进外资，投资设厂。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啃下了这块“硬骨头”，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还真是做不成的。记得8月12日，奋成实业有限公司开业，成为汕头经济特区第一家外商独资企业，接着许多商家陆续进区设厂，当时是采取建成一座标准厂房就引进外商办起若干生产厂填满的做法，这样通用厂房不断增加，外资企业也随之增加。到1984年底，汕头特区就完成了首期0．2平方公里的“五通一平”，建起了3栋通用厂房及相配套的餐厅、商场、宾馆等设施。

　　试办经济特区，这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件新生事物。从长期的闭关自守，骤然一下子“大门”开放了，太多资本主义色彩的东西充斥眼前耳边，一些人认识跟不上形势，对试办经济特区也不甚理解，就爆发了一系列争论。整个特区建设过程中穿越了三次争论的“浪涛”

　　记者：根据有关的资料，在经济特区建设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一系列的争论，这些争论的起因是什么呢？主要表现在哪里？

　　罗木生：试办经济特区，这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件新生事物。它和其他新生事物一样，在发展过程中不是一帆风顺的。从长期的闭关自守，骤然一下子“大门”开放了，太多资本主义色彩的东西充斥眼前耳边，一些人认识跟不上形势，对试办经济特区也不甚理解，就爆发了一系列争论。这些争论首先表现在一些同志囿于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对经济特区建设发表了不少发自肺腑而令人啼笑皆非的言论，在当时，这种出于真诚而又无的放矢的批评给特区建设者徒增了重似千斤的压力；其次就是对经济特区建设中采取的一些做法和措施站在不同的角度，在认识上产生一些分歧，较大的争论有两次，都发生在经济特区的初创阶段。

　　正是在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支持下，经济特区又一次冲出了争论的氛围，更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和兴办经济特区的重大意义，坚定了对外开放和办好特区的信心

　　记者：您能谈谈这些争论有些什么实质性内容吗？

　　罗木生：在创办经济特区的过程中，较大的争论有三次。头两次都是发生在经济特区的初创阶段。第一次争论大约从特区创办之初延续到1984年初，争论的内容是“特区该不该办”，核心的问题是经济特区究竟姓“资”还是姓“社”。当时一些内地老干部到深圳参观后叹息：“深圳除了海关的五星红旗还在飘扬之外，遍地都是资本主义，千百万人抛头颅、洒热血打下来的江山已经被‘断送’了。”这类言论铺天盖地从四面八方传来，都是不赞成甚至反对我国试办经济特区思潮的“折射”。在这些激烈争论之中，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广东、福建两省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和试办经济特区的工作给予坚决的支持。经济特区卓有成效的发展也使人们看到了改革开放的生命力，看到了经济特区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1984年春节，邓小平和杨尚昆、王震等领导人特地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对经济特区取得的成就非常满意，在深圳时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他的谈话以及中央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一系列部署，使经济特区问题的第一次争论划上了句号。

　　但隔年就又爆发了第二次争论，“正反”双方的“辩题”是“特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当时国家为了克服“经济过热”，加强了宏观调控，采取了一系列的紧缩措施，如加强外汇管理，紧缩银行信贷，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等。经济特区开创初期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偏大、投资结构不尽合理、少数单位违法经营等问题也日益暴露。争论的导火线是1985年2月一位香港学者发表的一篇题为《深圳的问题在哪里》的文章，尖锐地评论经济特区是失败的教训，随后香港刊物还开辟了《深圳问题大论战》专栏，正式燃起了“战火”，也引起了中外读者的关注。其后，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客人时再次强调：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他从辩证法的高度，阐述了经济特区建设与试验的关系。正是在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支持下，经济特区又一次冲出了争论的氛围，更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和兴办经济特区的重大意义，坚定了对外开放和办好特区的信心。

　　记者：第三次争论又是怎样引发的呢？

　　罗木生：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经过调整已逐步淡化，党中央强调对经济特区“三个不变”，这个时候又出现了经济特区还要不要“特”区下去的第三次争论。1994年，北京一位年轻的经济研究员在一份国情报告中建议：为了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取消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优惠于某些地区的经济特权。1995年他又在香港报刊发表《我为什么主张“特区不特”》，认为“对少数地区的优惠，就是对多数地区的歧视”。随后，围绕着特区还要不要“特”的问题，国内多家报刊也发表了一系列观点各异的文章，展开了沸沸扬扬的讨论。这场争论持续了近两年的时间，到1995年底，在“不争论”的理论指导下，这场争论才算基本结束。

　　汕头是著名侨乡，这样的侨资优势是无可替代的，汕头人自古以来有着较浓的商业意识和聪明能干、吃苦耐劳的精神，这一优势也要充分发挥

　　记者：您认为汕头发展外向型经济有什么优势可以倚仗吗？

　　罗木生：汕头是我国著名的侨乡，华侨和外籍华人中，祖籍汕头者众多，远非其他特区可比。而且这些人在国外和港澳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涌现了一批为数不少的金融、工商界巨子。他们乐意为桑梓的繁荣和发展贡献力量，也希望通过投资桑梓拓宽他们的事业。这样的侨资优势是无可替代的，但这是外部因素，要发展还要靠自身，汕头人自古以来有着较浓的商业意识和聪明能干、吃苦耐劳的精神，这一优势也要充分发挥。

　　记者：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中，各个特区都各出奇谋、各具特色，您认为汕头的特色是什么？

　　罗木生：大打“侨”牌招商引资，推动外向型工业的发展，我觉得这是汕头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特色。汕头按照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需要集中力量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又修订鼓励外商投资的具体优惠措施，集中重点吸收外资，另一方面又积极联络华侨、外籍华人和港澳同胞感情，加深他们对汕头的了解，使他们纷纷解囊相助或前来投资设厂，或为特区建设献计献策，为汕头特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汕头市利用外资中，有80％以上是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投资，或通过他们“穿针引线”吸引来的，有的还在不断扩大投资。但是，由于诸多方面条件的局限，到汕头来投资的为数和投资金额相对来说还不算多。这也是目前汕头特区发展规模还不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认为，对汕头来说，还要想方设法继续打好“侨”牌，这方面还大有潜力可挖。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是由多元因素合力推动的结果，一元论是不对的，应是多元论

　　记者：这几年，汕头特区与其他特区的差距拉大，据您的分析，这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汕头的发展还有没有优势？汕头应该走什么样的路才能迎头赶上？

　　罗木生：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是由多元因素合力推动的结果，多种优势形成的合力共同推动的结果，一元论是不对的，应是多元论。我曾针对这个问题写过文章，并被收进了邓小平文库。为什么会写这文章？当时我在中央党校学习，外省人很多说中央给你们优惠政策，所以你们才发展快；要是我们有这些优惠政策，我们也会发展快的。我不赞成这观点，我想如果给你特殊政策，你也发展不快的。我分析，一个地区的发展靠政策优势、区位的优势、人文的优势和资源的优势。政策的优势，深圳与汕头一样的，但区位优势，汕头不能与深圳比，深圳靠进香港。我记得，1984年，我在中南海开会时，当时确定全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广西北海的一位负责人说，我们也对外开放，要跟着你们学。省委的负责人说，你们是学不到的，我们电话打不通，可以到香港去打，没钱，我们可以到香港去贷款，你们可能吗？几句话，把区位的优势讲清楚了。为什么汕头、珠海就比深圳落后呢，区位优势是其中一个原因。香港对深圳的辐射很大，谁离香港近，发展就快。

　　汕头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子才能迎头赶上？汕头这几年的掉队，这与信用搞砸有关。这是前几年的事了，偷税漏税，对经济的打击有多大呀，没人来做生意啊。汕头我去过几十次，我认为，汕头应该做侨字文章，这是汕头的优势，这是别人抢不去的，但这种优势也还只是一种外部的因素，要发展还是要靠内部，靠自己，靠内因。汕头没有什么资源，还是要抓住工业不放，大办工业，工业强市。贸易方面，我认为，汕头人的商业意识很浓，加上汕头人的文化素质高，这种优势还是要继续发挥。

　　记者：怎样评价整个特区对改革开放的贡献和作用？办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罗木生：广东的对外开放甚至于整个国家的对外开放是从特区开始的。我认为，从全国来讲，是改革在先。广东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对外开放的得益更大一些，对外开放带动了改革，改革又促进了对外开放。特区之所以能办成是由于引进了市场经济，它对全国的贡献也是在于引进市场经济。如蛇口工业区是搞得最早的，当时要解决的问题逼着它要改革，蛇口开始要建几个厂，征地就要突破原有的土地管理制度，工厂建起来后要招聘工人，劳动部门不可能为你安排，就要从社会招工，那就要打破原来劳动部门的规定，就要改革，工人要拿工资，当时我记得是外方给工人800港元，不得了啊。这就是改革。所以，广东就是先有开放，带动改革，然后改革又促进开放，很多观念的东西是逐步来的。如白天鹅宾馆，建成后第一天开放，谁都可以进来参观，第一天，草纸就被人偷了100多卷，有人说这不行啊，霍英东先生说，不就是丢了200块钱吗，让人认识有这样一个五星级宾馆，那才值钱啊。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特区是整个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突破口，一个先行点，特区的开放又是以深圳的蛇口工业区为开始的。

　　人物档案

　　罗木生，男，1946年10月生，江西省高安县人。1970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先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党刊编辑兼记者、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领导人秘书。1986年任广东省经济特区办公室处长，1995年1月任广东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广东经济特区办公室）副主任，2000年2月任广东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长期从事经济特区的调研、协调、服务工作，并致力于有关研究，先后发表有关经济特区对外开放研究文章50余篇，参加编写《当代中国的经济特区》、《当代中国的广东》等书，主编《广东省志·经济特区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