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为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采取的重大举措，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必然要求，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首要任务，是党最根本的思想建设。实施这一工程，要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研究重点，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教材建设中，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
。力争用十年左右时间，形成充分反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形成一支老中青三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骨干队伍。———摘自李长春同志2004年8月21日《在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
崔同：今年，党中央提出，要组织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你参加这项工程了吗？杨金海：我有幸参加了这项工程，也出席了中央就实施这项理论工程而召开的工作会议，受到了胡锦涛总书记的亲切接见，聆听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听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我的一个突出感觉是，中央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在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中国先进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作为理论研究工作者，我们应该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马克思主义的作用给予足够认识。
我们现在的概念（话语）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概念为核心的体系，它是共产党建立的崔同：请你详细谈一谈，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在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中国先进文化建设当中的重要作用？杨金海：100多年来，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五四”运动之前，我们的语言是文言文，而我们的思想基础、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呢？是以儒学为核心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过很重要的作用，但到近代逐渐衰落。真正转变这个思想体系，是从“五四”运动开始，而在“五四”运动时期，又主要是从对马克思主义的翻译、传播、研究开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和马克思主义的翻译、传播和研究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当中，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崔同：当今西方学术界有一个很时髦、很重要的词叫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是“话语”的意思。围绕这个词，还形成了一种新理论，叫做“话语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归根到底是由话语决定的，谁掌握了话语领导权，谁就掌握了文化领导权。杨金海：是的。“话语”这个词，用我们通常的说法，指的就是概念体系。我们现在的概念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概念为核心的体系。这套体系是共产党建立的，不是国民党建立的。现在，学术界有人只看到国民党时期有很多人为中国文化的建设做出过贡献，可他没有想一想，我们现在所用的概念（话语）体系基本上是由共产党建立起来的，主要是通过翻译马列著作而来的。这方面，中央编译局最有发言权。我们编译局的老顾问何锡麟同志是从延安过来的，我曾经专门就这个问题请教过他。我问他，当时国民党究竟在翻译马列著作方面、在建立现代话语体系方面做过什么？他说，在系统翻译马列著作方面，国民党确实没有发言权，他本来就反对这个东西，即使有些学者在做，也是零零星星地翻译一些，没有像我们党把它作为指导思想来系统研究、翻译。所以，大家可以看出，现在台湾的话语体系是非常不完整的，文化殖民主义的色彩非常浓，既有中国古典的东西，又有西方生搬硬套的东西，还有自己生造的东西，非常散，不成体系。即使是某些学术概念或人名地名，译法和用法都不太统一，各人有各人的表述。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的现代化很难顺利实现。我想，有良心的中国人，有良心的中国学者，都能认识到这一点。
马克思主义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化体系的建立至少有5个层面的作用，不然我们的思维、文化、生活不会像今天这样具有时代性和现代性崔同：今年5月，你在一次报告会上说：近100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化体系的建立起了很大作用，至少有5个层面的作用。你能详细谈谈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化有哪5个层面的作用吗？杨金海：可以。第一是哲学观层面。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中国人的整个哲学思维方式发生了变化，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也就是我们心目中的整个世界图景都发生了变化，这在“五四”运动以前是没有的。因为现在这已经成为常识，所以一些人不以为然，甚至淡忘了它的存在。其实，你想一想，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人的思想中有什么东西？我们的哲学观、历史观是什么？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什么？可以说，现代性的东西很少。只是在马克思主义进来之后，我们才知道了许多现代哲学知识，知道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等等。今天有人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实这个学问对开阔我们的视野，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一门开大智慧的学问啊，不要轻易丢掉它。第二是哲学社会科学层面。你知道，现在我们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很多具体学科，包括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等，这些社会科学门类以及它们所组成的学科体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没有很多理论界的翻译家、学者的工作，我们这个学科体系建立不起来。第三是大众文化层面。可以说，我们今天的新闻、出版等，也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第四是日常生活层面。我们现在的生产生活方式，包括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日常生活，包括许多节日如“三八”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六一”国际儿童节、“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等，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五四”运动之前，我们只有传统的节日，没有这些节日。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我们现在的生活完全是另一种景象。第五是文化的最表层，也就是在日常语言方面。我们的很多日常用语，跟日常生活直接联系，如“少先队员”、“党员”、“干部”、“群众”、“同志”、“传统文化”、“现代化”等等，也都直接或间接地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联系。没有这些东西，我们的语言、生活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具有时代性和现代性。崔同：听你这么一说，我更深切地感到，马克思主义离我们并不远，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只要仔细想一下，谁都会发现，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化的核心，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这个东西你抹是抹不掉的。杨金海：有些学者缺乏真正的学术良心，写中国20世纪思想史，竟然不愿意提马克思主义，有的学者把马克思主义放在激进主义里面来介绍，我觉得作为一名学者，缺乏起码的学术良心。20世纪中国思想发展非常快，非常复杂，固然有很多学派，但马克思主义在各种思潮里面是主流，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作为理论工作者，必须高扬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尽我们自己的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唯有中国化了的、与中国广大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息息相关的、中国人喜闻乐见的马克思主义，才能解决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才有资格担当新世纪中华民族精神支柱的历史使命。
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到教材建设、学科建设、队伍建设，来一个更新崔同：现在普遍存在一种情况，那就是在有的大学、在社会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杨金海：的确存在这种情况。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有一点需要理论工作者认真反思，就是我们的理论从书本上拿来的太多，从实际生活中升华来的太少；旧东西太多，新东西太少。在中央理论工程工作会议上，很多人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在理论上突破原来的一些讲法，是非常重要的，这就需要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崔同：目前比较一致的认识是，建国已经50多年了，改革开放也20多年了，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在上个世纪50年代，苏联曾逐步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我们后来的理论体系和教材体系都是在苏联的基础上搞起来的，比如我们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这种做法在很长时间内起了积极作用，但消极作用也很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旧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新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又没有形成，严重影响了实践的发展。在新世纪新阶段，在我国社会迈向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理论发展的这种滞后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杨金海：中央实施这项理论工程，我想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以我们今天的实际生活为基础，以人为本，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建设新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到教材建设、学科建设、队伍建设，来一个彻底的更新，使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基础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在新世纪展现出全新的面貌，使思想理论建设与日新月异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相适应，成为引领社会全面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同时，要培养一代热爱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新人，为新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立强大的理论基础和人才基础。崔同：这应当说是广大理论工作者的神圣使命，也是我们报纸理论宣传工作者的历史使命。我们能赶上这样一个时代，能赶上中央实施这项理论工程，是值得庆幸的事情。⑦5杨金海，河南安阳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秘书长、研究员，兼任《国外理论动态》杂志副主编、《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社社长、《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社社长。独著与合著的学术著作有：《人的存在论》、《重读〈共产党宣言〉》、《哲学方法论纲》、《系统哲学》、《主体性和哲学基本问题》等；作为主要撰稿人，创作了理论电视片《共产党宣言》（上、下集）；主持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崔同，本报理论评论部主任。
