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常委会作为法定议事的一种形式，实际上是人民行使当家做主权利的具体体现。人大及其常委会如何加强对国家机关权力的监督？昨天，在南京市人大工作专题理论研讨会上，市区县的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言辞激烈地进行了一番自身剖析。
“权力异化”暴露监督乏力
南京市人大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熊梅生认为，对拥有强制性、权威性等特征的公共权力不加限制，它无疑会变异腐化。而现在存在“权力异化”这一严峻的现实问题。问题之一是“权力腐败”，一些“高官”利用权钱交易，有的“法官”成为犯罪分子的“保护神”，一些反贪局长成了贪得无厌的罪犯。问题之二是“权力滥用”，“嘉禾事件”就是一例典型，一些地方政府及其政府部门，不是依法行政，为了彰显“政绩”，大搞误国殃民的“形象工程”；为了局部利益，大搞地方保护主义；为了眼前利益，不惜干贻害子孙万代的蠢事；为了部门利益，滥设行政审批，巧立名目敛财；为了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造成国家重大损失。问题之三是“权力不作为”，如阜阳毒奶粉事件，“行政不作为”是对人民赋予的权力的亵渎，从某种意义上说同样是对人民犯罪。人大及其常委会对这种该而不作为的失责、亵渎行为不加监督，不予问责，无疑是严重的失职。问题之四是“权力失信”。现在某些地方政府视“承诺”为“儿戏”，言而无信，失信于民。
用质询权加强监督
南京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顾善祥、市委党校科社部副主任孔祥林对提高常委会质量提出了建议。包括：提高调查视察工作实效。调查报告尽量做到少讲成绩、多摆问题，针对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提出积极的、有分量的改进意见和建议；注重工作手段的配套协调。搞好辩论制度，常委会会议期间应规定专门的询问时间，让政府官员回答委员的问题，必要时要使用原先很少使用或根本不用的质询职权，加强对国家机关的监督。提出质询案后，对于“一府两院”的答复不满意的予以驳回并要求重新答复，这在客观上给其他国家机关施加了不断改进工作的压力。针对常委会组成人员中属于某种照顾意义上的委员占一定比例、大多数不驻会人员只能把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作为“第二职业”的问题，不断改善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和专业结构，提高专职委员的比例，吸纳参政议政能力强的同志进入常委会，逐步降低由党政岗位退下来的同志担任各级人大常委会领导职务的比例。对于因本单位工作需要不能集中精力履行常委会委员职责的，应建立辞职制度。周荃 赵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