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闻晨报》报道“靠自己一步步打拼出一片天地”成了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推行“干部打工改革”的思路。咸安区前任区委书记宋亚平说：“即使干部在皮鞋摊上擦皮鞋，坚持两年，也会体会到市场竞争的激烈。”

　　“干部打工”政策是：每月150元基本工资一次发清，两年时间自己闯荡，组织上不给联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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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工干部”在返乡后陆续担任要职，得到了民众的衷心拥戴，但很多干部提出希望延长“打工时间”。

　　咸安有关部门负责人说：“187个人才即使只有20个回来了，那么另外留下的160多个都将是我们招商引资的据点与窗口。”

　　刚踏上深圳的土地，南下打工的33岁咸安干部章翔感到胸闷，出门带的1000元钱必须撑到找到工作并领到薪水的那一天。接下来的10天，他精打细算地过日子，住10元店，一天只吃两顿饭，连买一张6元钱的地图还犹豫不决。

　　这一切，原县级区行政管理局办公室主任的章翔感觉像一场梦。

　　从2001年2月15日第一批187名“打工干部”出发，到今年2月第五批201名公务员开拔，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这个45万人口的县级区，共选派近千名干部和公务员前往沿海发达地区打工。

　　体会就业艰难“干部”不是求职法宝

　　2001年春节刚过，一位名叫杨海军的青年衣着整洁地坐上开往深圳的长途列车，成为返城打工潮中的一分子。几个钟头前，他还是湖北省咸安区的宣传干部。他如是记录了这段让他终身难忘旅程：“正是农民打工高峰期，火车上你挤我挤，几乎立足的位置都没有。过去在咸安当干部，每次出差，宁可推迟出差，也要把卧铺票弄到手。这次时间太紧，连一张硬座票也没弄到，硬是站了10多个小时，水喝不上，觉睡不成，连与人聊天的兴致都没有……”

　　27岁的杨海军抵达深圳后，在深圳的人才市场摊位上投放了自己的简历。在求职材料上，他写道：当过乡团委书记、办公室主任、乡办企业副总，还是区优秀青年干部。按他的想法，怎么也得弄个管理者的角色当当。但两星期后他没有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就连街头电线杆上的求职广告，也写着需要会电脑，英语四级以上，本科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他那时特别后悔一件事：镇里组织学习电脑时，自己仅仅走了个过场。

　　每天吃盒饭对付，口袋日渐“消瘦”，杨海军信心被消磨殆尽。最终他降低了期望值，花了60元的中介费换来了一次应试保安员的机会，可到了应试现场，考官见他长得帅气，竟然建议他做“公关先生”，他气得半天说不出话，要回材料，头也不回地走了。

　　半个月过后，杨海军终于接到了江门市华宁包装材料制品厂的电话，通知他去上班，杨海军鼻子一酸，泪刷刷地往下淌。打工期结束前，杨海军做到一家公司的工程部副经理。

　　成功者不想回乡 经历市场摔打

　　从2002年1月开始，打工干部陆续返乡任职，但是很多干部提出希望延长“打工时间”。截至2004年8月，有30多名公务员在经济发达地区找到了“更理想的位置”。

　　晨报记者拨通了在广东东莞某大集团人事中心经理万先智的电话，万先智原来是咸安区人才中心副主任。“这个跨越让人羡慕，但并不容易。”他感慨万千地告诉记者：“刚到这边的时候，朋友是有一些，但我没有找他们帮忙，自己到人才市场磨砺，碰了不少壁，如今自己终于能把握命运了。如今不是别人炒我，而是好多家公司争着要我……”

　　万先智刚到公司的时候，对电脑操作一窍不通，也不熟悉现代人事管理规程，只能一步步从头学起。“不学也不行，没有退路啊。”一天只睡4个小时，忙得两脚离地，这样的经历他在咸安从未有过。

　　他引用了一同南下打工的朋友的话形容当时的感受：“过去在咸安当干部，按部就班，工作漫不经心，没有半点危机感，办事磨磨蹭蹭，今天做不完，留到明天做。现在这个地方不同，竞争残酷啊。老板不养活闲人，市场不相信眼泪，干不了请走，没有情面可言。”

　　几个月过去后，事情变得顺手起来，万先智开始走上了人生的快车道，职位和薪水都往上猛蹿，他感到非常过瘾。

　　作为第一批南下公务员的一员，2002年打工期满后，42岁的万先智向单位多次要求延长锻炼时间，到现在他都没有回咸安的打算。

　　原来在咸安区只是一名普通公务员的张艳玲现在成了深圳友邦胶袋印刷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助理，两年时间，从一名统计文员到审计部主管，如今在总经理外出时，她要代理处理一个有4800名员工公司的日常事务；同样做公务员出身的郑祥盛则先后在深圳裕得利五金电镀厂、KC集团富隆公司、深圳环宇达电池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就职，他的履历表上已经多了“人事主任”、“公共事务主任”、“行政人事经理”等就职经验。

　　在异乡的成功，让一些干部有了新烦恼。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南下干部对晨报记者说：“原来区里的单位多次催我回去，但回去1000元不到的工资，让我怎么养家？老婆现在没工作，孩子大了要上大学。可是不回去吧，放弃了编制，连退休金都没有了……如果单位真要我回去，我真不知道咋办。”

　　对此，咸安有关部门负责人的话却很豁达：“也许咸安会因为这次尝试而失去一批人才。但我们想，187个人才即使只有20个回来了，那么另外留下的160多个都将是我们招商引资的据点与窗口。”

　　咸安思路干部走到市场和竞争前沿

　　在咸安的宣传材料上，在当地媒体的报道上，对此次改革的评价是：“默默无闻的咸安成为全省乃至全国颇有影响的试验田”、“咸安乡镇改革初现成效”……

　　咸安地理位置优越，自古便有“通黔粤之要途，为武鄂之屏”之称谓，京广铁路、107国道和京珠高速公路穿境而过，距长江潘家湾深水码头仅30公里，交通十分方便，历来是鄂东南的交通枢纽。

　　然而，在1999年当时区委书记宋亚平上任之时，这个县级区的经济裹足不前，是全省38个贫困县市之一：负债累累、机构臃肿、公务员数量惊人，还有3亿元的财政欠款待偿还……

　　曾在南方闯荡多年的宋亚平决心破釜沉舟式的改革。早些年，宋亚平曾经辞掉了省政府的公职，只身去南方当搬运工，后又在海南涉足金融领域，“靠自己一步步打拼出一片天地”成了他当初推行“干部打工改革”的思路。他认为，“即使在沿海地区当门卫三个月，也比不去强。”

　　在咸安还流传着一种说法，宋亚平是希望通过“干部打工”这种方式，甩掉公务员工资的大包袱，让咸安经济走上快车道。

　　（郭翔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