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治才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的改革理论思想深刻，内涵丰富，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其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改革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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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1978年10月，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就明确把实现四个现代化表述为“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并指出，“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这就指明了改革的客观必然性及其重大深刻的革命意义。

　　1984年，我国进入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阶段，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改革的必然性和伟大意义在实践中日益突出地显示出来。邓小平及时加以总结，上升到理论的高度。1984年10月，他指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1985年3月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986年4月重申“我们把改革当作是第二次革命”。1986年9月又说“现在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由此可见，改革是一场“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是邓小平的偶然的个别的提法，而是贯穿于邓小平改革理论中的一贯的基本指导思想。这个论断深刻揭示了我国改革的性质和伟大意义，是对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高度科学概括。

　　他还指出，改革是对传统体制的革命。改革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根本变革，而是为了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在此意义上，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二、关于改革的特点

　　改革是一项崭新的事业，是一个伟大的试验。这是邓小平对改革特点的形象概括。

　　为什么要强调“试验”二字呢？因为我们进行的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任何经验可供借鉴。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进行的改革是“革命”、“革命性的变革”，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体制。面对如此艰巨复杂的任务，只有通过“试验”，才能打开新局面，开辟新道路。

　　把“改革”喻为“一个大试验”，邓小平有过许多形象生动而又极为深刻的论述。比如，改革伊始，他强调“摸着石头过河”，告诉人们要敢于在改革的实践中大胆探索，在摸索中去探明道路。“走一步看一步，有不妥当的地方，改过来就是了”。又比如，他强调，“试验”必须要有一种敢冒风险、敢闯的精神。邓小平说，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当然，“闯”和“冒”要从实际出发，讲科学性。邓小平说，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看准了的”是前提条件，就是实事求是，注意科学性。改革开放的每一项重大决策和试验，事先都要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集思广益，进行反复的、严格科学的充分论证。在有了一定把握的基础上，就要大胆实施，所以胆子要大，步子一定要稳，工作一定要细，作风一定要实，切忌形式主义花架子。

　　三、关于改革的标准

　　1992年春，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的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他明确提出，判断改革得失成败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为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姓“资”姓“社”的束缚，迈开步子，大胆地闯，全面推进改革开放，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从上个世纪60年代的“猫论”，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生产力标准”，再到90年代初的“三个有利于”，邓小平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衡量改革和各方面工作最根本的是非标准，从其实质上看，是生产力标准的深化。因为“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指向性更加明确、结构性更加完整，更能反映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所谓指向性明确，是指“三个有利于”标准不是一般的讲生产力，而是具体指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这就从评价标准上规范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有助于消除人们的种种顾虑，统一思想，同心同德，全力深化改革。而结构性完整，则是指“三个有利于”标准将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列入了生产力标准，这就有助于克服人们的狭隘性，拓宽了生产力标准功能的范围，既注重经济、科技、教育，又注重国防、外交和资源、环境、生态；既注重物力因素，又注重人力因素，特别是人的素质。可以说，“三个有利于”标准是生产力标准的概括性总结。

　　四、关于改革的目标

　　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不仅倡导全党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开放并为改革开放提出了坚实而科学的理论依据，而且还明确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设计出了新经济体制和新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

　　我国的改革开放尽管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展开的，但在邓小平的

　　心目中，改革的大目标是十分明确的。改革之初，邓小平就高瞻远瞩地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并说“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就为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奠定了一个市场取向的目标。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邓小平力扫传统观念的障碍，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在全党逐步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江泽民同志于1992年6月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邓小平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市场化定位，以及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系统设计，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贡献。

　　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邓小平还明确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所应遵循的原则。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邓小平突出强调了如下几点：一是要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二是要迅速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三是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四是要为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长期稳定的政治环境。邓小平提出的上述要求，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建立起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同时，邓小平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和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要求，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的原则和方法：第一，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第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决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决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第三，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能用搞群众运动的办法。邓小平特别强调，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

　　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原则及方法从基本方向和指导方针上解决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究竟应当改什么和如何改的问题，从而保证了我们在改革过程中能够及时地、坚决地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两个方面的干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作者单位：省委讲师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