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中午，周介元在家里前后接了三四个电话，电话是朋友打来约他出去赌钱的，地点是苏州市东山宾馆，周介元先是犹豫，最后还是去了。

周介元像往常带着儿子周演君兜风一样，开着新买的本田车带上儿子赶往赌博的地点，想不到的是，这成了他与儿子的最后一次“兜风”，7天之后，周介元从苏州市第二看守所被送往医院，结果抢救无效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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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介元，42岁，苏州市吴中区胥口镇人，在17岁的儿子周演君眼里，周介元“在家没什么事可做，就喜欢赌赌钱，脑筋不怎么好，家人也不好说他”。

周演君回忆：“下午1点多钟，我和老爸赶到东山宾馆，当时已有两个人在楼下等老爸，老爸让我去喝饮料，他和那两个人就上楼了。”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周演君给“老爸”打电话，却一直没有人接，到楼上也没找到人，出来后，他看见宾馆门前来了很多警车，想“老爸”一定是被抓了。

或许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周介元在上楼前将车钥匙交给了儿子，看着警车一辆辆地开走，找不到“老爸”的周演君就给妈妈周霞萍打电话：“老爸被抓走了，你过来把车开回去吧。”

周演君说，当他妈妈周霞萍赶到东山宾馆拿到汽车钥匙准备开车时，被等候的“便衣”控制住，随后被带到另外的一辆车里开走了，自家的车也被“便衣”开走，再次见到“老爸”时，“老爸”已经“不行了”，后来听叔叔说“老爸”死了。

周演君还记得，他“老爸”当时穿了件有花纹的短袖衫，上楼赌钱时身上带了1万元左右，汽车里放有4万元，他说直到现在，“老爸”和他家的汽车就再也没见到过。

来自苏州市公安局对“周介元赌博案件”的口头通报表明：“8月14日下午1点多，苏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接到线索，会同吴中分局治安大队在东山宾馆例行治安检查，发现一房间里有23人在赌博，当场收缴现金近25万元。”

“他们刚才打我”

周霞萍说丈夫周介元出去赌钱的时候，她不在家，只知道丈夫带着儿子出去玩了，后来儿子打来三个电话，说周介元被“抓走”了，她闻讯后快速赶到东山宾馆。

“刚准备开走自家的本田，边上的车上下来两个“便衣”把我扭住了，后来又来了个女的要搜身，没办法被他们带上车，在车上接了儿子一个电话，被那个女的抢了手机，争执中，她就抓住我的头发打了我两巴掌，我和她吵了起来。”周霞萍仔细回忆着当时的情形。

被带到苏州市公安局治安二大队后，周霞萍说她看见丈夫周介元双手被铐在背后，周介元看到她说的第一句话是：“他们刚才打我，那个‘大块头’打我了。”随后有两个人架着周介元的胳膊往楼上拖，周介元嘴里嚷着：“我不上楼，上楼要打我的。”

周霞萍说她后来又被带到东山派出所，车子和钥匙都没有要到。

“周介元在车上就挨打了。”与周介元同时被抓的参与赌博者向记者透露，治安队的人进来后用手挨个打头，只把周介元一个人反铐起来，没出宾馆就开始打了，一个‘便衣’对周介元说：“你这张嘴不要再叫，我非整死你不可。”在车上，这个“便衣”从东山一路打到木渎，当时也有一位“便衣”劝说不要打了。

这位参与赌博者还讲述了自己被打的经过：“在一个房间里，一位‘便衣’先卡我的脖子，然后又叫来几个人，把我双手反铐起来，脸朝地面摁倒，从后面往上提铐子，还有人踢我的肋骨，一个年纪大一点的用刀鞘抽打我的脸。”

他说等他回到关押他们的大房间时，周介元已经在那儿了，脸上还是肿的，当天夜里，周介元被叫出去四五次，被叫出去做了些什么，他不知道，第二天上午9点交了“罚款”他就出去了，他说当时在场的人都清楚这样的经过。另一位参与赌博者讲述了相同的情况。

因“案件正处在调查中，不便接受采访”，相关情况没能得到来自苏州警方的正面回应。

“快点弄30万来”

根据周霞萍的讲述，15日凌晨1点半左右，周介元给家里打来电话说：“他们要罚30万，我说家里没钱。”凌晨4点多钟，周介元又给家里打电话：“他们要罚30万，你们想办法借钱。”天一亮周霞萍就找到丈夫的弟弟周戒元分头出去借钱。

上午回到家，周演君说“老爸”上午9点多钟又打来电话说：“要交30万才能赎人，快点弄30万来，对你妈说我在里面受不了了。”随后，周霞萍通过亲戚找到一位姓周的先生，希望通过他去治安大队找找关系。

“我还告诉周先生，让他告诉治安大队，我老公原有精神病，不能受刺激，希望能早点把他放出来。”周霞萍说，丈夫周介元患有精神病好多年了，每月都要给他配药。

当天下午，吴中分局治安大队一位姓张的给周霞萍打来电话，叫她把周介元的“精神病药”和衣服送过去，另外再交500元钱。周霞萍说当她将钱物送过去时，被要求在一张拘留证上签了名，并让她把钱物直接送到苏州市第二看守所，当时她并不知道周介元已被刑事拘留，并转往苏州市第二看守所关押。

周霞萍说她把钱物送到看守所时，还专门叮嘱了接待的人“周介元病重时只能吃三粒药，病轻时吃两粒。”但周霞萍提供的由第二看守所出具的收据中却没有“精神病药”的记载。

周霞萍和周先生一块去广济医院为周介元开了“证明”之后，于17日请了一位姓顾的律师写了“申请报告”，并从原医治医院复印了周介元的病历，赶到第二看守所进行“交涉”，“周先生”和顾律师与看守所“交涉”的结果是“最少要交15万才能放人”，但直到20日，周霞萍往返在公安局治安二大队、吴中分局和第二看守所之间送材料，有关方面也一再表示“既然是精神病人，肯定要放人的。”但前后忙了三天，人还是没有放出来。

20日下午，周霞萍等再次找到治安二大队长厉志祥。周霞萍说厉当时表示“15万少一分都不能放人，交掉钱，放人放车。”周霞萍提出先交10万，剩下的以车抵押，或打欠条，都被拒绝，陪同的周先生证实了这样的说法。

周霞萍说当时感觉办案人员一直在磨蹭，到下午4点多钟时却突然说“时间来不及了，明天吧”，问他第二天是双休日上不上班？他回答说：“我们可以加班。”

　“15万接个死人”

20日晚上7点多钟，周霞萍接到第二看守所打来的电话，要他们带钱赎人。周霞萍说当时一桌子吃饭的人都很高兴，就急忙往第二看守所赶，到了后，发现整个看守所只有前面办公楼的三楼有两间办公室亮着灯。

“当时看见一个人从亮灯的窗子伸出头来观望，我说是来接周介元的，他让我们进两个人上去，我们上去后，他说他是看守所的所长，他问周介元有没有病，我说有精神病，他让我再想想，我说还有胆结石，他却说周介元有糖尿病，而且很严重。”

周霞萍记得，跟随上楼的二哥当时就要看看周介元，被拒绝，要交钱接人，那位所长说要等“吴中分局的吴队长”来了才能办手续，吴来了之后，又等来两位送材料的年轻人。吴队长说：“本来包括‘保证金’要20万，反正你们也说好了，就15万吧。”周霞萍说：“他们几个人点完钱，办完手续，就带我们去领人。”

所谓的“赎人”其实是“取保候审”，吴中分局下发的《取保候审决定书》表明：“我局正在侦查周介元赌博案，因犯罪嫌疑人周介元的报捕证据不足……决定对其取保候审，交纳保证金5万元。”

“整个看守所黑压压的，大概距离有十几米的大铁门被打开，看见周介元被两个人架着胳膊拖出来，头垂在胸前，两只脚落在地上，跑上前一摸他右手，感觉僵硬冰凉，就吓得大哭大喊。”周霞萍说她当时已感觉到事情不妙。

跟在后面的周戒元就喊：“人被弄成这样了，我们还怎么领回家，你们要把钱退回来。”在周戒元一再坚持下，吴队长请示了一位“戴眼镜的领导”后，同意退回10万元“罚款”。

“这边正交涉，那边就听‘咣’的一声关上了门，不知什么时候，周介元已被人架到正好停在铁门旁边的面包车上带走了。”周戒元说事后才感觉“一切好像都是预谋好的。”

同去的周先生说他和很多亲友当时都在大门外边等着，他听见院子里“哇”的一声后，周霞萍和儿子、还有周介元的妹妹哭成一片。

周戒元说他找到那位“戴眼镜的领导”追问哥哥的情况，那位领导说“去抢救了，去红十字医院了(吴中人民医院)。”

“等我们赶到吴中人民医院，在急救室里看见周介元张着嘴，瞳孔散大，脸上已变色。等其他的亲属过来时，医务人员就把周介元往外抬，其中一个还提了一个盐水瓶，问他们往哪儿抬，他们说是‘转院’，就看见他们把人抬到急救车上，盐水瓶往里面一扔扭头就走，很显然当时人已经死了。”周戒元说，凑够15万，接出来的是个死人。吴中人民医院后来提供的病历表明，周介元死于当晚11点30分。

　“死者身上有伤”

当晚在吴中人民医院，运载周介元尸体的急救车遭到其亲属的拦截，从保留下来的录像资料显示，双方一度僵持到第二天天亮，后来警方强行驱散拦截的人。

周介元的亲属提出：一、把周介元死亡的事实写成一份书面材料交于其亲属；二、等司法鉴定程序完后，家属有权领取周介元的尸体。这样的要求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答复。

“后来由医院出了个‘死亡证明’，显示周介元的死亡原因是糖尿病，我就质问那个医生，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检查出死亡原因，她低着头一直不作声。”周戒元说他当时没有拿这张“死亡证明”。周介元的家属始终坚称周介元没有糖尿病。

周介元的亲属对现场进行了录像，相关画面显示周介元的尸体上有伤痕，后来院方出具的病历也表明周介元“胸腹部见条块状擦伤及软组织挫伤痕”。

吴中人民医院的《急诊病人登记簿》上有着周介元20日先后两次前往抢救的记载，时间分别是下午4点和晚上10点52分，病人送到时的初步诊断均为“休克”状态。周介元在该医院的病历上也有相符的内容记载。

周介元的病历还显示，在从当天下午4点到晚上10点52分的两次抢救过程中的诊断来自于三位医生，其中一位陆医生在周介元的病历中记载“有糖尿病史”。

吴中人民医院医务科的相关人士分析，医生对类似情况作出这样的诊断一般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病人自己说，另一种是病人的陪同人员介绍，综合周介元当时的情况来看，周介元有“糖尿病史”这样的情况应该是有人提供的。

当天下午4点30分，另一位徐医生诊断结论的部分内容是：“沈主任看过病人，考虑为糖尿病，高钙状态，病人病情较前好转，派出所同志要求带犯人回去处理。”

随后的晚上10点55分，同是这位徐医生接诊：“约半小时前陪同人员发现病人无反应，呼之不应。查体：神志不清，双侧瞳孔散大，呼吸音消失，大动脉搏动消失。”

该医院的相关人士介绍，死亡病人的病历要经过医院的讨论，然后存放于病历库，他解释周介元的病历之所以存放于医务科是因为这份病历比较特别，由急救室主任拿到医务科保管了，他透露，在25日上午有关部门的人也来查看并复印了病历。

“调查在进行中”

24日下午，由苏州市政法委牵头，有苏州市纪检委监察局、苏州市检察院相关人员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召集苏州市公安局相关人士及周介元家属开了“调查情况通报会”。

会上，苏州市公安局的相关人士口头通报，“周介元赌博案件”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使用法律适当，程序合法，周介元涉嫌赌资31万元，依法对其采取刑事拘留的措施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查当中，目前尚未结案。

这位人士在通报中重点提到：“我们最担心的也是最关切的就是在办案当中，我们执法人员有没有刑讯逼供，我们围绕这个环节进行了侦查调查，通过对办案人员、涉嫌赌博犯罪嫌疑人，包括关押在同监室的人员调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没有刑讯逼供的情况，也没有发生同监室人员对其体罚的情况。”

该人士在近20分钟的口头通报中，还讲述了对周介元两次抢救的经过，言明周介元的死亡与糖尿病有关，“当然也不排除有其他病因致死的可能。”他还披露，周介元有自虐行为发生，为安全起见，看押人员给他戴上了刑具，周介元在看守所共有7顿饭没吃。

苏州市公安局的相关人士表示局领导很重视，市公安局内部及时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口头通报”是经过初步调查后作出的，相关细节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他说市局领导态度鲜明，在调查中如发现有办案人员违法乱纪的情况，坚决查处，决不袒护，接受市里“联合调查组”的调查和死者家属的监督。

苏州市公安局治安二大队队长厉志祥表示，自己目前也是被调查的对象，因为有纪律，对于案件本身的事情不便接受媒体采访，对于周介元的死亡，他表示尽快进行尸检比较好，他认为医院的病历只是从病理上提供参考依据，还是法医鉴定最有权威性，才能说明问题。

苏州市公安局政治部宣传处奚副处长介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相关的文字材料要等调查结论出来后才能向媒体公布，根据规定相关当事人不便接受媒体采访。

然而对于来自苏州警方的“通报”，周介元的家属表示不能认同。

周霞萍的委托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第十条明文规定，精神病患者不得收押，在周被关押的次日有关方面已知道其曾患有精神病，并看到了医院的证明，并明确要求家属送去药物，为何还要关押？

“直到20日下午，周介元在第一次被抢救时已处于‘休克’状态，他们还在坚持‘少一分钱就不放人’，当天晚上他们可能早就知道人已死了，但还‘例行程序’地数完钱，是执法还是要钱？”周戒元说他这样的疑问目前还没有得到让他信服的解释，他说“调查结果”能让他有百分之六十的满意度就安心了，他们不想添乱。

周介元的亲属表示，在他们与相关部门“交涉”期间，没有人向他们反馈周介元的身体状况，包括周介元在20日下午4点钟已被送往医院抢救过这样的事实也只是在事后才知道，他们很悲愤，他们要求所有的调查透明，他们说只有透明的调查才能打消心头的疑问，否则他们不甘心。

26日下午，周霞萍向苏州市检察院提交了《关于对周介元尸检问题的意见》，她在“意见”上要求“尸检”时要有媒体监督，允许现场拍照摄像，一次提取的两份尸检物，相互签名封口以确保公正性等五条意见，但被有关部门以“没有法律依据”给予回绝。

失去亲人的周家沉浸在哀痛之中，周戒元说只有及时公正的调查才能让家人获得安慰，他说他心里压抑得难受。

17岁的周演君说：“听叔叔说‘老爸’已经死了，又黑又瘦，身上还有伤痕，手都铐起来了，他们怎么还能……”

周霞萍说：“周介元犯法，但罪不该死，抓进去时白白胖胖的，关了几天就这么死了，这样怎么能行呢？人死得怎能不明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