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伟人邓小平有相当长的时间征战在河南，在中原大地度过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军事生涯。建国后，他多次赴中原，亲自指导河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他的丰功伟绩与风范，深深地铭刻在河南人民心中。依托太行创建巩固根据地

　　抗战爆发后，邓小平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他和师长刘伯承率部深入敌后，以素称“天下之脊”的太行山为中心，在河南和邻省交界地区创建了太行、晋豫边（后划归太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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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开始积极反共，消极抗日。1940年2月，蒋介石调集大量兵力向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猖狂进攻。邓小平根据毛泽东“有理、有利、有节”的指示，两次亲赴国民党石友三的军部，当面揭露其假抗日真反共的阴谋，敦促其以民族利益为重，团结抗日。他和刘伯承率领根据地军民奋起反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取得了一系列反顽战役的胜利。3月，刘邓决定发起磁武涉林战役。研究作战计划时，邓小平说：“朱怀冰是进攻我们的急先锋，根据目前顽军的态度，我们的作战意图应该是集中主力歼灭朱怀冰部。”根据邓小平正确的指示，一二九师和地方党组织利用顽军内部的矛盾，对国民党孙殿英等部做了大量的工作，争取这支部队在战役中保持中立，使八路军能够集中三倍的优势兵力对付朱怀冰这股最顽固势力。

　　3月5日凌晨，邓小平亲赴前线指挥一二九师主力，以包抄穿插战术向朱怀冰部的巢穴发起了猛烈进攻。经过7小时激战，一二九师歼灭九十七军及其他游杂武装1万余人，反共先锋朱怀冰几乎全军覆没。磁武涉林战役标志着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反击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940年12月4日，邓小平和刘伯承率一二九师师部到达河南涉县（现属河北省）的赤岸村。在此前后长达4年多的时间里，邓小平在这个太行山区中的小山村，指挥晋冀鲁豫地区的抗日斗争。特别是1943年10月，刘伯承离开太行，赴延安学习，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独自挑起了领导华北敌后抗日的重任。他指挥晋冀鲁豫军民广泛实施游击战争，打退了日伪军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扫荡”。同时，领导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建党、建军、建政?熏开展整风、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巩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

　　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公然撕毁和平协议，调集30万兵力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挑起了全面内战。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政委邓小平和司令刘伯承决定出击陇海线，牵制国民党部队，掩护李先念率领的中原野战军向西突围。在邯郸以南的马头火车站，晋冀鲁豫野战军召开了誓师大会，邓小平站在小火车的车厢顶上，激昂地讲道：“蒋介石发动反人民内战，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我们一定能够打败蒋介石！”

　　在刘邓精心大胆的运筹下，1946年8月至1948年3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先后取得了陇海、滑县、豫皖边和豫北反击等战役的胜利，攻克了兰封、柘城、宁陵、濮阳、封丘等20多座县城，歼敌近10万人，基本摧毁了国民党联系东西战场枢纽地带的防御体系。千里跃进盘龙卧虎大别山

　　1947年夏，全国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把战略进攻的矛头指向中原，作出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部署，在华东、西北解放军牵制国民党军队的同时，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实施中央突破，强渡黄河向大别山跃进；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主力，在豫皖苏边区展开；陈赓、谢富治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挺进豫西。为了加强对夺取中原的统一领导，中共中央于5月16日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邓小平任书记。6月10日，邓小平、刘伯承在豫北汤阴县石林村（现属鹤壁市）召开了纵队以上指挥员20余人参加的军事会议。会议贯彻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的将战场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决策，对强渡黄河、跃进大别山的作战部署作了具体研究，明确了各纵队的作战任务。会后，晋冀鲁豫野战军加紧了南征的准备工作。邓小平亲自到豫北范县等地视察，最后把强渡黄河的地方选择在豫北濮县至山东东阿之间150公里的地段。6月30日午夜，晋冀鲁豫野战军突破黄河天堑，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战略进攻的序幕。

　　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后，邓小平、刘伯承根据形势果断决定，停止原来的休整计划，提前南进，挺进千里之外的大别山。随后，在国民党部队的围追堵截中，刘邓大军按计划跨过陇海铁路，涉过黄泛区，胜利渡过沙河，并撕破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火力防线，强行渡过汝河，准备征服最后的天险———淮河。

　　淮河是介于黄河和长江之间的一条最大的河系，由西向东贯穿河南南部与安徽全境。8月26日，刘邓大军进驻淮河北岸大埠口、王湾、新铺街一带。当时正值雨季，淮河水上涨，水流湍急，河面宽，无桥又无船，而敌人的追兵先头部队与我军仅距15公里。刘伯承、邓小平连夜召开紧急会议，邓小平提议：“伯承先过去指挥部队作战，我和李达留在这里，李达指挥部队过河，我指挥部队阻击尾追的敌人。”刘伯承果断地说：“政委说了就是决定，立即行动。”按照刘邓首长指示，部队立即行动。深夜，刘司令员在踩踏水情时，发现河水骤减，当即指示部队迅速徒涉。第二天，刘邓大军刚全部渡过淮河，上游就下来了洪峰，河水骤涨。敌人大股追兵到了河边，看着刚刚远去的刘邓大军，只好“望河兴叹”。过了淮河，刘邓大军胜利完成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

　　刘邓大军刚到大别山，尾追的国民党几十个旅尚在淮河以北，大别山国民党的力量空虚。刘伯承、邓小平抓住有利时机，运用毛泽东“分兵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原则，分遣各部队迅速向预定地点实施战略展开。

　　在实施战略展开的过程中，邓小平看到，部队虽然打了一些胜仗，建立了一些地方政权，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如部队情绪低落、对建立根据地的信心不足，等等。根据这种情况，邓小平在豫南光山县王大湾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会上，邓小平分析了部队进入大别山后的严峻形势及艰巨任务，总结了重建大别山根据地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邓小平严厉指出：“至今，我们仍然有一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对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战略意义认识不够，只看到局部困难，而看不到全国战局的变化，甚至不敢积极主动歼灭敌人，思想上存在着右倾情绪；有些指挥员打起仗来，左顾右盼，顾虑重重，走起路来像小脚女人一样迟缓，错过了歼敌的好机会。”邓小平平时虽然很严肃，不苟言笑，但很少板着面孔训人，像这样严厉的批评更是不多见。所以仅从邓小平讲话的语气和表情上，大家已感到问题的严重性。邓小平要求所有高级指挥员都必须带头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部队纪律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这次会议统一和提高了干部的思想认识，增强了斗志，为进一步歼灭敌人和巩固根据地提供了保证。

　　在和刘伯承共事的十多年里，每当遇到情况紧急不得不分开时，邓小平总是以自己年轻为由，坚持到最危险的地方。1947年12月10日夜，刘伯承、邓小平与刚到十余日的新任野战军副司令员李先念研究向外线实施战略展开计划时，邓小平对刘伯承说：“我到底比你年轻，我留在大别山指挥，你到淮北去指挥全局。”刘伯承不同意，邓小平说：“我是书记，是政委，这个事就这么定了。”邓小平十分清楚，主力部队分遣至桐柏、江汉、淮西后，留在大别山的部队只有3个纵队，而敌人的兵力却多达33个旅。在敌众我寡、兵力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坚持大别山的斗争将会越来越危险和困难，正因为如此，他才极力坚持让刘伯承到淮北，自己留在大别山。

　　面对敌人的疯狂围剿，邓小平和战士们一样风餐露宿，踏冰卧雪，与群众一起忍饥挨饿，共渡难关。宿营时，他点着松明研究敌情和工作。外面天气冷，室内比外面还要阴冷。警卫员拿点稻草想给首长烧堆火，烤烤手。邓小平说：“不用烤火，大家都过得去，我们怕什么。要知道，群众的一根草也是来之不易呀。”

　　邓小平领导坚守在大别山的部队，经过一个月的艰苦转战，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团队1．3万人，收复了十余座县城，取得了内线斗争的初步胜利。指挥三军逐鹿中原战淮海

　　1948年2月，刘邓大军经过内外线配合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大别山的“围剿”，同相继南下的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两路大军在中原地区呈“品”字形阵势，创建了中原解放区。为了粉碎中原国民党军队的防御体系，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邓小平率前方指挥所转出大别山与中原局机关和刘伯承所率领的部队在淮西胜利会合。

　　鉴于中原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为适应以后作战和建设中原解放区的需要，5月9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加强中原局的领导，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分别任中原局的第一、第二、第三书记；成立新的中原军区，将刘邓野战军和陈谢集团改编为中原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随后，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领导机关进驻豫西宝丰县赵关营北张庄村。

　　北张庄村南依土岭，北临小溪，环境幽静。邓小平居住的农舍，灯火经常彻夜不熄。他在这里先后撰写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和整党工作的指示》、《关于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等讲话稿和指示，正确地领导了中原新解放区的整党、新式整军、土改等工作。他和刘伯承在这里指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两支劲旅相互配合，发起皖东、开封、睢杞、襄樊等战役，共歼敌20万人以上，粉碎了国民党中原防御体系，取得了中原逐鹿的辉煌胜利。

　　邓小平来豫西后，环境的安定，使他有更充足的时间和条件全盘考虑新区土改政策和步骤等问题。他全面调查和认真分析、总结中原各解放区的土改情况后，在给毛泽东写的工作报告中提出，在新区马上动手分浮财、分土地都是不适宜的。党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动员群众支援革命战争上面。25日，中共中央发出《1948年的土改工作和整党工作》指示，向全党明确了上述意见。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6月6日，邓小平起草签发了《中原局关于执行中央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六六指示）。邓小平指出，由于我们以往在新区所犯急性病的错误，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全区应立即停止分土地、打土豪、分浮财、乱杀人等现象。他从控制区、游击区和新区等具体情况出发，提出了12条意见以调整各方面的工作。毛泽东对《六六指示》亲自进行了修改，增加了充分肯定中原解放区在战略进攻后所取得的伟大胜利的两段文字。毛泽东认为，中央的5月25日指示所规定的新区工作原则仍需具体化，而《六六指示》正好可以作为中央指示的补充说明。他指出：“中原局指示可以发给中原局以外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有了中原局这个文件，中央就不需要再发文件了。”中共中央5月25日指示和中原局《六六指示》的发表，标志着党的新区农村工作政策转变过程的完结，这与邓小平的实践和努力是分不开的。

　　1948年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科学地分析了战争形势，认为决战时机已经成熟，开始组织淮海战役。为了保证淮海战役的胜利进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决定不失时机地解放战略重镇郑州。

　　邓小平亲临前线指挥，10月23日20时，解放军全歼邙山头及黄河铁桥的守敌，郑州战役以歼敌1．1万人胜利宣告结束。郑州解放的第二天，开封守敌弃城东逃，开封二次解放。中共中央在贺电中称：中原三大名城均入人民解放军掌握，对于今后战局，极为有利。

　　10月26日，邓小平、陈毅率领中原野战军4个纵队从郑州出发，沿陇海路东进，奔赴淮海前线。为了统一指挥淮海战役，中共中央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总前委，统一指挥华东、中原两野战军。

　　12月31日，邓小平率总前委从安徽宿县到达豫东商丘以南十几公里处的张菜园，指挥淮海决战的第三阶段战役。1949年1月6日，邓小平指挥华东野战军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至10日下午，全歼杜聿明集团，击毙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俘虏杜聿明。至此，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中原决战———淮海战役宣告结束。淮海战役是大决战三大战役中唯一一场解放军在总兵力少于敌军的情况下进行的，60万战胜了80万。

　　1949年3月，邓小平赴西柏坡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后，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华东局第一书记。毛泽东亲自召集邓小平、陈毅等商讨渡江作战问题。与淮海战役时一样，毛泽东又一次亲口对邓小平说：“交给你指挥了。”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淮海战役总前委改称为渡江战役总前委，仍由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24日，邓小平率总前委和野战军指挥机关从商丘南下六安，结束了他在河南的征战生涯。视察中原指导致富奔小康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工作非常繁忙，但仍然惦念着中原这块他曾屡建战功的热土，八次亲临河南。在深入基层、指导工作中，他最为关注的是河南人民早日摆脱贫困，实现经济发展、生活富裕的小康社会。

　　1960年2月17日至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到郑州视察工作。先后视察了郑州纺织机械厂、郑州国棉四厂、管城区红旗人民公社、北郊人民公社、黄河花园口。邓小平在视察中边看边询问生产、生活中的问题。在视察郑州管城区时，他在关切地询问了解放后市民的生活状况和无业人员安置情况后说：“我们打倒了蒋介石，解放了全中国，人民翻了身，这仅仅是第一步，现在更重要的是让大家尽快地富起来，要多想富起来的办法。我国人多地广，不能光靠国家，你们下边要多想想办法。我们这次来，主要是寻求如何发展经济的办法，尤其是城市。”1961年3月1日，邓小平外出视察工作途经郑州，在火车站停留时，听取了河南省委领导同志的工作汇报。当时的河南是“三年困难时期”的重灾区，省委为恢复和发展生产，正在开展整风整社。邓小平指示说，战胜困难的关键在于调动积极性，一个是干部的积极性，一个是群众的积极性。整社中退赔一定要兑现，这样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对于干部的处理，宁肯不及，不要过，不要随便戴帽子。要多种蔬菜，多养猪，搞好群众生活。在谈到工业生产管理时，他说要派干部加强领导，把原来的好制度恢复起来。要制定合理的工资制度，认真搞好奖励，井下工作的奖励可以高于井上的。

　　会见后，邓小平乘火车来到了三门峡，并视察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当年第一个汛期的实践证明，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蓄水拦沙”的方案不周，以致渭水两岸农田被淹、盐碱地扩大。邓小平在北京知道这一情况后，亲赴陕西考察，讨论方案，改“蓄水拦沙”为“滞洪排沙”。1964年4月17日，邓小平再次亲赴三门峡视察，回京后指示水电部加快三门峡工程改建的速度。今天，已经历了40个春秋的“万里黄河第一坝”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仍在防洪、灌溉、发电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

　　1980年，农村改革大潮已在中原大地涌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又一次来到了河南。

　　7月22日晚，邓小平视察“二汽”后，乘专列向郑州方向奔来。一路上，邓小平最为关注的话题就是如何使中国农村尽快达到小康水平。23日清晨6时，邓小平乘坐的专列，沿着铁路专用线缓缓驶入郑州市区北面一个绿树环绕、环境幽静的大院，这里就是省委第三招待所。早饭后，河南省委几位负责同志向邓小平作了简要的工作汇报。邓小平听汇报后，作了重要指示：农村要发展，要注意两点，一是政策要正确，群众赞成联产责任制，政策威力大，有了正确的农村政策，可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二是科学种田，要抓种子，搞好种子公司，繁殖良种。上午10时左右，邓小平提出要去看看黄河花园口。他走下大堤，一直走到黄河主航道旁，仔细观看了黄河主流的流量，询问了黄河泥沙的情况和防止泥沙淤积的措施。返回住地的途中，邓小平说，维持黄河的现状，仍有相当大一部分地区和人口在特大洪水出现时有危险，因此，还是要搞小浪底水库，解决黄河中下游的汛期防洪问题。下午3时30分，邓小平乘专列离开郑州，北上返京。此后尽管邓小平同志直到逝世再没来过河南，但他的教导和关怀却永远留在河南人民心中，成为鼓舞河南人民实现中原崛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巨大动力。①6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资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