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予受理只能由法律规定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公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湛中乐

　　只有法律可以规定法院对什么案件不予受理，实际上，这个文件没有法律效力，正因为它与法律相抵触，所以也只能是内部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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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13类案件的共同特点是上诉方都是群体，而且大多为弱势群体，但不管有多少人，不管难度有多大，法院都应当以积极的态度去解决，不能因为棘手就逃避。法院作为化解纠纷矛盾的社会助推器，应当严格依法办事，在受理、审判的每一环节都体现出公正，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而不是剥夺公民的诉讼权。

　　广西高院的这种做法最终会导致信访风气的增长，将老百姓的事务都推到党政机关。原本老百姓就有这样的思维惯势，出了什么事都习惯找政府、找领导指示，而不去诉诸法律，从而走入误区，这是官本位思想的体现。要建设法治社会，就应当把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完全纳入法律轨道。

　　另外，我国法制还不健全，这也是此“内部文件”出台的一个原由。现在，很多事情法律解决不了，但这也不能成为法院逃避的理由。在相应法规缺失的背景下，法院可以根据法律的公平精神来创造判例，确定一些基本的原则。如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确立的比例原则，还有好几起大学生状告高校的案件，最终确立了保护学生的正当程序原则。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法院在这个过程中应当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发挥能动性，推动我国的法治进程。广西高院应当废除这个“内部通知”，而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地方人大，也应有所作为，有权要求广西高院改变这个不合理的规定。法院依法独立审判不应受到干扰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司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贺卫方

　　广西高院的这种做法在我国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无论是省级法院、最高法院，甚至一些地方的党委机构都下达过类似的规定，比如原先对待计划生育执行过程中的问题。

　　法院受理什么案件，只应根据三大诉讼法、还有相关明确的法律条文，惟一的考量是法律规定，它至高无上，而不是依据一个内部文件。

　　作为执行法律主体的法院更应当严格依法办事，但事实有时并不如此，就像前几年的在校大学生起诉母校案件，法庭明明已经判决，后来却又以不能受理此类案件自己驳回了自己。这是对公民诉讼权的不正当剥夺，法院不执法，令人感到相当震惊和遗憾。

　　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审判，本应排除一切干预，现在却有“13类案件”的不予受理，深刻反映出我国在向法治社会进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国外一些法治发达国家，法院的社会调整范围相当广泛，涉及的阶层从足球明星到国家总统，法庭的判决便是最终裁判，不再有其他改变的可能。而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法庭的作用和地位都在提升，但仍受到种种限制，与其应发挥的作用有很大距离。

　　因此，法院在社会生活中受到外部权力等因素的干扰，是这个“内部文件”出炉的深层原因。如果法院受理此类案件，判决最终往往也执行不下去，不如干脆就来个不予受理。出台这样一个内部通知，实际上是法院的自我保护之举，因此，必须改变目前我国法院在整个权力体系框架中的地位。

　　其次，便是由于我国现行的法律规范本身不清晰。法官不是根据法律，而是按照红头文件或内部指令审判，这对老百姓来说是不公平的。他们只能从在新华书店买来的一本法律书上，获得哪些案件能起诉、哪些不能起诉的信息，他们不知道，法庭却执行着一套不被外人知晓的“内部通知”，这是不规范的行为。在古代，只有统治者才能掌握法律，现代社会中法律应当公开，而至今我国的法律仍做不到公开和清晰，这是很可悲的。

　　法官惟一的上司是法律而不是其他，但目前，我国法院在审判时考虑的除了法律效果之外，还有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这使得法律本身变得模糊，让人觉得法院在审判中也是深一脚浅一脚，没有固定的标准。

　　这次事件凸显了我们时代演进中面临的问题，至于怎样改善，新闻及舆论监督是一个很好的手段，但对于单个事件的纠正远比不上整体反思的重要。法院之间没有行政隶属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国际刑法学协会中国分会主席 高铭暄

　　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它的下级法院之间，只在审判上存在上下级关系，并没有行政隶属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但在实际中，最高人民法院却有权力召开全国性的法院院长会议，因此，在这一方面其实是混乱而模糊的。广西高院本身无权对其以下各级法院作出行政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