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试士的沉痛历史教训值得记取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02日07:54 湖南在线-湖南日报

　　刘正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清王朝主要通过外购加上自造，海军实力本已远远超过日本，雄居亚洲第一位，世界第六位，北洋舰队却在海战中全军覆没，最终丧权辱国，签订了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赔偿2万万两白银给日本的《马关条约》，举国为之震动。当时的改良派领袖康有为乃于1898年秋发动戊戌维新，谋求变法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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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废八股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我通过查阅一些有关史料，联想到治理当前在我国基础教育中相当普遍存在的“应试教育”顽症，深感八股试士取士的沉痛历史教训值得深刻记取。

　　八股试士取士的清规戒律及其祸国殃民的恶果

　　八股试士取士制度始行于明而盛于清，规矩十分死板。考题主要摘自《四书》、《五经》中的词句；论文释义必须以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书为依据，按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的格式写，后四段必须各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称“八股文”。考生对这些清规戒律不得越雷池一步，不许独立思考，否则就是违禁。这就使全国几乎所有的读书人从童年开始就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孔孟书，甚至皓首穷经，直到老死。至于当时属于先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科学技术，更被斥而不问。这种僵化的教育和考试制度培养选拔出来的官吏，都会背诵经书，吟诗作赋，唯独不会革新体制、富国强兵。这在明朝虽已产生严重危害，但尚可闭关自守。到了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就屡败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使本来属于世界发达国家的中华文明古国，沦为了任人宰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

　　康有为和梁启超提出的尖锐批判

　　康有为在给光绪的《请废八股试贴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强烈要求将试士取士改用策论（即评论时事提出对策），冀养人才，以为国用，并痛切鞭挞了八股试士取士的极大危害：

　　一是致举国士子于呆钻经书、无视学以致用的死胡同。他说：“盖以功令所垂，解义只尊朱子”，“故令诸生荒弃群经，惟读《四书》，谢绝学问，惟事八股”；“虽有问策五道，皆依题空对”，“试问工之何益？”

　　二是使大小官吏厚古薄今、愚昧昏庸。他说，凡中举之人只要“八股精通，楷法圆美，即可为巍科进士，翰苑清才，而竟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瞪目，不知何语矣。”而“博学方闻之士，文章雅尔”，却由于“援引今故，旁及异域，则以犯功令而黜落之。”

　　三是将参加县试落榜的广大读书人置于“无才无用、盲聋老死”之地。他说：“童生者，士之初基”，而按当时全国童生能录取为秀才者百中仅一，假三十年之通，即有三百万童生考而不中。接着十分愤慨地指出：“夫以总角至壮至老，实为最有用之年华，最可用之精力。假以从事科学，讲求政艺，则三百万之人才，足以当荷兰、瑞典、丹麦、瑞士之民数矣，以为国用，何求不得，何事不成！”而实行八股试士取士，“乃以三百万可用之精力、人才、月日，勾心斗角，敝精费神，举而投之枯困搭截文法之中，徒令其不识不知，无才无用，盲聋老死，是比白起之坑长平赵卒四十万尚十倍之。其立法之谬异，流弊之奇骇，诚古今所未闻，而外人所尤怪诧者矣。”

　　四是投全国人于愚盲。他说：“今者，万国交通，以文学政艺相竞，少不若人，败也随之。”而“童生者，全国人之蒙师也。师之愚陋盲瞽既极，则全国人之闭塞愚盲益甚，何以为国？”

　　康有为的结论是：“然则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惟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才之道多端，莫急于改科举。今学校未成，科举之法未能骤废，则莫先于废八股矣。”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则痛心疾首地指出：“况士也者，又农工商贾妇孺之所瞻仰而则效也。士既为是，则举国之民从而化之，民之愚、国之弱皆由于此。昔人谓八股之害甚于焚书坑儒，实非过激之言也。故深知中国实情者，莫不谓八股为致弱之根源。”由于康、梁主张的是改良主义，没有从根本上去触动清王朝的皇权专制制度及其腐败统治，而是把割地败兵全归罪于八股文，这有些片面，但他们对八股试士取士祸国殃民的揭露则是千真万确的。

　　当前存在的“应试教育”偏向亟需纠正

　　康有为递交奏折后，光绪即下令废止八股，改试策论。由于百日维新失败，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又恢复了原制，直到八国联军入侵后才于1906年在全国改行学校教育。尽管5年后清王朝就被推翻了，但从明初到清末实施达500多年之久的八股试士取士制度的毒害，是不会因清王朝的覆灭而泯灭的。因此，李大钊于1919年在《新生活》第10期就发表了《应考的遗传性》一文，对它的流毒作了由表及里的透彻批判。他说：“中国人有一种遗传性，就是应考的遗传性。什么运动，什么文学，什么制度，什么事业，都带着些应考的性质，就是迎合当时主考的意旨，说些不是发自本心的话。甚至把时代思潮、文化运动、社会心理，都看作主考一样，所说的话、作的文，都是揣摩主考的一种墨卷，与他的实际生活不发生关系。是甚么残酷的制度，把我们的民族性弄得这么不自然！”联想到当今我们不少地方和学校所存在的为应试而教、为应试而学的严重弊端，应当说李大钊的话在今天仍是具有强烈警世意义的。

　　当然，明清王朝实行八股试士取士是为了奴化人民，维护皇权专制统治；我们举办教育则是为了培养既具有现代知识、又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四有”人才，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者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而且自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已取得了飞速发展的巨大成就，这更是十分可喜的。现在的问题是，我国的各类教育、尤其是作为科教兴国奠基工程的中小学教育的质量亟待提高。尽管近些年来有些地方和学校在实施素质教育方面已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和经验，但不少地方、不少中小学尤其是普通中学仍长期存在着把教育的目的扭曲为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应试教育”偏向，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即使考上大学，也将制约高等教育的质量，他们在将来究竟能不能担负好全面奔小康乃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能不能使我国立于不败之地？很值得深思。

　　这种“应试教育”偏向表现在：重少数重点中学，轻一般学校特别是薄弱学校；重智育，轻德育，忽视公民教育；重灌输书本知识和提高学生的应试能力，轻课外有益活动，轻培养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重考分高的学生，轻考分低的学生；把繁重的高中三年课程压缩在两年多一点时间教完，挤出时间备考；由于每年的中考和高考究竟要考些什么，事先无人知道，于是学校就组织教师揣摩以往的试卷滥行猜题，组织学生加班加点进行频繁的模拟考试；社会上的商人和所谓专家也趋利而生，编印大量应试辅导书籍，使之成为一大热门行业；尤其是把考试成绩和升学率的高低作为评定学校与教师奖惩的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依据等等。这就导致了普通中学教育的畸形发展，使学生从清晨到深夜专心攻读应试书，成天忙于背书、习题、考试，不堪重负，无暇对所学的知识加深理解，更无暇阅读课外书报、接触社会、联系实际进行思考创新。结果，虽然学生掌握的电脑等现代科技知识比过去强，但这种“应试教育”偏向却在把教育异化为训练，把学生强化训练成书本的奴隶、应付考试的词典，而不是培育成知识的主人、勇于探索进取的后备人才，使不少学生思想僵化闭塞，高分低能，不关心国家大事，缺乏远大理想，对外不会交往，身心素质脆弱。这是违背党的教育方针和教育规律的，而且在忽视学以致用和压抑学生个性特长及其创新潜能方面，实质上是在重蹈八股试士的覆辙。这决不是危言耸听，现在不少普通中学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甚至有的城区小学还发展到对一年级学生每天发给家庭作业表，到了一年二期还由区教育局统一命题，组织语数外的期终会考，使本应活泼成长的青少年学生惶惶不可终日，实在令人忧虑。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吸取八股试士的沉痛历史教训，重温李大钊的深刻批判，创造性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各项决定，高质量办好教育事业。

　　在中小学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要做的工作很多，包括进一步深化课程和教材改革、发展职业教育、提高教师队伍素质、优化教学实验设施、改革人事制度等。当前最迫切的则是要解决好以下问题：

　　首要的是进一步端正中小学的办学指导思想。要深刻领会中央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和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示精神，明确基础教育的根本任务应该是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合格公民。为此，中小学必须根据人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实施素质教育，即在教育全体学生掌握必要基础知识和公民行为准则的基础上，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个性特长，着力提高综合素质，使学生学会求知、学会做人、学会生活、学会对外交往、学会强健体魄、学会求索进取。实施素质教育固然也要适当运用考试去检验学习，激励学生提高综合素质，但无论如何不应把滥行猜题、准备应付中考和高考作为中学阶段六年教育工作的中心和目的。普通中学则还要担负好两项具体任务，既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新生，又为现代化建设培养包括高素质劳动者在内的各种后备人才，为加快当地经济发展出力。至于提高升学率，则应该是实施素质教育、水到渠成的结果之一。而且随着考试评价制度改革的深化，也只有坚持把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了，升学率才能提高，不能升学的学生才能比较顺畅地进入社会早日就业、成才，为建设事业作出贡献。“应试教育”的谬误恰恰就出在与基础教育的根本任务背道而驰，并把应该担负好的两项具体任务变成了单纯追求升学率。据此，亟需进一步深入思想发动，包括在报刊上认真组织讨论，发动群众多提合理化建议，使广大教育工作者乃至全社会深刻认识改革“应试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改变单纯注重对学生填鸭式灌输和垒积书本知识的陈旧教育观念，立足于多出人才和出好人才，在中小学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而且要进一步改进和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很重要的一环也在于此。

　　其二是制订相应法规，加强依法治校。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应试教育”不改，素质教育难兴。这是因为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产生和长期得不到有效纠正，是由于存在旧的教育观念、教学陋习惯性、特别是经济利益驱动的阻挠。事实上，现在越是靠热衷于“应试教育”赢得高升学率的重点学校，就越被赞许为名牌学校，得到的经济利益就越大；许多一般学校为了争得生源，也在“应试教育”上下功夫。俗话说，万丈高楼从地起，基础不牢就会地动山摇。为改变上述状况，首先是各级领导和教育工作者都要为亿万中小学生健康活泼成长和民族振兴的大局着想，排除杂念，树立高质量办好教育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同时必须实行依法治校，使违禁者不敢违禁。否则，“应试教育”是不会自动退出舞台的。对此，1996年3月17日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这一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已明确规定：为了实现科教兴国战略，必须“积极推进教学改革，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据此，建议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对治理“应试教育”顽症作出规定，下达各地各学校做到令行禁止。还建议全国人大修订《教育法》，把深化教育改革包括改革“应试教育”、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办学方针补充进去，以加强依法治校。

　　其三是进一步改革高考命题和考试评价体系。虽然高等院校在今后还将根据需要与可能扩大招生，但高考的激烈竞争仍将长期存在。因此，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改革高考的命题设置与内容，力求在对考生的基础知识作出必要测试的基础上，加大对应用能力和创新精神的测试分量，把高考的激烈竞争转化为素质教育的动力源，使高考既有利于高校招收到合格新生，又成为引导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得力指挥棒。今后还要加强调查研究和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构建和试行高考招生的综合评价体系，以解决目前单纯以笔试成绩作为招生依据的缺陷；并在现阶段推行全国统一高考分省命题的基础上，适时进行高校自主招生试点，将来待经验成熟后再逐步推广。

　　其四是深入办点，推动全盘。深化教育改革的任务既很复杂，又很艰巨。这就需要发扬优良传统，改变一般化号召的工作作风，认真总结推广已有的成功经验，并实行领导挂帅、组织力量层层办好教改联系点，尤其要把重点中学办成名副其实的实施素质教育的示范学校。通过重点突破，以点带面，破旧创新，开拓前进，使中小学早日走出“素质教育喊得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抓得扎扎实实”的困境。

　　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不可能一蹴而就。但现在人们强烈要求坚决纠正“应试教育”偏向，这不是寄望过急过高，而是亟需解决的问题，抓得紧与不紧、严与不严大不一样。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可以预见，只要领导高度重视，下决心真抓实干，通过不断改革创新，努力提高中小学的教育质量，再加上抓好高校教改，我国的整个教育事业必将加快实现高质量的良性循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