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3月24日下午4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在傅玄杰的办公桌上响起。电话里，传来司法局负责同志的声音：南翔附近的铁路小站匡巷发生重大事故，一个乘坐此次列车的日本师生中国休假旅游团人员发生重大伤亡，要傅玄杰立刻设法到现场。

　　初春的傍晚格外寒冷，久雨的路基一片泥泞，惊人的惨祸，更令人揪心。没有人正式布置傅玄杰什么任务，但他明白，自己将参与此案的善后法律工作。于是，他开始收集、组

LG CDMA手机一元抢先拍 大奖新浪iGame免费抽 玉兰油欧莱雅等6折起 展示时尚,飞扬青春

合各种片段和零碎的情况和信息。

　　1988年5月26日，中国慰问团前往日本慰问伤员，傅玄杰作为首席法律顾问随团出访，任务是为谈判作准备。

　　当慰问团迈进设在高知县政府内的谈判会场时，看到日方完全是按照政府代表团的规格布置的：巨大的会场上摆着中日两国国旗，席位都是按官职大小依次排列。傅玄杰建议团长向日方提出，我们是民间谈判，其余铁道部、外交部及上海市外事办公室人员均为观察员坐在后席，希望日方也能作相应的安排。

　　日方一时难以理解，他们以为，中国是国家所有制，铁道部是国家机关，铁路局的行为自然是一种政府行为，赔偿也应属于国家赔偿，因此要求中方提供民间赔偿的依据。

　　傅玄杰早有准备，他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上面明确写着：企业依法取得法人资格，以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更有力的是，傅玄杰拿出了上海铁路局的企业登记执照。日方无言应对，只能重新排坐席。这实际上亦是对此案的性质作了判定和认同。

　　第一次谈判是当年6月18日，地点在日本东京。谈判中，重点是两个：适用哪国法律和赔偿金的确定。在适用法律问题上日方明显处于劣势，却又不肯让步，双方争执不休，谈判陷入僵局，不了了之。

　　第二次谈判在上海西郊宾馆举行。这次，日方不谈适用何种法律，只谈赔偿金。双方都作了让步，但能接受的数额仍相差数十倍之巨。日方律师情绪激动起来，突然站起来说：“你们中国人也太精明了！日本东京银座是世界上最贵的土地，但日本到中国来投资，地价比银座还贵。日本人到中国来，飞机票和酒店费用都加倍，而且到处要换兑换券，现在向你们索赔，却按中国人的待遇。中国人的门槛实在太精了！”

　　“中国人的门槛实在太精了！”这话深深地刺伤了傅玄杰的民族感情。他站起来说道：“我倒想请问，二战以后，当美国驻日统帅麦克阿瑟军队的吉普车在东京街头压死一个日本人，是按纽约的标准赔偿，还是按照东京的标准赔偿？”话音一落，全场鸦雀无声，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僵持。最后日方要求休会。

　　最后，历时一年，在共同努力下，双方终于达成一致意见，根据中国参加的航空赔偿《华沙条约》，确定了每个遇难者的赔偿金额为4万美元左右，大致是日方最初开价的十五分之一。摘自《开拓者的足迹———上海老律师风采》

　　郑颖（来源：劳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